黑道流氓的苦惱

 昨日，一位朋友S私訊向我小小抱怨：你寫的文章，太嚴肅太正經了，給別人很大的壓力。就我觀察，你（臉書）的點閱率和按讚數很低，還輸我這種文壇外圍的中年大叔呢！我理解他的憤怒，但我是鐵牛性格，絕不會因點閱率寥寥無幾，就轉向華麗的喧囂。首先，我不當網紅，只為自己寫作，以文會友，不太考量閱讀市場。其次，我把臉書當成發表園地，而非社交工具，想看就留下來，不想看就解除交友走人，我一點都不在乎。稍後，他感受到我不改其志，於是用和善的口氣說：你除了介紹那些硬梆梆的東西之外，難道沒有很有趣的事物嗎？例如，介紹春宮畫、獵奇外傳、流氓組織等等，這些事情寫出來，以後結集成冊，絕對比你目前所寫的大為暢銷。我說，我很早就想過這個問題，不過幾經思考，我不想肌肉下垂嚴重，還在夜市表演鋼管舞！總歸一句，我依然感謝這位朋友的好意，他不使邪招不跟我說假話。所以，基於這份友情，我決定為他講個有關流氓的趣聞。 

這是真實的事情。我一位遠房的表姊說，大約二十年前，她在新店某小小建案當房屋銷售員（規模很小，只有兩名銷售員），剛開始，真的是日日好日，連流浪的蚊子都不來侵擾。不過，該來的恐懼終於來了。某日中午，一個自稱黑道的中年男子來到了工地，手上提著鼓脹的紙袋，看到她們二人劈開便說：喂，大姊，你捧個場，買點茶葉吧。正宗大禹嶺高山茶，我算你便宜，一罐一萬（元），這裡有六罐，算你五萬（元）就好！我這位表姊社會歷練不深，遇到這種場面，不知如何處置，更糟糕的是，工地主任又下落不明。片刻後，她向黑道大哥表示，她體質很敏感，患有嚴重的睡眠障礙，絕不能喝茶，喝了會更睡不著，一個人睡不著的話，就容易走極端。黑道大哥聽得滿頭霧水，問她走什麼極端？這時候，她像被自己說來的這句話嚇到似的，小聲地說，這可會閙自殺的！流氓悻悻然地說，你睡不著自殺關我什麼屁事？他的商業邏輯很簡單，我只賣力推銷茶葉，其後發生什麼事情與己無關。就這樣，因為表姊飲茶會導致失眠加劇的說法，不斷加調這個後遺症的可怕，把這個賣兄弟茶的流氓弄得灰頭土臉，最後他才幹聲連連地離開了。三天後，大哥又出現了。這次，手上沒東西，但江湖殺氣減退不少，表情比上次溫和些。他開門見山向表姊表示，不瞞你，我最近很倒楣在跑路，大姊送我一千五百當路費？表姊畢竟是個充滿母性的人，想來思去，不忍見死不救，做了折衷方案。我手頭沒什麼錢，頂多只能給你五百元，怎麼樣？大哥沉吟了一下說，好吧，五百就五百。表姊作勢從皮夾掏出鈔票之際，忽然想到似的說：我給你五百，但你要開（立）收據，留下行動電話。大哥簡直慌了，直說為什麼？表姊說，我必須有收據才能向公司請款，況且，如你所說的，你會保護我們工地安全，可是萬一哪天有人來惹事，我們怎麼跟你聯絡呢？所以，才需要你行動電話的號碼。說來好笑，這個大哥對於表姊無厘頭的對話，實在招架不住，最終黯然離開了這片傷心地，再也沒有來犯。

 

S認為打字傳訊太慢，轉為電話模式問道：聽說台灣黑道幫派組織與日本黑道互有來往，而且在犯罪組織方面，也全盤照搬過來？我說，我的工作並非隸屬於刑警大隊機構，當然不知道其中的細節，只能說點讀過的或看過的做概略介紹。掉入這種語境裡，我不得不思忖著，或許這高度的娛樂性正符合暢銷書的條件？我告訴S，就我讀過描寫日本黑道幫派生態的書籍來說，他們行使非法暴力，事實上並沒有表面上那麼風光，有的純屬電影特效，誇大廝殺場面而已，他們都是肉體胎也很怕死。S問，他們也賣兄弟茶嗎？我說，我不清楚，但黑道兄弟上門強迫賣書。賣書？這是什麼概念！所謂到府賣書，其實，就是把印製粗糙的企業年鑑，大大的一本，開價數十萬日圓，內容卻空洞得可憐。說白了，他們以行銷套書年鑑為掩護，實際在向小公司老闆敲詐一筆，有了商業交易，就不構成犯罪要件。當然，他們在語言修辭上高明，善用模糊性的空間，以博取最大的利益。S好奇追問，那麼可以不買嗎？何不直接報警逮人？我想，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只能大概描述拒買的後果，和花錢消災換來短暫安寧的局面。接著，我補充道，上述那種流氓還不算厲害角色，更大尾的流氓則與白道（政治人物）掛鉤、販售毒品槍枝、錄製色情影片販售、與土地開發商合作恐嚇居民搬遷獲取暴利。 

S不滿地說，他們為非作歹不會遭報應嗎？我說，你是指現世報？或者當下報？S笑了，哈哈，我想知道當下報是什麼樣的情景。我勉為其難地說，好吧，上次我看日本雅虎新聞報導說，某銀行不給黑道流氓開設帳戶，流氓為此抱怨說，流氓也需人權保障。我說，至於後續情形如何我不得而知，我只能語帶保留地說，在日本社會裡，一個人（不分性別）加入了黑幫組織，他們等於將自己推入「被差別（歧視）的部落」，同時又給親朋好友帶來無止盡的麻煩。其實，黑道兄弟也有平凡的夢想，結婚生育兒女，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子女總會長大上學吧。當班上同學知道有同學的父親即幫派兄弟，他們立刻會遭到各種欺凌，而欺凌的次數愈多，他們就愈不想（敢）上學，最後躲避在家裡變成孤獨的人，變成潛在的反社會人格的人。說來弔詭，人見人怕的流氓，其子女在正常的法制社會體制下，卻成了被歧視和壓迫的對象，而流氓父親又愛莫能助，最後撤退到他們熟悉的黑暗的場域，繼續扮演背陰處的向日葵。S感嘆地說，我以為流氓沒有人生的苦惱呢！對此，我借用一下佛教術語，我們身處五濁惡世之中，只能好好自我俢練，以六度破五濁了。話說回來，這個目標是不容易達到的，所以，我打算回到老本行，以小說方式把它留存下來，以後再一點一滴地參悟。（2021年3月30日）

 政治小說的誘惑

我始終認為創作政治小說是一場精采的思想冒險。不管你是否把它寫壞了，或者成功表現了政治人物的生與死，在書寫過程中，你不但參與其中運作，還站在寫作策略的制高點上，指向政治人物其歷史格局是如何形成的。簡言之，在歷史健忘症成為我們時代的慢性疾病的當下，所有描寫轉型正義的政治小說，應該能夠成為恢復記憶的特效藥，而不是誇大偽劣的保健食品。（2021年3月29日）

 我的憂鬱

 

不久前，與一個熱愛文學創作的外交官朋友茶敘，我們的話題聊得很廣泛，從地緣政治國際外交到旅外見聞，最後提到了他派駐外國的切身感受。我開了玩笑：「 2018年，恩斯特．H．康托洛维茨《國王的兩體身體》中譯本出版後，我加足體力讀了前半部，為這位中世紀史學家的論述觀點甚為佩服。容我借用這個概念一下，請問臺灣的外交人員也有兩個身體？一個作為外交人員的身體，一個作為平凡人的身體。」他莞爾一笑說，「那是當然。」接著，我直問道：「外交人員都一直待在駐外單位嗎？」他說，「我們每六年輪調一次。」我問為什麼？他解釋道，首先，每六年輪調一次，是為了公平起見，以確保外交人員的升遷機制；其次，輪調制度亦有好處，它可防止駐外人員與當地（利益）糾纏過深的弊端。我讚聲說，這樣很不錯呀！他略為感喟地說：「外交人員派駐外國太久（若沒輪調制度），我都快得憂鬱症啦！」他這麼一說，猛然使我開始思考「憂鬱」的內涵與特性。他險些患了憂鬱症，一向樂觀的我就與憂鬱症無緣嗎？

 

上次，我們聚會的時候，他表示，自己很喜愛芥川龍之介的作品，但是不知什麼緣故，在臺灣，芥川的中譯本不多。接著，他問我芥川終生留下多少作品？我說，芥川是個十分勤奮的作家，姑且不論其每部作品是否皆為佳作（其實也不可能），他若沒有這份為寫作獻身的熱情，也就沒有《芥川龍之介全集》（12冊、岩波書店）這個文學豐碑了。我繼而補充說，芥川只活了三十五歲，可謂生涯短暫，可他卻寫出皇皇十二冊作品來，這已超出「鬼才」稱譽的範疇了。對作家而言，「鬼才」如同漢方中的藥引，重要的是，作家必須有真材實料的配方（本領）。他又問，為何芥川選擇了自殺？我說，我不在案發現場不敢斷言，僅能綜合各文本資料推測：「芥川是個心思敏感的人，又缺乏強韌的生存意志，當他無法直面時代的不確定性，無法排除那種排山倒海的壓力之際，只好不帶走一片雲彩似地走上了絕路。」他接著說，這算是時代的憂鬱症？我說，應該是吧。正如每個時代有其自身的憂鬱症一樣，即使我有兩個身體，終其結果，依然難逃憂鬱症的執拗纏繞。話題轉向至此，他探問道，「邱兄，也有憂鬱症嗎？」我斷然地說，「有，當然。我的憂鬱症表現在兩方面：群書讀不盡，寫作進程困頓；其次，就是帶狀皰疹後期的神經痛了。對我來說，隱隱作痛如同一場無聲殘酷的折磨。我清楚感覺到，堅強的意志正一寸寸地潰敗撤退。僅止這樣，憂鬱症就不需我為它正名了。」（2021年3月24日）

 找回禁書的聲音

 周日傍晚，臺灣禁書研究作家廖為民兄來訪，進入激揚的談話之前，我們先到附近的小吃店解決晚餐，這次由我主導菜單。我代他決定點了一碗魯肉飯加滷蛋，一碗裹粉的東石牡蠣湯。男人吃飯速度真快，一面吃飯談話，十分鐘內就吃得碗底不剩。晚餐結束後，我開始訪談他的寫書計畫。就我所知，迄今為止，他已出版了四冊臺灣禁書研究，頗受讀者的好評，銷路方面也不錯，沒給出版賠錢，為紀實作家保住尊嚴。他說，目前第五冊寫了四萬字，還要努力拚寫，預計今年內完成出版。我說，我們必須給自己壓力，要求自己每年至少完成一部十萬字書稿，而且絕不能再低於這個字數，否則散漫和怠惰就會找上門。他同意我這種自虐為樂的說法。我繼續說，等你出齊五冊臺灣禁書史，我才有「文本」可供參考，並藉此機會運用邁克爾．曼《社會權力的來源》的視點和啟發寫點讀書感想。我說，創作小說可以自由想像，嚴肅的歷史評述可不行。其實，我這樣催逼你盡快完成書稿，也有一種自我激勵的作用，換句話說，你已挺起胸部宣布完稿，我豈能還停在半途上喝涼水？三個小時後，兩個男人的寫書對談，終於圓滿落幕了。

 返回家裡，我旋即找出日本禁書史相關資料，春風得意似地瀏覽和標記。書神很眷顧我，不讓我失志沮喪，我在日本史中很快整理出有用的段落：

德川幕府老中（最高級的執政官，定員四名）松平定信（1758-1829）在貿易和外交方面採取消極的政策。他於1791年聽說筑前（今福岡縣）、長門（今山口縣）、石見國（今島根縣）近海有一艘外國船隻漂流，便以此為直接原因，制定對外國船集的政策。他下達指示，當外國船隻漂流來到日本時，想辦法使其靠岸，均予以扣押，沒收其船具，使船上人員登岸，加以看管，不得立即放歸，遣送長崎並即行請示上司」。此外，松平定信對於國內批評幕府的思想言論同樣不寬容。在寬政改革中，他試圖對國內的政治意識形態進行統制。例如，1789年，他嚴禁買賣與租閱熊澤蕃山（1619-1691）的《大學或問》（1687）一書。1790年，他進而命令在官學中禁止異端學說，以朱子學為「正學」，嚴禁傳授和主張「新學說」這種「異學」。 1792年，他下令查禁林子平自費刊刻的《三國通覽圖說》和《海國兵談》（彼時出版商不敢印製此禁書），並命令絕版將他禁閉起來，令其蟄居（江戶時期對武士階層以上判處的一種刑罰）。換言之，依照幕府的立場，只允許向幕府獻策不准批評，更不得訴諸天下無名的知己，因為幕府怕其引起異端邪說的效應，只要封鎖國內的批評聲浪，就能有效管控外國船隻進入日本。幕府指責對林子平的出版的著作，「根據推測，妄言外國將侵襲日本，摻雜著奇談怪論，其中涉及要害情況，並附有與地理相違背之插圖，實屬「可惡之至」。林子平在蟄居一年後，於1793年死去。本多利明（1743-1821）的《經世秘策》和《西域物語》由於都未出版，因而免遭筆禍，從事後聰明的角度來看，作家著書立說批評時政，還真的得生而逢時。試想一下，在極權獨裁的統治下，所有勇敢的異議人士最常引來的是非正常死亡，幸運的話，只丟給你一副病體以度殘年。或許，這就是作家不可推卸的使命，因為命運的劇本一開始就是這樣設定的。（2021年3月23日）

 出版隨想錄 

不久前，看到一位任職於出版社的朋友，他介紹日文原作者相關作品時打趣地說，以下書籍都不會出版。意思是說，他個人肯定那些優秀的作品，但基於公司經營方針和台灣讀者的閱讀傾向以及主編的權限，真的是力之逮。從事實面來說，出版那種書籍就是打水漂，沒有銷路的書籍，即自毀錢途，當然不列入出版的考量。對出版社而言，這的確是明擺的事實，而且我們不是出資股東，更沒有置喙的餘地。若要強辭奪理的說，這種情形就像賭客已看見對手底牌時的心理，明知對自己不利（輸錢），是絕不可能跟進的，除非那不是一場賭局，而是洗錢行賄的必要儀式，或者主編挪用公司資源作為個人情面以為下個職場鋪路，那就另當別論了。在中文的世界裡，叫做借花獻佛，更粗俗形象有力的說法：偷穿別人的內褲做摔跤表演。

 

必須說，我那位編輯朋友是個篤實之人，只埋頭執行出版公司規劃的好書，不諳上下其手的門道，或者說即使有機會做順水人情，他亦不屑這種暗門的勾合。而談這個問題，我的身分立場就自由寬廣多了。因為我是個以筆耕為生的作家，榮枯盛衰一人承擔，選題與撰稿由我自己決定，在精神上掌握絕對的主體性。有了這樣的優勢，我當然能廣為介紹編輯朋友的遺珠之憾：叫好不叫座，不能出版的好書。換句話說，正因為這種逆差的刺激和鼓勵，我更想介紹那些不會在台灣出版的日文書，儘管讀者寥寥無幾，我依然會克服疲勞地寫下去。寫到這裡，我忽然想起了山崎豐子《白色巨塔》中，東教授對其已威脅自身地位的門生財前教授的對話：「財前君……世間体もありますからね」，按上下文的語境是說，「財前君，你要注意『社會觀感』呀！」不過，我想在這弦外之音上擴大解釋：那些被台灣出版社判定滯銷的書籍，恰好是我使之廣讀暢銷的寫作題材。當然，這必須徹底行動而非信口開河，更何況書籍有其自身的命運，既然如此，我何必劃地自限？（2021年3月22日）

 自己的思想史 

近來，忽然湧出生一種體會，人的生命和體力有限，即使你想在讀書和寫作的領域有所成就，卻放任自己的欲望不斷膨脹喧囂（知識爆炸碎片的受害者），而不專注某一事物上，其結果就是落入看似什麼都懂實則什麼都不懂的困境。情況更嚴重的話，還將自己打造成假、大、空的狂人而沾沾自喜。

粗估起來，我書庫裡大約有數百冊有關日本思想史的日文書，它是我進入該領域的基石，只不過，任憑我日夜兼程閱讀依然消化不到其中的一半。因此，每次整理書堆看到它們，我總有一絲絲愧疚：因為我只擁有它，卻未批判性地吸收細讀。再舉一例。在我能讀懂艱難嚴肅的日文時，尤其是思想論述的文章，多半是信服而不敢質疑。說的形象一點，我那時的情況如同激揚的膜拜者一樣，幾乎到了搶著插香卻把整個香爐弄翻的程度！

 

直言之，我因缺乏該領域的基本知識，缺乏將它納入世界史的格局，就要闖入近現代日本思想史的內場，這注定要以失敗告終的。也許，有人會說，自己沒有深厚的學問和見解，自然是要拿香跟拜，人云亦云的，要不然你又能如何？這種說法有道理，思想家們若一直在累積學問，一直在思索所處的時代和社會，他們必然會提出新的方法論，但多半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改頭換面的複述。當年，由於我學識淺薄的緣故，曾經著迷於日本思想論述中的「馬克思史學」的咒語（教義），如今，隨著時間而來的醒悟，那些堅固的思想病毒已煙消雲散了，雖然它像帶狀皰疹患者那樣，在痊癒後仍然會留下難看的豆疤，並不時受到神經痛的侵擾。話說回來，我們不能因此放棄閱讀與思考，重要的是，在眾裡尋它千百度的同時，應該逐步建立自己的思想史觀，儘管沒有名家的加持與認證，但擁有自己獨有的思想論述，畢竟是人生中美好的事情。（2021年3月20日）

 勝利者的悲哀 

日本歷史學家普遍認為，儘管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打了勝仗，但若非生活在那個時候的日本民眾大概很難體會這場戰爭對日本社會造成的巨大衝擊。 

我認為「日比谷公園燒打事件」即可作為具有歷史社會意義的指標。

1905年9月5日，《樸茨茅斯條約》簽署的當天，有多達3萬名東京市民聚集在東京日比谷公園召開大會，他們反對簽署《樸茨茅斯條約》，因為日本得到的只是戰略利益（注：（1）承認日本在朝鮮的優勢，（2）將旅順和大連的租借權，長春以南的鐵路利權轉讓給日本，（3）割讓北緯50度以南的樺太（庫頁島），（4）承認日本在沿海州、勘察加沿岸的捕魚權。），而非巨額的戰爭賠償金。他們強烈要求日本政府廢止該條約，並繼續對俄國作戰。然而，日本政府不理會抗議者的訴求，派出大批警察進行鎮壓，參加者與警察正面衝突。集會結束後，群情激憤的市民搗毁親政府的《國民新聞社》（德富蘇峰於1890年創刊）報社，放火焚毀公園附近的內務大臣官邸以及許多派出所。混亂持續到隔天，政府宣布《戒嚴令》，出動軍隊鎮壓抗議民眾。

 

在這場騷亂中，付出了巨大的社會成本：受傷者約5百人，17人死亡。有兩所警察局和二百多個派出所、13座教堂、53戶民宅和15輛電車遭到燒毀破壞。參加此次騷亂1700人被捕，其中 308人被起訴，87人被判刑。更具體地說，日本民眾憤憤不平的是，在這次戰爭中傷亡和事實都超過了甲午戰爭，而取得利益卻大大落後於甲午戰爭所取得的。日本軍費總支出超過18億日圓，甲午戰爭只支出2億日圓；在甲午戰爭中，日軍戰歿者1萬3千人，但在日俄戰爭中，多達 8萬8千名日軍戰亡。這不免在日本民眾心中造成極大的落差，各界也都強烈地批判政府。而這種情緒在條約簽訂後達到了頂點，終於在東京發展為伴隨著暴動性質的民眾抗議示威運動。

 

這一時期，日本政府和大財閥又面臨什麼樣的局面？從經濟面來看，大財閥們的資本進入了各產業，在金融、貿易、運輸等行業逐漸形成壟斷集團。政府繼續擴大軍需工廠的規模，大力保護民間的重工業，使造船、煤炭、鋼鐵等工業生產獲得大幅度增長。然而，日本經濟實力仍然薄弱。為了籌措巨額的軍費，日本政府已背負著英美兩國的外債，財政壓力可謂巨大沉重。到 1913 年末，日本當年財政總收入為 7.2 億日圓，而外債卻高達 20.7 億日圓，與對外投資 8.46 億日圓相抵後，外債淨額仍達12.24 億日圓。由此而言，彼時日本政府實則內外交困拿不出解除問題的白虎湯，對於大規模群眾抗議運動，只能採取鎮壓手段來敉平執政者內心的恐懼。著名報人德富蘇峰在1911年發表一場題為「論謀逆」（指1910年以幸德秋水為首的「大逆事件」）的演講之時，他用「勝利者的悲哀」的視點省思日本民眾在日俄戰爭中「勝者一無所獲」的複雜矛盾心理。現在，那段交織著憤怒之火的歷史煙硝已經散去，但是沒有人可以保證，崇拜擴張主義的強國什麼時候向鄰國發動新一輪的侵略戰爭？（2021年3月19日）

 緬甸小說中的罪與罰

最近，緬甸軍方政變無情鎮壓抗議民眾導致抗議者大量傷亡的局面，震驚了全世界，連與世無爭的緬甸和尚都呼籲緬甸政府立刻停止鎮壓行動恢復和平。每次看到這種新聞畫面，總是令人悲憤不已。一個嚴峻的事實指出，緬甸軍方政變並不是為了反民主化，而是去民主化，徹底地將民主化燒成灰燼，奪回政權實現由他們來統治和劃定社會秩序。不用說，這帶給緬甸人民的禍害將是無法估量的。 

我喜歡隨心所欲的閱讀，有關東南亞的歷史與文學作品，自然收集了一些，不過多半是中譯本。其中有印度的、巴基斯坦的、泰國的、印尼的以及緬甸等國家的小說。就分量比重而言，緬甸小說要少得些，仔細算來只有兩冊。吳登佩敏（1914-1978）的《旭日冉冉》即最具代表性的小說。這是一部反映緬甸人民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抗爭的長篇歷史小說。小說以大學生丁吞在爭取民族獨立抗爭中的成長過程為線索，生動地描寫了緬甸各階層人民的覺醒以及與之搏鬥的精神姿態，再現1934-1942年緬甸民族獨立抗爭中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在這部近60萬字的長篇小說中，出場人物眾多，場面非常宏偉，有如火如茶的政治殊死鬥，也有情意纏綿的愛情生活。緬甸現代史上的一些著名政治家，在本書中以各種姿態多次出現，並被描繪得維妙維肖。

 

正如該書前言指出，《旭日冉冉》最初以連載的形式發表於緬文《妙瓦底》雜誌，連續刊載四年之久。1958年由覺林出版社分三卷出版，1966年又由曼德勒貌奈內妙甘達出版社分上下兩冊發行。這是緬甸小說中一部罕見的長篇巨著。小說出版以後，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很快銷售一空，並獲得1958年緬甸文學宮頒發的文學獎。沿著這個國家獎項的標示，我在其中找到了某些引人思考的片段。例如，在第三十三節 「非暴力的最後一招」中，作者這樣寫道：當然人們掀起反帝運動的時候，敏建青年僧伽會阻止人們去買印度人商店的貨物。對他們來說，實珍洋行不是敵人，而印度人開設的小雜貨舖才是敵人。就這樣，由於抵制印貨，不買印度人商店的物品，引起了印度僑民和緬甸人之間的衝突。在蒙育瓦，印度旁遮普武裝警察逮捕了和尚、沙彌，並且還虐待了群眾，從而引起了武裝衝突。英國人自從占領緬甸以後，就把印度武裝警察調來使用。現在，他們又要用印度人頓點客人來鎮壓緬甸人了。他們利用印度人、克倫人來壓迫緬甸人，又用緬甸人控制印度人和克倫族人。按著這一方針，在蒙育瓦，利用旁遮普士兵鎮壓受革命影響的緬甸人。總歸一句，只要帝國主義奉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存在一天，民族衝突就是不可避免的。

 

從擺脫帝國主義殖民統治、支持緬甸獨立的人看來，他們必然贊同作者小說中的所有觀點。不過，我們不能對此觀點（政治意識形態）毫無批判就照單全收，依然必須清醒地將作者吳登佩敏的政治背景納入考察的視野。他曾任仰光大學學生執委（1934），我緬人協會副祕書長（1936）、抗日力量組織委員（1941）、並曾先後擔任緬甸共產黨總書記（1942-1946）、人民團結黨總書記（1952）、緬甸作家協會主席（1956），借用現代流行語來說，吳登佩敏的出身可謂根正苗紅，他又像中國的郭沫若一樣善寫能文，自然穩坐緬甸文壇的高位，沒有人敢發出爭議。如今，緬甸早已脫離大英帝國成為獨立的國家，緬甸的統治者必須變換說詞，才能獲得其統治的合法性，確保行使權力（暴力）的正當性，否則他們就不能「依法」而強悍地進行下一輪的血腥殺戮。

 

在此，我不禁產生一種聯想：所有的統治者天生就具有一種善於說謊和詭辯術的本領。當他們要拐騙和收編反對者，就祭出「我們是同文同種」的血緣論，彷彿同文同種就必須接受他們的統治！由他們的貪婪與邪惡來安排我們的生活秩序。緬甸軍方可以編造各種理由對「異族」的羅興亞人大開殺戒，然而眼下，他們對在仰光街頭十萬示威抗議者發射催淚彈和暴力逮捕（如吳登佩敏小說中出現的虐待被捕民眾）的對象，可是不折不扣與他們「同文同種」的緬甸人，與他們說著相同語言的緬甸人！在統治者看來，為了鞏固自身的政權，維穩即最強有力的律法，屠殺同文同種的人即必要之惡；錯殺死好人是誤會，殺死壞人則是天經地義！與此相比，我認為竹山道雄的小說《緬甸的豎琴》中的水島上兵的行止更令人佩服。二戰晚期，日本軍在緬甸打了敗仗，水島上兵所屬的小隊隊員被送進戰俘集中營，雖然經過一番波折，最後終於獲得返國的機會。隊友們好言說服水島一起返回日本。不過，水島並沒有同意。他說，他觸目所及全是日本士兵的屍體，他們曝死荒野沒能獲得安葬，有的屍體開始腐壞，有的盡受螞蟻啃蝕，有的爬滿了蛆蟲，這些慘狀讓他心裡甚為震撼！進一步地說，他沒親眼看見這些英靈得到安葬，是無法安心回國的。出於這種贖罪心理，他決心留在緬甸當地，出家成為真正的僧侶。如果說，水島為安葬同胞的大體，或許出於「入土為安」的淨土宗的博愛情懷，那麼現在被緬甸軍隊殺害的抗議者，他們身體上的大小破損就是緬甸人光榮的勳章，因為他們是為自由民主而戰的捐軀者，同時也是為了不讓自由民主變成華麗卻空洞的名詞。（2021年3月18日）

 160-〈三月的果樹園〉

 

大家都說

葉子遠離樹林之後

就算正式與季節告別

如感性的野草

不能固守剛植栽的墓碑

 

但是我並不認為

真實情況會這麼糟糕

我相信的果實

無論糾纏或懸掛之姿

就是在向我回信

 

三月即將消停了

一片片裂土正在修復

山中傳奇要我記憶天空

以延續大海的味道

 報紙與政治小說的力量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明治時期的知識人充滿著淑世的情懷，努力開創新局面的勇氣令人感動！明治15年（1882）福澤諭吉獨自創辦了《時事新報》。他辦報的初衷在於，維持輿論的客觀與中立。當時，大報紙的論述過度攻擊政府小報則偏重刊載娛樂新聞，因此這份報紙持平的意見顯得尤為重要。因此，這份辦報的宗旨，立刻獲得當時知識階層的支持與響應，《時事新報》很快躍升為發行量達到萬份的大報地位。

 

在福澤諭吉發行《時事新報》的這一年，時年四十二歲的伊藤博文為了落實議會政治，而前往德國研究憲法，這是他第四次海外旅行。此時，出身京都貴族的西園寺公望也與伊藤博文同行，這亦是後來日本的政治形式呈現出德國風格的原因。有趣的是，就像追隨伊藤博文一樣，當時自由黨的領袖板桓退助於同年前往法國研究議會政治。在他出發之前，比福澤諭吉的《時事新報》遲晚三個月，他的自由黨也創辦了機關報《自由新聞》。板桓退助訪問法國期間，他以民主政治鬥士的身分拜會了大文豪維克多・雨果。彼時板桓退助四十六歲，雨果卻是八十幾歲的衰老之人。雨果回應板桓退助的要求，並向他提出了許多忠告，如果想要他建構（形塑）國民的政治思想，可以翻譯他（雨果）的小說，在其機關報紙上刊載。雨果老人提出（行銷）這個建議，立刻得到板桓退助及其隨行人員的落實。他們除了購買雨果的作品之外，還收集了許多描寫政治問題的小說回國備用。

 

事實上，之前在日本已有不少人嘗試政治小說的翻譯或改編，即使原作並不是政治小說，他們也會強化其政治意味進行翻譯或改動，但沒有顯著的成效。彼時，日本舊小說的寫作方法已走到盡頭，紅極一時的假名垣魯文（本名：野崎文藏），亦遇到寫作瓶頸找不到新穎的題材。更具體地說，評論家們所寫的政治小說並不深刻也無法震撼讀者的心靈。反觀到法國考察的板垣退助帶回雨果的作品，積極翻譯在報紙上連載，漸漸引起日本文人的關注，不可阻擋地為日本閉塞的思想空間注入了一股醒悟的新風。由此而言，不管時代如何演變，報紙、翻譯和政治小說，始終以強大的精神姿態指向未來的道路。（2021年3月17日）

 外國人眼中的臺灣人

 昨日下午，台灣筆會舉辦了《台灣的二十四堂課》新書發表及座談會，主講內容豐富，並促進與會者深刻思考台灣命運共同體（鄭欽仁教授最先提出此語）的問題，此外，座談會結束後，詩人李敏勇以哲學與詩性語言對二戰後東歐國家何以擺脫共產惡靈的控制，朝民主化國家歷程的堅定信念做了精闢的導讀，並回應了一名愛國者來賓尖銳的提問。李敏勇引述日本詩人田村隆一（1923-1998）的說法：「……從今以後，我要向左走、向右走都是我的自由！」乍聽之下，這句話頗能展現自由主義的色彩與轟鳴，同時強烈反映田村要擺脫壓制言論自由的軍國主義時代的決絕。進而言之，大詩人此話輕易就能點燃暗藏在左翼青年心裡的火藥庫，並且得到狂信者的大力傳播。坦白說，我三十歲的時候，也會認同田村的說法，因為我不加批判就接受了，從未思考敘述者處於什麼樣的歷史語境中，更遑論談及國家認同與政治身分了。我認為李敏勇是一位富有洞見的詩人，他睿智提醒著我們：一個人在思想上向右向左，固然是由自由意志決定的，不過，我們依然要謹慎提防極端左派思潮的誘惑與滲透，對於這個清醒的警語，我是相當認同的。以我的讀書經驗，我認為左派論述很擅長意識型態的編造與政治修辭，社會歷練不深的讀者很容易就落入其偽善（救濟世人）的流沙河裡。因為在更多時候，左派的政治俢辭說得多麼冠冕堂皇，說到底，他們只是把它作為奪取政權的手段，他們絕不可能與支持者分享以恐怖主義和暴力搶來的權力！

 

最後，李敏勇對於臺灣內部國家認同的進程做了歷史性的回顧，同時指出其中的複雜性與困難。那名提問者憤慨地說，幾經政黨輪替，選出臺灣人的總統，為何臺灣還停留在「不正常的國家」裡，為何還不能制定一部新憲法？對此，李敏勇認為，與其抱怨統派（包括貪財、怕死、愛面子的臺灣人）支持者否定臺灣的主權地位，認同殖民統治者的政策，何不更堅定建立起臺灣人的主體性呢？說得也是，人沒了主心骨，他何能挺直站立成為一個正常的人？ 

對於這個大哉問，同樣在我的心裡餘波盪漾，它成為我思考的延續。這時候，我忽然想起了一本書：綾部恒雄《外から見た日本人----日本観念の構造》，因為在某種程度上，這部由諸多文化人類學者的論述為我解除了某些困惑。眾所周知，日本人很注重外國人對其民族國家身分的看法，專家們刊行的「論日本人」著述，長期得到日本讀者的關注。該書編者綾部恒雄教授是文化文人類學者，他在編者序當中，以1萬8千字長文，對外國人對日本人觀念的形成做了歷史性的回顧與考察，十足給初學者很大的裨益，如同讀完一部精要的日本簡史。另外，該書還有七篇論文，分別從美國、夏威夷、德國、法國、巴西、菲律賓和泰國的視點來觀察日本人的民族特質。毋庸置疑，這些論文的分析是極為精闢的，亦即讓我們了解外國人眼中何謂的日本人與日本人如何看待自我歷史形象之間的差異。儘管我們可以運用事後聰明的角度追溯這些具歷史性的論述，以此推測外國人的日本人史觀是如何建構和形成的，但我們同樣必然無法迴避一個尖銳的問題：地緣政治如何強有力地影響和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進而恣意改造民族身分的事實：緬甸的地理條件就是最佳例證。一直以來，它作為西方國家和中國擴張主義的較量之地（犧牲品），這個國家就在軍事獨裁與民主化道路中來回擺盪著。但話說回來，作為弱國的國民們若不畏懼死亡，願意為建造理想自由國度而獻身，那麼他們面對坦克碾壓和砲彈穿過身體的時候，一定充滿自我意義實現的崇高之情。（2021年3月15日）

 159-〈手勢〉

 

天空和樹林深處傳來

烏鴉們的啼聲

剛開始

我以為這是一種傳統

在寒冷的殘餘間

在日暮降落前歸巢

 

經過暗風幾番演繹

動用所有物及其音波

向荒野一直擴散

我總算看懂這個符號

那是一種告別手勢

而非輕盈如雪的幻影

 與絕版書同在的意義 

熱愛日本近代史的人，對於明治維新史自當不會錯過，到新舊書店巡視，看到必定購書為快。我認為，這反映出一種渴望明瞭新舊政權交替的政治心理：德川幕府垮台之後，由土、肥、薩、長等英雄志士在台前幕後扶持彼時16歲的明治天皇，如何擺脫舊勢力的糾纏和建構新時代的歷史。我個人的興趣集中在日本文化思想方面，但與明治維新史不期而遇，我同樣會下手為強。

 

多年前，我在荻窪車站旁的舊書店遇到了一本絕版書：石井 孝《明治維新の舞台裏》。當初，我看到這本書的書背時，便毅然決定買下，而未看它的標價，我直覺到若這次錯過下次未必能找到，與之相比，多花點錢不必事後悔恨亦是值得的。結局出乎我的意料。首先，這是一本絕版書，初版於1960年1月18日，算起來比我年長一歲，而我手中這本已是第4刷，日期為1960年3月5日，它還是比我早於來到世間。當年，該書訂價100日圓，將近六十年後，我只花了100日圓，就將它帶回了台北的書房。或許，這真是奇妙的緣份。當你走進舊書店之時，不知道會與什麼舊書相遇，因為當下你有這個想法，卻猶豫不決地離開。可是不到十分鐘，你忽然改變心意折返回去，那本書卻被擦身而過的愛書同道買走了。 

在讀書方面，我不是祕笈主義者，更非絕版書收藏者，只要該書售價公道，不影響正常閱讀狀態，其實我不在乎它的刷次。最近，我委托北海道的朋友代購寺山修司唯一的長篇小說《啊，荒野！》（其漂流過程另日再談），就是例證之一。我的想法很簡單，比起「天下孤本我獨藏」的自豪，不如認真細緻讀完，以自己的學問寫點讀書感想更有意義。我想，舊書雖然抵不住老化的翻弄，但它依然與讀者的脈搏共時跳動。說來，大家可能不相信，不是我有超能力，或者幻覺妄想作祟，在舊書店裡，我可以感受到舊書的吸呼與心跳。如果這個理由不夠有力，我再借用哲學家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的說法：歷史不是什麼從書本上學來的東西，他每天與歷史摩肩接踵，用眼睛和鼻子吸收它。（2021年3月12日）

 越境書展

九曜書房貼出聯合書展的照片和留言：

始まってます。三省堂書店池袋本店古本まつり。 今日は、６時にて閉場です。 今回、九曜書房から昨日までで、約700冊お買い上げいただき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次回の夏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坦白說，照片中那片靜謐的書海，真令我羨慕不已！這次，若非疫情搗亂，這時所有想到日本旅遊的朋友，大概不需透過夢遊的方式，早就進入東京的鬧街靜巷裡享受春興的時光了。所謂世事難料，按此推理，每個人生必然是不圓滿的，而且在此過程中似乎都存在著願景的遲刻魔。（2021年3月11日）

 整理書庫札記

 

整理書庫有許多好處：首先，被埋沒的書籍得以重新團聚，取出閱讀與寫作。其次，用不著的或過時的書籍，剛好可以藉此機會清理贈予需要的朋友。一位高雄的文友說，他經營網拍二十餘年，已消解掉家裡大量的藏書，心情特別快活！我也認為這個建議甚好。他說得沒錯，人老了，就應該學會丟東西，給老年留點清淨的餘地。另外，還有一種解脫的方法。那就是直接聯絡二手書店到家估價，然後莊嚴地把它們載走。正如他們的廣告詞：如果你正為處理家中藏書煩惱，就讓我們為你斷、捨、離。我想，這都是好方法，書籍的友善流轉原本就符合人生流轉的奧義。（2021年3月10日）

 歷史主義中的日蓮

 

二十餘年前，我花了幾天時間，讀完村上專精《日本佛教史綱》，呈現出那時我具備閱讀的熱情。但諷刺的是，現今我對其內容印象模糊，顯見我當時急於將它讀完，並非細緻的慢讀。今天，在書房裡看見幾本日蓮的相關書籍，才使我續上了日蓮的歷史記述，並提醒我將有關日蓮的著述統合起來，找到完整的時間，專注通讀一遍。在這方面，我似乎有個小小的優勢，因我不是日蓮宗（正宗）的信徒，可以不受宗派主義的束縛，而是從日本史的視野來考察日蓮作為一個反體制的僧人，作為一個凡人的思想與情感。我知道這樣得出的結論，必然不符合歷史研究的規範，但至少能解除我對各文本中的日蓮的傳說迷障。（2021年3月9日）

 從墓地讀日本史

 

或許我天生反體制的性格，無形中使我不畏懼墳墓的鬼魂，每次總能平靜地進出那陰暗的領域。就讀國小的時候，我曾與大我幾歲的頑童們，到村裡野草瘋長的公墓（彼時為亂葬崗）嬉戲打鬧，的確體現了「青瞑牛不怕子彈」的無知狀態。不過，正如所有褻瀆亡者的人都要遭到報應那樣，返家以後，我臉色蒼白、嘔吐渾身不對勁，母親緊急求助村裡的盲者開壇收驚，好不容易我才正式返回陽間正途。這個收驚的盲目真厲害，他當著母親面前斷言，我是在東南方的墓地惹禍的，仔細想來也是。到了我讀國中的時候，正流行放棍仔釣青蛙，我們的足跡經常延伸到村裡村外的水田。然而，這種業餘活動依然存在著競爭，有人佔去好的釣點，我們只好轉向有墓塚的水田，投放鉤巻著蚯蚓的竹棍。那時候，我已揮別亂葬崗懲罰事件的陰影，仍然攜帶簡易型竹簍和手電筒，深夜時分隻身前往墓地與水田的黑暗中逐一回收竹棍，從不害怕鬼魂出來罵我打擾了他們的清靜。不過，現今想來，我還是要向他們致上歉意的，因為孤幽的尊嚴是不容冒犯的，何況是對他們無情的踐踏呢。

 

以上，是我與墓地的接觸簡史，接下來，容我接續《東京骨灰紀行》的餘緒，展開別樣的日本史之旅。這部書首版於2009年9月，它平擺在新宿紀伊國屋書店前，從封面設計到書名設定（骨灰紀行！），格外引起了我的矚目，自然先買為快。這部帶有感傷主義色彩的隨筆集很有特色，作者小澤信男透過其探訪東京都內的墓地和遊歷之所，對照今昔的變遷，帶領讀者進入歷史中的舊地，一起回顧歷史的煙雲。對我而言，這就是難得的好書，一種高超的回魂術。在此，我仿傚我村裡的盲者收驚師的斷言：這部書以人文主義的筆觸為暗途中的讀者點上明亮的火把。（2021年3月8月）

 三種論述路徑

 

眾所周知，在現代做學問和歷史文化寫作，不精通一門外國語文，的確有點吃虧，因為不能向外文著述汲取有益的成果，最後只能轉向本國的譯本，這也是一種小小的遺憾。雖然張忠謀說出勵志語言：人生不能太圓滿！這話頗能撫慰人生中受困的心靈，但是一個人在有生之年，能夠及時彌補心中的缺憾，往小小的圓滿前進，同樣值得支持與鼓勵。

 

回到讀書的話題。花了三天時間，今天我終於將日裔美國歷史學者奈地田哲夫（1936-2021）的《當代日本政治的思想基礎》中譯本讀完，獲得論述觀點的啟發，比以前對日本政治思想史更為熱衷，看來我書庫裡的日本史系列將有所發揮之處了。我清楚記得，我手頭有兩本《戦後日本の精神史――その再検討》（岩波書店，1988、2001），一本作為閱讀之用，一本用來劃線或寫旁注。這部論文集收錄了奈地田的論文，而且他亦是該書編者之一（神島二郎 前田愛 テツオ．ナジタ），不過，他都以片假名テツオ．ナジタ顯示。奈地田哲夫以日本思想史研究著稱，日本學界必定推出日譯本。有趣的是，其英文版《當代日本政治的思想基礎》，日譯本書名則為《明治維新の遺産――近代日本の政治抗争と知的緊張》（坂野潤治訳、中央公論社〈中公新書〉、1979年／講談社学術文庫、2013年），似乎頗為符合該書的精神內涵。再說，譯者坂野潤治教授是該領域的專家（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譯文準確值得信靠。而我手中剛好就有坂野潤治的《日本近代史》一書，日後再慢慢品讀。不過，我依然認為能夠讀懂三個版本是一種圓滿，它的圓滿在於讓讀者獲得三種不同的語言路徑。（2021年3月7日）

 重讀呂赫若的〈牛車〉

 

一個文學前輩對我說，所謂術有專攻，做研究不能三心兩意，選定獻身的領域，就應該走到底。我非常認同他的高見，並時時謹記在心。由於我並非臺灣文學研究者，因此與日本文學作品相比，我書庫裡臺灣文學作品（日治時期到現代文本）不多，其册數僅能滿足業餘閱讀為樂而已。儘管如此，臺灣作家極具代表性的文本，我多少保留一些，以便將來撰文參考需要。果不其然！昨天，我稍為整理書庫，發現了一本日文舊書：中村茂樹《近代帝国日本のセクシュアリティ》（東京：明石書店，2004），隨手翻閱起來。該書提及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設立公娼館之前，從外地進入台灣島內從事私娼的情況。

 

這時候，我忽然想起了呂赫若的短篇小說〈牛車〉，因為這部小說即描寫女主角阿梅因家庭經濟陷入困頓，尤其在無能丈夫楊添丁的暗示與要求下，最後不得已偷偷到鎮上出賣肉體賺取微薄的收入。呂赫若的形容很含蓄：「……為了衝破難關，連妻子淪落為獸道。」有此閱讀的驚遇，所以今天早上，我打起精神重，慢慢品讀著〈牛車〉，在底層人物的悲情之外，我發現了出現在小說中樹種和水果，例如栴檀（苦楝樹，這是我童年熟悉的樹木）、竹子、相思樹、芭蕉、甘蔗園……總而言之：呂赫若描寫1934年代鄉村的農作物，我在1970年代嘉義鄉下依然看得見它們生機勃然的身影。所以，我始終認為傑出小說家就是高超的魔術師，因於他對於歷史的超前部署（生動深描），預先為我們保留這寫實主義的（宮本百合子語）、田園詩般的風景。（2021年3月6日）

 敬悼詩人翻譯家陳明台

 

這一星期以來，我鐵打的身體終於出現部分損壞，不得不暫告進場維修。所以，打不起精神看臉書和貼文，自然沒能給文友們點讚加油。今天情況稍好些，滑看手機，忽然看見前輩詩人鄭炯明先生的臉書說，詩人陳明台先生於3月3日辭世的消息，令我甚為震驚不敢置信。我不是陳明台教授的學生，他大概也不認識我，但是這無損於他在我心中的文學地位。先從寫詩歷程談起。1980年代中期，我是嘉義《掌握詩刊》成員之一，詩作青澀而苦悶，知道必須向前輩詩人學習寫作（詩文）技藝，刊登在《笠》詩刊的作品，即成為我們汲取詩想養份的來源。那時，我對陳明台的詩作和學術背景很感興趣，他的詩藝精湛，留學日本（筑波大學），精通日本語文，作詩能文又善寫評論，於我而言是雙刀流的典範。儘管1986年我到日本東京展開苦學之旅，並非陳教授詩文之力促成的，但我知道我對其傾慕之情發揮著鼓舞的力量。

 

返回台北後，我沒能謀得好工作，生活很不穩定，最後硬著頭皮到日語補習班自我推薦，所幸出身屏東又是白色恐怖受害者的老闆，見我極富積極性，寫詩又懷抱翻譯大夢，當場錄用了我，讓我有機會磨練日語教學的技藝。數年後，為增加收入，我離開日語補習班，自行接洽筆譯口譯工作，鍛鍊文筆累積經驗，開闢可能的財源。在此，我必須提及山崎豐子《兩個祖國》（自立晚報社，1985）中譯本，因為它曾經作為我學習翻譯的重要範本，雖然此書並非全譯本。《兩個祖國》初版於1983年，換言之，兩年後，這個中文節譯本即問世，等於給現代日本文學的愛好者送來最佳禮物。當然，我是於1991年才取得這個譯本。從這個角度而言，這個譯本就是我的翻譯師父（師徒不相識）之一。我想，如果透過努力可以實現的話，我可以不要耀眼的社會地位，而寧願是個具有巨大的影響力的人，儘管最後沒幾個人告訴你：○老師，我是研讀你的譯本開啟智慧之眼的，而且是深受你的影響而走上翻譯這條艱險之路。（2021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