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人眼中的臺灣人

 昨日下午，台灣筆會舉辦了《台灣的二十四堂課》新書發表及座談會，主講內容豐富，並促進與會者深刻思考台灣命運共同體（鄭欽仁教授最先提出此語）的問題，此外，座談會結束後，詩人李敏勇以哲學與詩性語言對二戰後東歐國家何以擺脫共產惡靈的控制，朝民主化國家歷程的堅定信念做了精闢的導讀，並回應了一名愛國者來賓尖銳的提問。李敏勇引述日本詩人田村隆一（1923-1998）的說法：「……從今以後，我要向左走、向右走都是我的自由！」乍聽之下，這句話頗能展現自由主義的色彩與轟鳴，同時強烈反映田村要擺脫壓制言論自由的軍國主義時代的決絕。進而言之，大詩人此話輕易就能點燃暗藏在左翼青年心裡的火藥庫，並且得到狂信者的大力傳播。坦白說，我三十歲的時候，也會認同田村的說法，因為我不加批判就接受了，從未思考敘述者處於什麼樣的歷史語境中，更遑論談及國家認同與政治身分了。我認為李敏勇是一位富有洞見的詩人，他睿智提醒著我們：一個人在思想上向右向左，固然是由自由意志決定的，不過，我們依然要謹慎提防極端左派思潮的誘惑與滲透，對於這個清醒的警語，我是相當認同的。以我的讀書經驗，我認為左派論述很擅長意識型態的編造與政治修辭，社會歷練不深的讀者很容易就落入其偽善（救濟世人）的流沙河裡。因為在更多時候，左派的政治俢辭說得多麼冠冕堂皇，說到底，他們只是把它作為奪取政權的手段，他們絕不可能與支持者分享以恐怖主義和暴力搶來的權力！

 

最後，李敏勇對於臺灣內部國家認同的進程做了歷史性的回顧，同時指出其中的複雜性與困難。那名提問者憤慨地說，幾經政黨輪替，選出臺灣人的總統，為何臺灣還停留在「不正常的國家」裡，為何還不能制定一部新憲法？對此，李敏勇認為，與其抱怨統派（包括貪財、怕死、愛面子的臺灣人）支持者否定臺灣的主權地位，認同殖民統治者的政策，何不更堅定建立起臺灣人的主體性呢？說得也是，人沒了主心骨，他何能挺直站立成為一個正常的人？ 

對於這個大哉問，同樣在我的心裡餘波盪漾，它成為我思考的延續。這時候，我忽然想起了一本書：綾部恒雄《外から見た日本人----日本観念の構造》，因為在某種程度上，這部由諸多文化人類學者的論述為我解除了某些困惑。眾所周知，日本人很注重外國人對其民族國家身分的看法，專家們刊行的「論日本人」著述，長期得到日本讀者的關注。該書編者綾部恒雄教授是文化文人類學者，他在編者序當中，以1萬8千字長文，對外國人對日本人觀念的形成做了歷史性的回顧與考察，十足給初學者很大的裨益，如同讀完一部精要的日本簡史。另外，該書還有七篇論文，分別從美國、夏威夷、德國、法國、巴西、菲律賓和泰國的視點來觀察日本人的民族特質。毋庸置疑，這些論文的分析是極為精闢的，亦即讓我們了解外國人眼中何謂的日本人與日本人如何看待自我歷史形象之間的差異。儘管我們可以運用事後聰明的角度追溯這些具歷史性的論述，以此推測外國人的日本人史觀是如何建構和形成的，但我們同樣必然無法迴避一個尖銳的問題：地緣政治如何強有力地影響和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進而恣意改造民族身分的事實：緬甸的地理條件就是最佳例證。一直以來，它作為西方國家和中國擴張主義的較量之地（犧牲品），這個國家就在軍事獨裁與民主化道路中來回擺盪著。但話說回來，作為弱國的國民們若不畏懼死亡，願意為建造理想自由國度而獻身，那麼他們面對坦克碾壓和砲彈穿過身體的時候，一定充滿自我意義實現的崇高之情。（2021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