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利者的悲哀 

日本歷史學家普遍認為，儘管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打了勝仗，但若非生活在那個時候的日本民眾大概很難體會這場戰爭對日本社會造成的巨大衝擊。 

我認為「日比谷公園燒打事件」即可作為具有歷史社會意義的指標。

1905年9月5日，《樸茨茅斯條約》簽署的當天，有多達3萬名東京市民聚集在東京日比谷公園召開大會，他們反對簽署《樸茨茅斯條約》，因為日本得到的只是戰略利益（注：（1）承認日本在朝鮮的優勢，（2）將旅順和大連的租借權，長春以南的鐵路利權轉讓給日本，（3）割讓北緯50度以南的樺太（庫頁島），（4）承認日本在沿海州、勘察加沿岸的捕魚權。），而非巨額的戰爭賠償金。他們強烈要求日本政府廢止該條約，並繼續對俄國作戰。然而，日本政府不理會抗議者的訴求，派出大批警察進行鎮壓，參加者與警察正面衝突。集會結束後，群情激憤的市民搗毁親政府的《國民新聞社》（德富蘇峰於1890年創刊）報社，放火焚毀公園附近的內務大臣官邸以及許多派出所。混亂持續到隔天，政府宣布《戒嚴令》，出動軍隊鎮壓抗議民眾。

 

在這場騷亂中，付出了巨大的社會成本：受傷者約5百人，17人死亡。有兩所警察局和二百多個派出所、13座教堂、53戶民宅和15輛電車遭到燒毀破壞。參加此次騷亂1700人被捕，其中 308人被起訴，87人被判刑。更具體地說，日本民眾憤憤不平的是，在這次戰爭中傷亡和事實都超過了甲午戰爭，而取得利益卻大大落後於甲午戰爭所取得的。日本軍費總支出超過18億日圓，甲午戰爭只支出2億日圓；在甲午戰爭中，日軍戰歿者1萬3千人，但在日俄戰爭中，多達 8萬8千名日軍戰亡。這不免在日本民眾心中造成極大的落差，各界也都強烈地批判政府。而這種情緒在條約簽訂後達到了頂點，終於在東京發展為伴隨著暴動性質的民眾抗議示威運動。

 

這一時期，日本政府和大財閥又面臨什麼樣的局面？從經濟面來看，大財閥們的資本進入了各產業，在金融、貿易、運輸等行業逐漸形成壟斷集團。政府繼續擴大軍需工廠的規模，大力保護民間的重工業，使造船、煤炭、鋼鐵等工業生產獲得大幅度增長。然而，日本經濟實力仍然薄弱。為了籌措巨額的軍費，日本政府已背負著英美兩國的外債，財政壓力可謂巨大沉重。到 1913 年末，日本當年財政總收入為 7.2 億日圓，而外債卻高達 20.7 億日圓，與對外投資 8.46 億日圓相抵後，外債淨額仍達12.24 億日圓。由此而言，彼時日本政府實則內外交困拿不出解除問題的白虎湯，對於大規模群眾抗議運動，只能採取鎮壓手段來敉平執政者內心的恐懼。著名報人德富蘇峰在1911年發表一場題為「論謀逆」（指1910年以幸德秋水為首的「大逆事件」）的演講之時，他用「勝利者的悲哀」的視點省思日本民眾在日俄戰爭中「勝者一無所獲」的複雜矛盾心理。現在，那段交織著憤怒之火的歷史煙硝已經散去，但是沒有人可以保證，崇拜擴張主義的強國什麼時候向鄰國發動新一輪的侵略戰爭？（2021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