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之師（讀書隨筆）

多年以前，我較感興趣地閱讀芥川獎得獎作品，但是《芥川賞全集》煌煌十二卷，於我而言冊數太多，一時無法盡讀，只能挑選或零散的翻閱。三浦哲郎〈忍川〉即其中一部作品。〈忍川〉這部小說約莫二、三萬字，並非長篇之作，讀畢不致於吃力。我是那從那時候開始認識三浦哲郎的小說。後來，我在東京的古舊書店，有緣又覓得其幾部小說，就這樣存入書架，想讀就隨手翻上幾頁。今年二月，我特地到了荻窪一趟，據聞那附近的古舊書店，很有特色而且售價平實，無法前進神保町的時候，到那裡見識修習一下，也是難得的美事。說來就是這麼神準，你心中思念著某個日本作家的作品，它自然在你面前現身。我手頭上《回憶老師井伏鱒二》這本書，正是三浦哲郎所寫。而且，售價竟然只200日圓！姑且不論這是特價品，該書封面的樸素之美，令我為之著迷，縱使售價再高，我都會搶購為快的。

不止如此，我還有意外的發現，這本書的原持有者，想必是個愛書人，因為在扉頁處，含夾著一枚剪報。這是出自報紙專欄文章，摘要性的書訊。正如其文章所說，這令人羨慕的文壇佳話，無不讓讀者感動不已。這是性情溫厚的徒弟三浦哲郎，向文學啟蒙之師井伏鱒二溫情的回述。概略地說，該書的筆法簡潔，沒有煽情的言詞，以閒話家常的筆法，追憶他與井伏鱒二來往的生活點滴。從這角度來看，這本懷念之作，似乎可以看到井伏鱒二的生命深處，平凡而自在的人性素描。

例如，此書在開篇處這樣提及，文學之師井伏鱒二辭世後不久，師母送給了三浦哲郎一雙木屐。他深深知道，這份贈禮意義重大。他收下木屐，仔細審視著。這木屐是梧桐材所製，木紋筆直煞為好看，夾合腳拇趾的細繩、顏色和材質很講究。接著，他翻看木屐底部，前後木齒有些磨損傾斜、起了毛邊，還嵌著幾粒小石子。他看到這木屐耗損的痕跡，很快就回想起其師走路的方式了。他自述道，老師生前經常找他飲酒，每次去酒館的路上，路面未必平坦，酒後護送他回家之際，總擔心他走得太急不小心跘倒了。不過，正因為有這雙木屐，他回想起老師趿著木屐用力踩踏地面發出的咯咯聲響。在那以後，他想過要趿著老師的木屐，到附近散步一下，最後還是作罷了。他將木屐置於自家的玄關前，想像著充滿活力的老師，此刻正來到家裡做客，坐在簷廊下的搖椅上，氣定神閒地吞雲吐霧著。

再次重申，我認為三浦哲郎是個幸運的人。畢竟，並非每個作家都是如此，有著如此深厚的師徒之情。對文壇的孤鳥作家而言，他們沒有名師的提拔，不受焦點和矚目，終其生涯可能默默無聞。然而話說回來，緣份這種東西真是奇妙，有點類似命運的安排。換言之，多半是命運在挑選我們，我們沒辦法向命運做任何索求。而不能被天神挑中的人，只能自力救濟，必須自我修習，自尋文學之師了。依我的經驗，文學之師可能是同時代文學前輩的詩集，可能是異國的古代哲人，也可能是生活中的各種磨難。如同卡爾．馬克思所言，當他思想快要枯竭的時候，就會回到中世紀的歷史，借來思想的武器，繼續與之戰鬥。如果這樣，那麼向書海中汲取精神養份肯定來得容易些，任何人都做得到。所以，我相信這樣的現代神話，付出時間勤奮閱讀，神奇的文學之師就會向我走來。

〈我能做什麼〉⦿邱振瑞

趁著石碑健在

風雨的真實

記憶尚未崩塌

我捐出老骨頭

由飛燕悉數領回

虛構的花草貌美

影子有其分身

那些誤植成林的

不屬於感傷範疇

季節開始轉向了

豐饒面議死亡

我能做些什麼

或者記述什麼

海面澎湃的聲音

我豈能祕而不宣

〈魔法通道〉⦿邱振瑞

他們都說

有辦法的人

正在挖掘通道

迎接黑暗的笑聲

他們都說

飛天遁地的人

正在翻找廢墟

安置失憶的檔案

這樣推估

開挖魔法通道

的確是考驗

我靈魂中的軟硬

要我交出晝與夜

是何其簡單

淺眠來回勘查

問我他們的身份

日本電影中的小說

毋須諱言，我向來喜歡觀賞日本電影，不論黑白的彩色的影片，只要騰出時間，我都要看上一遍。多年以前，我曾經陸續看過小津安二郎幾部作品，整體感覺甚好，但仍然有著實學為用的意圖。我不止是為了消遣看電影，還希望從影片中發現到什麼東西，為我接續與日本歷史的聯結。例如，在影片中所出現的昭和年代的生活方式，交通工具、民生物資、生命價值觀等，都能補足我們因資料匱乏造成的歷史偏見。若有人問我日本電影有何特色的時候，那就是小說的電影化了，特別是由文學小說改拍的電影。

我認識一個博學的日本朋友，他知道我的文學傾向，某日，送給我一份不凡的禮物—--《人間の條件》（譯為《人類的狀況》或《做人的尊嚴》較貼切）電視影集，我非常高興。這是由作家五味川純平的長篇小說改拍而成，書名是仿傚法國作家馬爾羅的同名小說。這個問題，我曾就教過末岡實教授，為何這部經典影集，人們所知甚少，又乏人問津？他直言說，看完這部電視影集，會讓人感到悲苦沮喪，並在心中留下黑暗。他不否認這是一部佳作，但多數的日本人，平時面臨生活壓力的重負，實在沒有餘力再審視這段黑暗史了。說的也是。對日本人而言，生存的壓力夠大了，何必自找麻煩呢？再怎麼自虐為樂的人，還是有其底限的。

這些雜談姑且不談，我仍然要肯定日本電影的實驗精神，畢竟拍攝電影是耗財失金的行業，沒有許多條件配合，有些時候，真的只能望梅止渴。不過，世界怎麼天翻地覆，總是有理想的傻子導演，願意揮汗支撐。他們不計成本考量，缺乏資金贊助，義無反顧地將日本小說拍成電影，只為傳達他們的看法，表述那個時代的聲音。從這意義來看，小說的電影化似乎就是民眾史的化身，等於邀請我們回到歷史的現場，用歷史學家的眼光，一起做田野調查。

這次，我在《昭和日本映畫史》（每日新聞社）一書中，找到了幾個例證，為我提供必要的線索。但我必須聲明，我不是電影評論家，無法提出深刻的見解，只能按編年史順序，簡略介紹幾部經典性的電影。

《米》（東映、1957年3月）這部電影旨在描繪茨城縣東南部的貧農生活，及其年輕人的青春之愛，觀眾可以透過影片中的農村風光，再次認識茨城縣這個至今仍然保有日本傳統農村映像的農業縣境。《裸之島》（近代映協、1957年11月），這是一部黑白電影，由新藤謙人導演，具有明顯的實驗性質，調性非常沉悶，描寫一對夫妻在一無所有的離島上，辛苦地耕種的歷程。正如片名「裸」字提示的那樣，它反映著二戰後日本人的慘烈境況，所到之處盡是廢墟，人民為了求存，必須尋找耕地，哪怕來到不毛之地，都要從硬土中翻出新生的土塊來。

接下來，就是我們熟悉的電影《楢山節考》（松竹、1958年6月，譯為 《楢山小調考》較妥帖）。這部影片是改拍自深澤七郎的同名小說，描寫位於長野縣深山老林裡的捨姥太的習俗----。也就是說，農村中遇到食糧不足時，壯丁背負老人至山中棄置的傳說。這是一部挑戰人性底限的電影，尤其，在片中悠悠響起的「節=小調」音聲，更為其劇情增添些無奈和悲涼。眾所周知，小說家島崎藤村的名作《破戒》，由市川昆導演的電影《破戒》（1962年 4月），正是改編自這部小說，描述出身賤民階層的教師的惶惑與抉擇。乍看下，《日本昆蟲記》（日活、1963年11月）這部電影，與法布爾《昆蟲記》頗為相似，可其精神內涵迥然不同，不如說具有強烈的反諷。這部電影由今村昌平導演，主要在刻繪東北苦寒農村的女人，為了活下去，如昆蟲般卑微苟活的遭遇。上述這些改編自文學小說的電影，多半有寫實主義的環境體現，而拍攝《砂丘中的女人》（勅使河原宏導演、1964年2月）這部電影，就必須技巧高超處理抽象思惟了。在安部公房諸多作品中，小說《砂丘中的女人》，堪稱是其代表作之一。有日本卡夫卡之稱的安部公房，儘管其小說晦澀難懂，但是寓意甚深，他擅長用冰冷的語調，烘托現代人的荒謬性、如何在怪誕的生活中，扳直被扭曲的人性。然而，結果卻出乎意料，據說這部電影賣座成功，贏得觀眾的喝采。這是否間接證明，電影中的文學小說，脫離原小說的境況，以另種形式再生，經由電影導演的神來之手，再度復活和被復興了起來。就此而言，我們應當向這些電影大師致敬，感謝他們贈送給我們看得深遠的目光。

〈夏衣〉⦿邱振瑞

悲傷的雨季

來過多次了

臨走之前

竟然忘記閂門

我以為抹消幻覺

如同蠟燭把我

簡單吹滅

青煙卻成了文本

我再次叮嚀

晨起一杯溫開水

睡前一杯白酒

孤獨皆有所依

我每日看著

風雲掠眼而過

我終需恢復自然

但還沒想出方法

〈追記〉⦿邱振瑞

如果

這一切可能

我願意跟隨狂風

奔向雲端之眼

如果

這一切可能

我願意和浪濤

翻新大海之夢

如果

這一切可能

我希望古代之謎

與我交換語言

如果

這一切可能

我希望時間淘盡

猶然認得我的鄉愁

丸山真男與吉本隆明

正如許多學者專家指稱，我們要進入日本現代政治思想史的視野，似乎都無法繞開丸山真男與吉本隆明的精神歷史。在此，我借用英國社會學家傑弗里．霍松《啟蒙與絕望》一書的觀點，並稍為更動對象和語序：我們必須根據這兩位理論家的意圖及其身處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環境來解釋其理論的知性歷史。我希望這高超的論點，助我明確找到與他們的思想距離。

就我而言，仲正昌憲《丸山真男與吉本隆明：「戰後思想」入門講義》這本入門書，比較兩者思想脈絡，不施展晦暗的煙霧，深入淺出的寫法，使讀者很快進入閱讀狀況。他在作者前言說，本書寫作旨要在於，講述丸山真男和吉本隆明這兩位思想家的思想特色，因為長期以來他們的思想規範和影響著日本戰後政治和社會思想，這與西歐思想家的影響不同，他把這個在大學講授的講義，試圖從思想史的角度來探究「日本主體性」的原有面貌。

眾所周知，丸山真男與吉本隆明這兩位思想領袖，都被歸類為「左派」，儘管現今隨著日本社會運動的開展，整個左派思潮和學院體制已大為衰退，他們仍然是戰後左派思想最代表性的兩個類型。丸山真男擁護以近代西歐形成的市民社會（=戰後民主體制），尊重自律的主體性；吉本隆明的看法則相反，他批判市民社會的構想不可靠，主張社會運動必須植根於大眾的日常生活中。而吉本這樣的論點，使他成為日本新左翼或後現代主義推崇的評論界的明星。然而，這裡存在一個事實。表面上來看，吉本隆明與戰後左派信奉的主神：馬克思主義的下層建築決定論—階級鬥爭史觀，與這些被僵化的和教條化的理論劃清界限，在某種層面，卻仍然與固有的「日本的思想」聲氣相通。

同樣的，我們可以從《忠誠與反叛》一書中，發現丸山真男論述的用意，他以德川幕末時期至明治晚期活躍的知識人為考察對象，旨在確立自己的行動規範，並以武士道等書籍作為參照來探討中國的典籍和江戶時代的儒學。可以說，吉本隆明《共同幻想論》的論點，即站在丸山真男的對立面。他對於岩手縣遠野地區的、充滿民眾的想像力（共同幻想）的民間傳說，評價甚高，他進而把它與《古事記》中的神話表象世界相聯結起來，以此形塑「日本」這個國家共同體的可能性，亦即試圖以共同幻想（想像的共同體）建構自己的國家。

值得一提的是，仲正昌憲在評述這兩位戰後思想界的巨人，始終保持清醒獨立的觀點，沒有追隨者慣有的狂熱，而是詳細解讀兩者的文本，適時補充歷史背景的說明，與之比較和設定問答，還原文本歷史的面貌。由此來說，作者寫就這本書，真是用心良苦。正如他於文末說，無論你是當今最火紅的評論家，你都必須用最簡明的語言向閱聽大眾說明。簡單講，當你向日本政治界、左翼．右翼思想提出尖銳批判的時候，你必須具有這樣的本事，要能言簡意賅地讓對此毫無知識背景的民眾，經你一說立刻明白。常言道，真正的聰明人，絕不誇大說蠢話！而真正的好文章或論述，就要送到民眾的心坎裡。不過，讀者要讀懂吉本隆明的文章，可能得費點力氣，在文中，他頗有援引精神分析和文化人類學的理論，連索緒爾的語言學都登台演說了，的確給沒此知識背景的讀者帶來小小的困惑。總結地說，作家寫書應該為他者著想，無論如何要寫得深入淺出，這樣的作品流通市面，才是造福民眾的大業。就此意義而言，我們是否可以推論，當今全球化浪潮撲湧而至，在知識爆炸的時代，那些故作諱莫如深的晦澀作品的作家們，難道是惡德商人的同路人？

〈耳朵〉⦿邱振瑞

我沒有古人耳朵

聽不懂古樂曲

古老的手指

彈奏時期的歡愉

秋蟬蟄伏已久

認識我的囿限

就這麼慷慨

借出了一雙翅膀

夏季流連於火焰

未必那麼凶猛

為我扇來社會理論

只屬於我的解讀

這理由很簡單

暴雷可能不復存在

但這無關緊要

聲聞已為我清涼

〈心中的天空〉⦿邱振瑞

沒有稿紙

我心中的天空

就沒地方可寫

我必須繼續轉筆

這些必死思想

正發出嘆息符碼

否則來自彼時的

我將無計可施

愉快會戛然而止

這封閉的雲塊

要我不停呼吸語言

驅逐龐大的幻覺

〈沉睡〉⦿邱振瑞

請毋責怪我

我真的振作起來

且刻不容緩

挽回語言的初衷

我特意遍植森林

這樣就有樹蔭

有相同的課堂

直達神祕的旨意

所以我不能沉睡

不敢與曖昧共謀

明天太陽照樣升起

證明我並非偽黎明

蝸牛的預言

我每次到傳統菜市場裡採買，看到各式各樣的蔬菜、水果、海鮮或肉類，就有一種說不上來的感觸：食物，這種東西真是奇妙！我擅自定義這種關係，它似乎有著記憶之神的能耐，在你開始認識世界的時候，就將這種對它特殊的記憶之水，悄悄地植入你的腦袋裡，你想忘都忘不了。也可以說，它是有感情溫度的物體。只要它一打開，你便無從抗拒，也不需反抗似的，因為它是用最溫暖的幻術，隨時把你召喚出來的，把你視為心靈之友，分享記憶的共同體。好比說，以前你到菜市場上，多少還看得到泥鰍、鱔魚、鱸鰻等生猛的身影。就我的經驗，現在除了濱江市場之外，一般小型菜市場，幾乎很難覓得這奇特的魚貨了。嚴格講，終究是消費決定市場，善良的魚販將本求利，不可能自設障礙，刻意讓批進來的魚貨套牢。也許，他們曾經有過把幼年時吃魚的美好分享出去，結果卻事與願違，反而吃了蝕本的苦頭，只好回到市場規則，販售現代市民所需的魚貨。這樣的分析，只反映我的立場，其實很難感銘於他們的苦處，他們在滯銷與好銷之間，為取得平衡付出的辛勞。

這是我對菜市場的觀察。若要我再舉出奇妙的例證，就是那個熱鬧的民生場域，同時也是我引題的來源，因為它偶爾所展示的事物，恰巧使我回想起童年的美食記憶。

某個雨天，我依然來到了濱江市場巡逛。在那樣的地方，下雨不是好現象，路面濕滑，走路不小心，可能跌個四腳朝天，如果那時你手上又提著魚貨，就更礙手礙腳了。不過，這點不利因素是可以克服的。就在我漫想之際，我看見雜亂的棄物垃圾堆裡，竟然有幾隻蝸牛在殘敗的菜葉中爬行，不定睛細看，還真看不出牠們就是蝸牛。蝸牛？我立刻忖想著，我多久沒見到蝸牛了？在那樣的時刻，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那幾隻漂迫求生的蝸牛們，讓我想起幼年的時候，母親烹煮的熱炒蝸牛肉。在我印象中，我見識過母親處理蝸牛的過程，這很麻煩又費工夫，沒有足夠的毅力，絕對做不來。但是我想，正因為要做足工夫，那種好味道才能顯現出來，尤其，在調理蝸牛的時候，更需稟承這種精神。如今，我母親已逝世多年，我真的沒機會品嚐其獨到的家常菜了，說來是有些遺憾的。為了彌補我心中這道缺口，事實上我買來海螺當替身試驗，在白煙升騰的熱鍋中，同樣以小紅辣椒、九重層拌炒提味；料理做成後品嚐，口感還不錯，與蝸牛肉很相似。不過，我總覺得綜合諸多要素看來，還是我母親的廚藝技高一籌。首先，我無法仿製這種味道，不可能烹調得出來。其次，現下我就駐守在這美食的記憶裡，想盡辦法讓這個記憶恢復原有的美味。如果真的無技可施，我就改變語詞的順序，將它視為蝸牛的預言，蝸牛對我預言什麼呢？我想，只有我知道怎麼回答。

〈一隻雲雀在歌唱〉 ⦿邱振瑞

我在田野上穿行

望向故鄉景物

是否照舊如常

卻忘記了天空上

一隻雲雀在歌唱

其美妙的言詞

爬上那樣的高度

絕不影響抒情

夏風與我同村莊

必定向我報訊

不過這一次

眼翳並沒有遮蔽

惡意轉身退出

是我封殺了耳朵

聽力才如此混濁

我比誰都想知道

從那以後

故人登天的世界

深處有雲層墓地

至今是否健在猶然

芥川獎作家又吉榮喜

今年四月下旬，我收到了沖繩作家又吉榮喜的贈書《巡查の首》，我很高興又有些意外，因為睽違十餘年了，他還記得我，並以這種形式與過往聯結起來，我真的非常感動，也回憶起會後與他聊談的片斷。

約莫二○○二年左右，Y教授主辦有關沖繩歷史的研討會，我任職的出版社協辦，那次盛會特別邀請了三位出身沖繩的芥川獎作家，又吉榮喜先生應邀來到臺北，他即其中一位作家。在我印象所及，又吉榮喜的面貌氣質，很像小說家安部公房。他們還有個共同點，都戴著粗框黑色近視眼鏡，是個老實溫厚的人，不擺作家的架子，而且和善親切，每個初識的朋友很快就能與他聊談起來。我好奇問他，「哪個作家對他影響甚深？」他淡然回答，「平時，喜歡閱讀俄國小說家果戈理的作品，閱讀日本作家的小說，但談不上受到哪個作家風格影響，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寫作。」他當年這番話，又在寫給我的短信中得到證實。他說，目前，他在《珫球新報》撰寫連載小說《仏陀の小石》，這小說就以印度和沖繩為舞台背景。以前，他認為要寫出「偉大的小說」，必須具有宏遠的歷史觀。因此，他大學專攻歷史系。在《巡查の首》這部作品中，琉球、台灣和日本等歷史遭遇，在其歷史視野中依次開展。

最後，我仍然有小小的遺憾。在臺灣，我尚未找到出版社翻譯刊行又吉榮喜的小說。這個猶未兌現的承諾，在我收到這份贈禮的同時，使我感到愧疚和焦灼了。在回信之前，我應該在此反省懺悔。

〈母親節〉⦿邱振瑞

這天真是神奇

我和母親散佚的

映像記憶

在此刻重新復活

我兒時走過的田埂

仍然通向新世界

青紗帳似的甘蔗林

有我們和土地之聲

我同時知道祕密

時間驟然消失

並非絕情寡義

只是沒來得及回眸

除非風砂將我隱藏

在地獄的季節裡

我會繼續等待

這個相逢的慶典

書籍戶口名簿（隨筆）

我不是版本學研究者，也不追求珍貴的孤本，但是可能基於習慣使然，我每次在書店選購書籍的時候，總會快速地讀過該書內容，作者的著述背景。這些閱讀程序結束，我還要翻至版權頁瀏覽一下，藉此察看印製（成就）這本書的相關訊息。如果我們把書籍視為存在的實體，具有社會位置的公民，那麼該頁面所載明的資料，就相當於書籍的戶口名簿了。讀者從那裡可以一目瞭然：作者、發行人、書籍設計、內文排版、出版社名稱、印刷廠、裝訂廠、開本、定價、初版年月，等等。一般而言，讀者買書多半會考量定價和出版社，藏書家和研究者則不然。在他們看來，書籍出版年月和發行日期是重要參考依據，並且講究裝幀名家、印刷、紙質、封面設計，因為這些細緻的考證為他們帶來滿足和快樂。

然而，相較於洋書只在扉頁內外注明出版年份和出版社名，上述詳細載明的版權頁，在一九七○年後期，似乎只存在於日本和漢語文化圈的國家。據書誌專家紀田順一郎指出，日本於十六世紀以前，發行者和印刷者，載明於內文後面，有的還印上家徽，但其後出現變化，改印在扉頁上。只有印量極少的情況下，像「コロホン」（特裝本）特別載明。嚴格說來，最初日本書籍的版權頁刊印在內文後面，注明出版年和作者。例如，井原西鶴的《好色一代男》，這樣刊印「天和二戍年陽明中旬、大坂思案橋荒砥屋、孫兵衛可心板」。在當時，出版者必須遵守這條規定。附帶說明一下，井原西鶴以寫作情色猥褻書籍聞名，享保七年（1722年），他即因出版此類書籍遭到官府取締，官府甚至命令他「今後撰寫任何書籍，務必於版權頁具體載明 板次、作者及出版商」。

隨著時間推移，明治維新以後，關於書刊出版許可事務，由開成和昌平兩校管轄，原先於德川時期尚無智慧產財產權的概念，這時候才正式納入法規條文中。到了明治二十六年（1893）頒布了出版法，明治四十二年（1909）的《新聞紙法》，又有更嚴格的規定：「凡出版物之底頁，必須具體載明發行人、印刷者、編輯等姓名住居地址。換句話說，那些藉由文字有意衝撞政府體制的雜誌和報紙新聞，全即適用於《新聞紙法》，它扮演限縮言論自由的關鍵角色。不止如此，出版刊物之前，將出版申請送交內務省警保局審核，書刊內容必須與版權頁相符，在發行日期上，則要填入三日後的日期，還必須有發行人、印刷者、作者的連署。到了明治中期，版權頁又有改變，必須顯示作者身份，以「平民」或「士族（武士）」做出區別。以明治十三年（1880）發行的政治小說《情海波瀾》為例，版權頁即這樣載明：「作者、東京府士族、戶田欽堂、北豐島郡下駒込九百三十一番地」。此外，檢印制度就是從那以後開始的，這樣可保障作者和出版社雙方權益，有效防止盜印歪風。不過，作者逐冊在書籍版權頁上蓋章，的確很耗費功夫，也需要蓋章驗迄的紙張。

當時，書籍的印量大約二、三千冊左右，要全數貼上作者檢印章，當然足以處理。但是，進入昭和初期劃時代性的「円本（壹圓書）」風潮，印量往往多達三十萬冊、四十萬冊，這時作家就必須全家動員，徹夜未眠在書籍版權頁上蓋章，每蓋一次核章，代表版稅入賬的希望。曾經傳出這樣的趣聞，作家看到妻子不停地往版權頁上蓋章，累得滿臉倦容說不出話來，他即大聲激勵著，「我的賢內助啊，快打起精神，我們就靠這個（版悅）蓋建新房呢。」二次大戰結束後，上述《出版法》和《新聞紙法》，隨著美國佔領軍進駐予以廢除，法律不強制規定出版社印製版權頁，可是這範示有利於書籍流通，因此沿用至今。進一步地說，作者在自己著作上蓋章，麻煩又費功夫，作家與出版社若有互信基礎，檢印程序就可省略。據了解，在那以後，日本作家出版著作，除了印量極少的豪華版書籍外，作者幾乎不再檢附作者印章了。

相反地，對書籍研究者而言，其實版權頁包含許多訊息和匠意巧思，而且愈來愈精簡了。有些日本辭典或地圖書冊，特意省略出版年月日期，仿照洋書的樣式，將版權頁印於扉頁後面，更新潮的印在書籍摺口上。一九七○年代後期，日本書籍定價變動很大，以致於有出版社索性省略定價標示，不過，這個做法旋即引來了批評。畢竟，書籍雜誌公開販售即是商品，應該明確表示定價，亦可避免不必要的糾紛。最後，我們將視點轉向中國的書籍出版，或許由此可看出不同的社會體制，作為書籍「戶口名簿」的版權頁的變遷。就我的藏書所見，一九五○年以降，簡體書版權頁上載明全書字數、實際印量、紙張和版次。即使現今看來，這種由專制國家體制所發布的公開資訊，仍然具有坦誠的品質，它嚴正告訴作者，（國家）出版社即正派經營的表徵，絕不隱匿相關資訊，絕不盜印幹不法勾當，損及作者應有的權益。

總括地說，在經濟自由化、資訊公開透明的監督下，二○○○年左右，中國的出版社拖欠臺灣出版授權費的糾紛似乎減少許多，他們的出版業的確蓬勃振興了起來，不可同日而語，生活物價逐漸攀升，書價跟著調高，所謂半百（定價五十元人民幣）的時代，真的如假包換立在讀者眼前了。依現今日本和臺灣的書市來看，出版社和作家們都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我始終認為，他們的任務在於，如何構思推出精采絕佳的作品，將失去的讀者找回來，給予閱讀的至上樂趣。這是一種善業的循環，只要徹底實現這個理念，就能改變書籍和作家的命運，即使不能全部改變，誰能否定有了變化的開端，不就是另一種新生嗎？

〈流言〉 ⦿邱振瑞

一抹聲音說

我耳內的夏天

極度乾燥

尤其悶雷剛掠過

大片記憶之林

已擅自燃燒起來

吞噬和湮滅

交換詭譎的盡頭

我無法顧及太多

不能證明什麼

不能插翅飛翔

幻象愈是逼近

似乎不想就此罷手

喧囂到底為誰流言

作家與藥物（隨筆）

就我個人的閱讀偏好，比起太宰治的小說，其生平的經歷，似乎更吸引我的好奇。在這之中，包括他住過的地方，以及他投水自盡之處---因為我曾經到過千葉縣的船橋，以及東京都小平市玉川上水附近打工。我知道，我於一九八七年在東京遊學期間，這位頹廢派健將已經作古多年了，那時他很可能正立在天國的車站門口，俯瞰著傾慕的讀者們如何講述他，如何評價他的作品。

我發現，作家淺見淵《昭和文壇側面史》這本書，內容極為充實。該書旨在談及昭和時期他與其他作家的往來，文筆樸素可讀性很高，很快就能把讀者引領到他回憶性的記述裡。在書中，他提到太宰治賃居船橋町期間，幾個作家朋友找他出去飲酒作樂，其後太宰治這樣寫道，「……這個夏天，朋友們熱情來訪，而我終於得以在這附近租間小屋，自己炊煮解決三餐。不過，我每天夜裡虛汗直冒，幾乎浸濕了身體，仍然打起精神幹活（寫稿）。說來奇妙，每日早上，我飲下一杯冰牛奶，就會覺得活下來，心情愉快。……當我看向庭院的植栽發現，角落裡的夾竹桃正盛開著，猶如燃燒著的火焰似的，看得我也感到頭疼倦怠，」

按照太宰治的寫作年表來看，他的小說〈黃金風景〉（昭和十四年），即是於船橋的租屋處完成的。他在文中提及的夾竹桃，某種程度與他遊歷中國有關。昭和十七年（1942年），他到北京旅遊期間，看過許多住家門前擺著木桶，裡面植栽悉心照料的夾竹桃。而太宰治出生於嚴寒之地青森縣津輕，在北國的寒冬裡，看見盛開夾竹桃盛開紅花，如同來到溫暖南方國度，想必感觸更深了。其後，他的精神狀況不佳，仍然對這租屋處的夾竹桃眷戀不已。此外，太宰治還有精神潔癖，他認為元配小山初代曾經犯下「不貞」的經歷，因而決然予以離婚。只是，究其一生的風流情史，還是這元配對他最為寬容順從。小說家井伏鱒二為此於昭和三十五年，將初代這段悲慘際遇寫成小說〈琴の記〉。

淺見淵回憶道，那個時期太宰治頻頻來信催促說，「我的〈晚年〉已決定出版了，你快來取稿吧。」（注：《晚年》印量500冊，只售出250冊左右）太宰治如此緊急催取，真正原因在於他因Pavinal中毒甚深，已沒有體力出遠門了。事實上，他的朋友都知道這個祕密。因此，淺見淵與太宰治照面之時，即覺得他臉容瘦削蒼白，令人感到害怕。儘管如此，他迅即召喚很少在朋友面前露臉的妻子溫酒，與造訪朋友暢飲了起來。然而，沒多久，他的臉色變得很糟，原先熱烈談話，卻突然沉默下來。當大家覺得疑惑之際，他猛然拉開了隔間拉門，朝裡面的房間奔去。同席的作家檀一雄（著有小說《火宅的人》）低聲說，「太宰又去施打Pavinal了。」果真，一會兒功夫，太宰治又回到坐位上，此時蒼白的面容，泛著淡淡的桃紅色，開始高談闊論起來。但是這種好狀況，維持不到一個小時，他又如風中殘燭一樣，臉色蒼白不說話了，然後又奔往裡面的房間。於是，他就這樣在朋友面前來回好幾次，與高度依賴的藥物做搏鬥。

說到太宰治為何施打Pavinal成癮，起因於他罹患急性盲腸炎，在阿佐谷的篠原醫院住院手術，但卻併發腹膜炎疼痛難耐，醫生為他施打了Pavinal止痛。從這時開始，他迷戀這種舒服感，出院後依然繼續施打。太宰治說，這種陶然的感覺，讓他的文思泉湧奔向，創作進度更順暢。正因為他這樣依賴Pavinal，最後將自己推向了藥物中毒的深淵。然而，購買Pavinal必須出示醫師證明。他一搬到船橋，無視這個證明，跑到附近的藥局，佯裝若無其事的樣子，用比市售行情的高價求購Pavinal，由此可知花費很大。不止買藥的費用增加，購進的書籍增多起來，幾乎氾濫成災，最後只好向店家賖賬了。最後，他擔憂藥局就此斷貨，他因而恐嚇藥局說，他們若不繼續販售Pavinal，他就要向警方自首，舉報他們私自販售違禁藥物。這個威嚇奏效了，嚇得藥局臉色鐵青，被迫答應了他的要求。

由此可知，太宰治幾乎沒什麼謀生能力，進一步地說，直到昭和二十年七月，二次大戰即將結束，他疏散回到北津輕金木町的老家，都如其學生時期那樣，依靠長兄匯款救濟。他的小說《晚年》出版，砂子屋書房為他在上野精養軒舉辦了新書發表會，但最後他致辭的時候，卻又出狀況了。因為他把針筒忘在家裡，剛好藥效已過，僅簡短致辭，便向站在會場四周的服務生連打哈欠，嚇得出版社及其朋友們坐立難安。總括地說，太宰治需錢孔急，被缺錢折磨得快要心智混亂，甚至比起獲得榮耀的芥川獎，或許他更需要金錢來解除自身危機。後來，他因芥川獎落選悶恨在心，寫了一封泣訴狀給該獎評審之一佐藤春夫。當時《朝日新聞》的版面，亦刊載了這則風波。也許現今看來，我們已很難體會太宰治的藥癮折磨，但應該可以理解他的心理狀態，將理解作為一種方法，一種通向作家的心靈之路，也算是閱讀評傳的回饋。

孤本的教誨（隨筆）

前些日子，我聽聞某日籍教授來臺灣宣傳自己的新作，的確為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研究，帶來了新的成果展現。我不是臺文界的人，但我仍然認為，這是值得慶賀的事，臺灣文學研究需要更多人才投入，建構獨立而清醒的史觀論述。不過，此行他似乎還有個重要差事，藉由這個機會分別走訪了幾個收藏家，有否意願買下他珍藏的孤本，亦即他撰寫該書援引的史料來源。他手中的孤本，後來是否成交，我不在現場無法得知，卻觸動了我類似的經驗。

至今回想起來，很長一段時間，我對前輩研究者挖掘和介紹日治時期臺灣文學作品，感到萬分憧憬，心想哪天擁有這些孤本，滿足自己的虛榮幻影。不過，我知道要實現這種夢想，必須具有兩個基本條件：其一、支付高價書款；其二、必須深諳日文，缺少其中一項，都將是令人扼腕的遺憾。如果前者為日本研究者，他們面對的問題在於，當確切獲知史料來源的時候，是否敢於砸下重金求購，哪怕你舉債借款也在所不辭。畢竟，同行競爭激烈，他們無不睜大眼睛在等待這個時刻，一旦失去先機，真的只能飲恨以終了。坦白說，那個時期我完全沒有上述必備條件，首先，我既沒有雄厚財力，對日語也一知半解。儘管如此，我的虛榮心並未因此消亡，反而如野火般熾烈地燃燒起來。後來，我發現這個切身的挫敗感，慢慢地把我導向了民族主義的偏見，一種自視正義卻因無力取得的憤怒。我當初的想法是，日本人買走了我們臺灣的珍貴史料，那是屬於我們的歷史精神遺產，竟然落在外國人之手，說來是國恥也是悲哀。

然而，在那以後，經過了三十餘年，我所罹患的孤本症候群，卻神奇似地消失了。我想很大原因在於，我終於理解日本學者的寫作動機了，也許正因為理解，我才能如佛家所言的「放下」，感到自在和釋然。就我所知，有些日本學者當初購得孤本，很可能花掉其終生積蓄，使日常生活變得拮据乏味，甚至因此失去家人的諒解。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他費盡辛苦覓得的孤本，付出無數的歲月，尤以完成著作之後，這孤本的任務即告結束了，已經無需留著手上，何不把它售出換回現金呢，順便指出，有些寫作專著的日本學者，其售書手法極為高明。他們為了將來順利售出手中的孤本，事先複印多份慷慨贈予同行們，激勵大家關注這研究的議題，再經由名家們傳播宣揚，這個隱世不出的真本，會以更快速度上升到神祕高貴的地位，同時亦連動著收藏家的脈搏。在這美好的時刻，他售出手中的孤本，完成這樣的交易，算是圓滿收藏家的希望，要說皆大歡喜，也並無不可。

換句話說，我的寫作材料不依據罕見的孤本，不仰仗獨占史料的高度，而是以售價平實、公眾可取得的書籍，我就可免除受困於孤本的牢刑了，那種莫名的民族主義自尊心，也就隨風飄逝了。進一步地說，我轉向其他方面的寫作，反而獲得了快樂，得到極大的自由。當然，這種平價得書的寫作方式，無法獨享孤本的神聖光環，又會帶來更多的競爭者，而且自己若稍為懈怠，可能會被同行超越，壓力和焦慮感捲土重來。依我看來，寫作專著只要出版刊行，它就是商業行為了。而有這抱負的人，大概都同意以真材實學，在書市上與同行們決一勝負吧。我受到這番激勵，實際付諸行動之後，我仍然認為這起點平等的競爭來得有趣多了，因為這裡不論身份階級，不以財力為主，只問你是否義無反顧地投入研究，問你有多少發現和洞見，有什麼精深的闡述，而作家和學者寫書都將在這個基台上完成美好的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