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戶口名簿（隨筆）

我不是版本學研究者，也不追求珍貴的孤本，但是可能基於習慣使然，我每次在書店選購書籍的時候，總會快速地讀過該書內容，作者的著述背景。這些閱讀程序結束，我還要翻至版權頁瀏覽一下，藉此察看印製（成就）這本書的相關訊息。如果我們把書籍視為存在的實體，具有社會位置的公民，那麼該頁面所載明的資料，就相當於書籍的戶口名簿了。讀者從那裡可以一目瞭然：作者、發行人、書籍設計、內文排版、出版社名稱、印刷廠、裝訂廠、開本、定價、初版年月，等等。一般而言，讀者買書多半會考量定價和出版社，藏書家和研究者則不然。在他們看來，書籍出版年月和發行日期是重要參考依據，並且講究裝幀名家、印刷、紙質、封面設計，因為這些細緻的考證為他們帶來滿足和快樂。

然而，相較於洋書只在扉頁內外注明出版年份和出版社名，上述詳細載明的版權頁，在一九七○年後期，似乎只存在於日本和漢語文化圈的國家。據書誌專家紀田順一郎指出，日本於十六世紀以前，發行者和印刷者，載明於內文後面，有的還印上家徽，但其後出現變化，改印在扉頁上。只有印量極少的情況下，像「コロホン」（特裝本）特別載明。嚴格說來，最初日本書籍的版權頁刊印在內文後面，注明出版年和作者。例如，井原西鶴的《好色一代男》，這樣刊印「天和二戍年陽明中旬、大坂思案橋荒砥屋、孫兵衛可心板」。在當時，出版者必須遵守這條規定。附帶說明一下，井原西鶴以寫作情色猥褻書籍聞名，享保七年（1722年），他即因出版此類書籍遭到官府取締，官府甚至命令他「今後撰寫任何書籍，務必於版權頁具體載明 板次、作者及出版商」。

隨著時間推移，明治維新以後，關於書刊出版許可事務，由開成和昌平兩校管轄，原先於德川時期尚無智慧產財產權的概念，這時候才正式納入法規條文中。到了明治二十六年（1893）頒布了出版法，明治四十二年（1909）的《新聞紙法》，又有更嚴格的規定：「凡出版物之底頁，必須具體載明發行人、印刷者、編輯等姓名住居地址。換句話說，那些藉由文字有意衝撞政府體制的雜誌和報紙新聞，全即適用於《新聞紙法》，它扮演限縮言論自由的關鍵角色。不止如此，出版刊物之前，將出版申請送交內務省警保局審核，書刊內容必須與版權頁相符，在發行日期上，則要填入三日後的日期，還必須有發行人、印刷者、作者的連署。到了明治中期，版權頁又有改變，必須顯示作者身份，以「平民」或「士族（武士）」做出區別。以明治十三年（1880）發行的政治小說《情海波瀾》為例，版權頁即這樣載明：「作者、東京府士族、戶田欽堂、北豐島郡下駒込九百三十一番地」。此外，檢印制度就是從那以後開始的，這樣可保障作者和出版社雙方權益，有效防止盜印歪風。不過，作者逐冊在書籍版權頁上蓋章，的確很耗費功夫，也需要蓋章驗迄的紙張。

當時，書籍的印量大約二、三千冊左右，要全數貼上作者檢印章，當然足以處理。但是，進入昭和初期劃時代性的「円本（壹圓書）」風潮，印量往往多達三十萬冊、四十萬冊，這時作家就必須全家動員，徹夜未眠在書籍版權頁上蓋章，每蓋一次核章，代表版稅入賬的希望。曾經傳出這樣的趣聞，作家看到妻子不停地往版權頁上蓋章，累得滿臉倦容說不出話來，他即大聲激勵著，「我的賢內助啊，快打起精神，我們就靠這個（版悅）蓋建新房呢。」二次大戰結束後，上述《出版法》和《新聞紙法》，隨著美國佔領軍進駐予以廢除，法律不強制規定出版社印製版權頁，可是這範示有利於書籍流通，因此沿用至今。進一步地說，作者在自己著作上蓋章，麻煩又費功夫，作家與出版社若有互信基礎，檢印程序就可省略。據了解，在那以後，日本作家出版著作，除了印量極少的豪華版書籍外，作者幾乎不再檢附作者印章了。

相反地，對書籍研究者而言，其實版權頁包含許多訊息和匠意巧思，而且愈來愈精簡了。有些日本辭典或地圖書冊，特意省略出版年月日期，仿照洋書的樣式，將版權頁印於扉頁後面，更新潮的印在書籍摺口上。一九七○年代後期，日本書籍定價變動很大，以致於有出版社索性省略定價標示，不過，這個做法旋即引來了批評。畢竟，書籍雜誌公開販售即是商品，應該明確表示定價，亦可避免不必要的糾紛。最後，我們將視點轉向中國的書籍出版，或許由此可看出不同的社會體制，作為書籍「戶口名簿」的版權頁的變遷。就我的藏書所見，一九五○年以降，簡體書版權頁上載明全書字數、實際印量、紙張和版次。即使現今看來，這種由專制國家體制所發布的公開資訊，仍然具有坦誠的品質，它嚴正告訴作者，（國家）出版社即正派經營的表徵，絕不隱匿相關資訊，絕不盜印幹不法勾當，損及作者應有的權益。

總括地說，在經濟自由化、資訊公開透明的監督下，二○○○年左右，中國的出版社拖欠臺灣出版授權費的糾紛似乎減少許多，他們的出版業的確蓬勃振興了起來，不可同日而語，生活物價逐漸攀升，書價跟著調高，所謂半百（定價五十元人民幣）的時代，真的如假包換立在讀者眼前了。依現今日本和臺灣的書市來看，出版社和作家們都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我始終認為，他們的任務在於，如何構思推出精采絕佳的作品，將失去的讀者找回來，給予閱讀的至上樂趣。這是一種善業的循環，只要徹底實現這個理念，就能改變書籍和作家的命運，即使不能全部改變，誰能否定有了變化的開端，不就是另一種新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