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澤賢治的憂鬱

 

看完電影版《銀河鐵道之父》（2023），我對於宮澤賢治的生涯及創作活動越發感到興趣，因為這個只活了37歲的詩人和童話作家，在當時沒有任何知名度，出版社對這位來自偏鄉的作家不看在眼裡，因此，其自費出版了《春與修羅》。依照宮澤賢治的說法，這部作品刊印之後，評論家在報紙上給予好評，剛印好的《春與修羅》新書，亦出現在東京神田的書店前。某日，賢治的父親到東京出差，經過神田書店街的時候，看見兒子賢治的新書擺了兩排，主觀認為此書銷路必定很好。

 

諷刺的是，他探問店主才知道，原來《春與修羅》乏人問津，是出版社半賣半送似的把它們推塞給了書店，這使店主不知怎麼處理。然而，賢治的父親一聽，不由得怒火中燒起來，但又礙於疼惜愛子和自尊，他豪氣地把店前的《春與修羅》全部買走了。後來，他問了賢治書籍銷售的實際情形，賢治只好向父親坦白，出版社剩下200本庫存他全部買回了，感嘆說無名作家就是這樣，沒什麼辦法。由此可以看出，在出版方面賢治顯然是毫無自信，有著嚴重的自卑感，所以，他臨死前吩咐家人，若有出版社願意出版他的作品，不需支付任何版稅。

 

從另個角度來看，與其說，宮澤賢治因不諳出版管道才產生了灰暗的思想，莫如說他沒弄清楚出版社的立場，不知道出版社出書是基於各種考量權衡的，其作品若有商機和銷路，自然就會為其出版，僅此而已。這與其作品的價值無關。換句話說，他的心病（憂鬱）在於，出版社不青睞他的作品，等於沒獲得「媒介形式的重要認證」，加上刊印後銷路奇差無比，他才誤以為自己的作品沒有價值可言。

 

持平而論，出版社願意為作家出版作品，自然是極大的好事，但作者若沒獲得這個條件，自費出版未必就是貶值之物。相反，我們可以更靈活地善用網路行銷的優勢，試想一下，那些偏鄉遠地的果農不會因為自家水果運送不易就任其腐爛發臭，而是更積極地宣傳和自產自銷。所以，每次看到詩人和作家自費出版自銷作品的時候，我總是由衷抱以特別的敬意，行遍艱難之路，捨我其誰？（2024年4月30日）

 台灣編輯與神田神保町古本街 

眾所周知，每年10月底至11月初，東京的神田神保町舊書展，可謂是愛書人的一大盛事，他們在熱絡的人潮中駐足徘徊，幸運者淘到或尋得自己的所愛，為平凡的日子增添樂趣，自己的精神世界因而豐富起來。此外，神田古本街即使不舉行大型舊書展的時候，它同樣吸引愛書人前往朝聖，研究者蒐集寫書資料的寶地。嚴格講，我不算是頂級的愛書狂大戶，但是進出神田古本街也有30餘年資歷了。這幾年來，我因書滿為患體力降退，每日拚足全力閱讀筆記，仍然來不及消化積存的藏書。現今，我跟隨朋友到東京旅期間，也會抽空前往神田「寶地」走走，只不過，在選書和買書方面已有所克制，畢竟舊書未讀透，又添購新的舊書，並不是良好的循環。

 

儘管如此，我偶爾興之所至會寫點走讀神田古本街的零星感想，純粹抒只是發個人心情而已。但使我詫異的是，我這樣的隨想文字竟然得到了出版社編輯的共鳴。初次與育誠見面的時候，他表示「我的神田古本街經驗談」很不一樣，剛好有這個機會來向我請益。請益不敢當，我樂於與熱愛閱讀勇於開創新書系的編輯交流，每次我都能從他們身上得到切實可靠的編書經驗。那一次，育誠贈予我一本三島由紀夫的小說《潮騷》（海潮聲），我仔細翻讀了幾頁，好奇地查看它的版次，原來這一部《潮騷》來歷不小，初版於1954年，版權上還蓋有三島的印章。我說，我手上有《潮騷》文庫本了，不能佔人便宜或奪人所愛。

 

接著，我笑說，這版本可不便宜吧，這可要讓你破費了。他隨即表示，之前，他經常到神田古本街訪書，小宮山書店內專售日本作家的初版書和絕版書，《潮騷》是他在小宮山購得的，但這是個複本要我放心收下。這就是我與初版《潮騷》的第一次接觸，多謝育誠的贈書，我會用心重讀這部我青年時期讀過而忘卻了的小說，以另種方式來呈現三島由紀夫的精神世界（注：我正著手編寫《三島由紀夫辭典》）。最後，我進而提出了一個建言，現今，台灣的編輯精英已自由地進出神田古本街的寶庫，正從淘書客升級為借鑑和融入台灣的出版文化系統，以後除了翻譯和引介之外，還應當有效善用這些豐富的文化資源，使之編著和製作具有台灣人文特色的著作，我甚至大膽地認為，這就是新創的台灣文化之光。（2024年4月29日）

 活在當下或直面歷史 

上一次地震之後，造成家裡的書堆滑波，看了使人心情低落，但儘管亂書如荒山枯木，我仍得儘快復歸原位才行，否則什麼事都做不成。從另個角度來說，書堆倒塌了也有好的面向，我可以藉此機會把它們互換位置。例如，有些書籍因後來我堆書越來越兇，被我塞在書架的後排，時間一久，我竟然忘記了它們的存在，剛好在重整之際，莊重地把它們移到前面來。在我看來，它們一旦移到醒目的位置上，就意味著我必須責無旁貸地展開閱讀，盡力寫點讀後感，才不算辜負它們。

 

這一次，我特地找出《戦争責任と追悼  歴史と向き合う1》（朝日選書，2006）、《過去の克服と愛国心 歴史と向き合う2》（朝日選書，2007）二書，是因那時我擔任過《朝日新聞》台北支局長田村宏嗣先生隨行口譯，又對日本戰後史興趣濃厚，因此，可以說這兩冊書就是我這時期的心境寫照吧。常言道，讀書可以憶舊懷人，很多時候，讀書亦能直面歷史的尊嚴。（2024年4月29日）

 野間宏以其長篇小說逃離《真空地帶》

 

觀看電影《真空地帶》（1952）的時候，我自然想起野間宏的長篇小說《真空地帶》來。1987年左右，我走逛東京的古舊書店，經常看到這部帶有其個人自傳色彩的反戰小說，也知道其長篇大作《青年之環》，不過，那時候，我在東京的生活尚不穩定，實在沒有充裕自在的心情，挑戰這些讀來嚴肅而苦悶的長篇小說。所謂時間是治療百病的良方。現在，我放慢速度觀賞這部電影的同時，得到了另一種回憶往事的反光。我認為即便那僅只是片斷的閃回，它們仍然具有很大意義，也是重新取回自我解釋權的契機。

 

注：1941年，野間宏被徵召至大阪歩兵第37聯隊歩兵砲中隊，其後被派往菲律賓戰地，因患了瘧疾回到內地陸軍醫院治療。1944年，他因曾參與左翼運動被依觸犯《治安維持法》之嫌，遭到軍事法庭判刑半年，關押在大阪陸軍監獄。這種情形如置身在與社會隔絕的「真空狀態」。

 

就此而言，小說家真要慶幸自己有寫作才華，因為，他比一般囚犯來得幸運，可以在重返民主主義的時代環境下，以小說作為槍炮反擊他的敵人---法西斯軍事政權。另外，他又能藉由這個文本宣揚反戰小說的意義，而且，在大銀幕推波助瀾之下，那種後續效應都不失為是戰勝時間與空間的最佳利器。（2024年4月28日）

 為太宰治《惜別》申辯幾句 

在太宰治的作品中，以魯迅為主角的小說《惜別》最受冷淡對待，甚至最飽受日本左派文學評論家們炮火齊射的批評，說這是一部多麼失敗的小說，簡直是在扭曲魯迅的偉大形象，等等。 

然而，事實真相究竟如何？ 

之前，我未正式閱讀該作原文之前，亦是含糊地接受這些「高見」，並沒有質疑其著名專家的觀點是否站得住腳？後來，我細讀該文本之後，才恍然大悟，得出與他們相反的看法。原來《惜別》非但不是他們所宣判的糟糕的作品，而是一部具有詳細史料（當時仙台地方志略）價值的傑出之作。依我的解讀，究其原因，太宰治踩到了他們設置的紅線：其一，將愛國英雄魯迅寫成了反俄的親日份子，其二，太宰治這部小說為應內閣情報局暨日本文學報國會而寫，帶有為官方宣傳的強烈色彩，這支反旗使自視為進步知識左派和親中派的評論家所不允許的。

 

關於這一點，性格靦腆的太宰治也坦誠以告，正如他在小說中後記說道：「この「惜別」は、内閣情報局と文学報国会との依嘱いしょくで書きすすめた小説には違いないけれども、しかし、両者からの話が無くても、私は、いつかは書いてみたいと思って、その材料を集め、その構想を久しく案じていた小説である。材料を集めるに当って、何かと親しく相談に乗って下さった方は、私の先輩に当る小説家、小田嶽夫たけお氏である。小田氏と支那しな文学の関係に就ついては、知らぬ人もあるまい。この小田氏の賛成と援助が無かったら、不精ぶしょうの私には、とてもこのような骨の折れる小説に取りかかる決意がつかなかったのではあるまいかとさえ思われるほどである。）

 

 客觀而言，由於語言限制而沒能閱讀《惜別》原文的讀者，只能接受和遵循中譯本及其附錄評論家權威導讀這樣的「決定論」了。這也是無可奈何的現實。所以，看來要為太宰治聲辯幾句或者和為其恢復名譽，總是要付出難以計數的辛勞了。（2024年4月27日）

 

注：《惜別》書影取自日本拍賣網站，初版拍價18000日圓。

 不平凡的心靈雞湯----《力道山未亡人》 

今天，我繼續閱讀《透過俄羅斯棱鏡》一書，或許太投入了而費神燒腦，讀到半途的時候，飢餓感奔湧而至，趕緊補上一瓶葡萄糖胺飲（謝謝峰輝的贈禮），以期快速恢復體力，再往下個章節徐步緩進。這時候，我覺得快速消除疲勞就是上網瀏覽日本的出版訊息了。這一次，我又有了新的發現：細田昌志《力道山未亡人》（力道山的遺孀），這部紀實作品使我為之驚艷起來。

 

眾所周知，出身韓國的力道山享有日本職業摔跤之父的地位，他在擂台上英勇奮戰的雄姿，博得了多數日本國民的喝采，並被視為戰後重建的精神象徵，可謂大眾史中最耀眼的運動明星。然而，《力道山未亡人》一書的主角是其遺孀敬子，她以回憶錄（非虛構）的形式來講述力道山逝世後，時年22歲的她即接任背負30億圓債務先夫的公司及扶養4名子女的經歷，而這種超乎凡人所能擔負的奮鬥經歷，就足以吸引和感動多數的讀者了。

 

所以，在我看來，這樣的紀實作品及當事人現身說法就是不平凡的心靈雞湯，因為它給生活在困頓時代的讀者帶來新穎的希望，又能為欲振乏力的出版社捎來歡喜的春雨。在此，我期待台灣的出版社直接引進翻譯，這樣做，應當比人造雨來得快速有效。（2024年4月26日）

 

延伸閱讀：

 

細田昌志《力道山未亡人》（小学館，2024年5月31日）

 讀書與省錢

 

談到讀書買書介紹書籍的話題，我似乎頗受書緣的助力。剛才，我在臉友新地比呂志先生的臉書上，看到了《耳語者》日譯本的封面時，心裡很高興，趕緊取出了原文書和簡體中譯本，做個出版年月與書價的比較。

 

原文《The Whisperers》14.99英磅（PENGUIN BOOKS，2007）

日譯本《囁きと密告：スターリン時代の家族の歴史》上下 10120日圓 （白水社，2011）

簡體中譯本《耳語者：斯大林時代的蘇聯的私人生活》69.6萬字 108人民幣*4.5=486元（廣西師範大學，2014）

 

可惜的是，目前，我尚未看到出版繁體中文版，否則就能多個譯本做比較閱讀。總括來說，不論是作為讀者、作家、研究者，或者翻譯教學的老師，若遇見可靠有用的譯本，應當買來好好研讀一番。（2024年4月26日）

 讀書憶友與為書送行 

上午，整理家裡書庫的時候，隨手找出了三本書：《現代性的地平線：哈貝馬斯訪談錄》、《後現代性與公正遊戲：利奧塔訪談錄》、《一種瘋狂守護著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依照我可靠的記憶，這三本書是當年我在台北的明目書店購得，也是顯邦兄主持明目書店書友最為熱衷搶書的時期。的確，與現今中國已大量出版的西方人文社科的簡體中譯本相比，這三本哲學性的訪談錄，不論思想類別、篇幅卷數、翻譯品質以及裝幀上，後者都很難望其項背，或者更直白地說，兩者根本無法相提並論。

 

或許，有些初識的臉友不明白，我們當時為何對簡體中文譯本如此著迷？這些來自大陸地區的出版物值得一讀嗎？就我所知，我們那一代的台北知識分子的求知條件有局限性，只能透過這種「有限而微薄」的管道（簡體書）來汲取新穎的西方思潮，進而轉化為自身思想養分（武器）的，至於其後書友們各自政治意識型態的變化，政治立場與國家認同的迥異，就不是我所能料想，也無從關心的對象了。

 

在此，我之所以重新提及這三本1997年刊行的簡體書，一則有感時間流逝之快，現今，哲學家顯邦兄已經到天上做神了，明目書店亦搬回到台中，繼續為書友做網路訂購服務；二則我正在準備為這些讀過的書籍送行。過些時候，我就會把大批書籍贈予在宜蘭經營民宿的朋友，屆時，喜歡遊山玩水的旅人，也許某日就能在其民宿大廳裡看見我曾經讀過的舊書冊了。我想，不論什麼時節，旅行、與書相遇、回憶朋友的情誼，就是最美好的季節。（2024年4月25日）

 為譯本精讀----約瑟夫．弗蘭克 

讀書緣起。 

我第一次知道約瑟夫．弗蘭克這位傑出學者的名字，來自多年前閱讀庫切的文學評論集，博學灼見的庫切在文中評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並援引了約瑟夫．弗蘭克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傳：《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種子，1821--1849》、《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難的歲月，1850—1859》、《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的甦醒，1860—1865》、《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學的巔峰—1871--1881》（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2022），我開始了蒐集和系統性地閱讀弗蘭克所有的中文譯本。順便提一下，上述這五部煌煌巨著皆出自翻譯家戴大洪的譯筆，我認為戴氏個人獨譯大部頭經典作品的具體業績，給有志翻譯大業的譯者很大的激勵。

 

今年2月，我得知廣西師範出版了約瑟夫．弗蘭克《透過俄羅斯棱鏡----文學與文化隨筆》一書，立刻訂購了一本。該書27萬字，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當代學者文人（第一至第四章）；第二部分：概述（第五章至第八章）；第三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九章至第十四章）；第四部分：激進主義的困境（第十五章至第二十章）。對於這樣的好書，我必須放慢速度精讀才行，目前，只讀完第二部分。 

接下來，我要談一點個人的閱讀感想。

首先，我在《透過俄羅斯棱鏡----文學與文化隨筆》序言中，就得到了我亟欲借鑑和啟發的重點了，正如弗蘭克其序言所說：「本書蒐集的文章和評論都與俄羅斯文化、文學和歷史問題有關，是我那部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專著的副產品。」因為這個重要的提示對我幫助甚大，可供我撰寫日本思想文化評論時的靈感與延伸。進一步說，他在評價俄國文學評論家別林斯基的時候，並沒有像文壇慣有的大家樂似的胡亂吹捧，不需要拋灑廉價的政治正確的花炮，而是提出深刻的見解。

 

例如，他對別林斯基的思想起源做出簡要的概括：「別林斯基成長於俄國文化完全被德國唯心主義所主導的時期。因此，他早期的文章顯示出，他首先受到謝林，接著受到黑格爾的深刻影響。（第131頁），接著，他轉述同為俄國文學專家德．斯．米爾斯基的批評：「別林斯基的語言，繁瑣冗長，平庸粗俗，拖泥帶水……總而言之，他這樣一個重要的作家寫出來的卻是最糟糕的俄語。」而他也提出了精闢的看法。在他看來，「別林斯基的文風充滿激情和活力，當然不會簡練優雅；但是他經常為了在即將到來的截稿日期之前交稿而趕寫文章。因此，他總是耿耿於懷地詛咒迫使他像一匹疲憊不堪、步履蹣跚的駑馬一樣寫作的貧窮。 」（第132頁）。 

最後，弗蘭克觸及了一個核心問題，也就是，「俄國的文學的批評從來都不是西方意義上的純粹的『文學』批評。因為他們總是被當作一種隱晦的語言進行社會政治論爭的手段。（第134頁）， 我認為這個觀點富有啟發性，與台灣作家在戒嚴時期發表文學作品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僅只這相似性的啟示與激勵，即能帶給生活在承平時期的台灣文學評論者莫大的勇氣，因為他們不必冒著坐牢的危險，不必擔憂妻離子散的惡夢，就可展開真誠而深刻的歷史挖掘了。 

就此而言，不僅文學評論家，所有廣義的文化思想史家，當他們獲得安全的環境得以全力進行批評，享受專家權威的光環之時，他們同樣必須肩負起還原歷史的責任，沒有責任與良心的知識人，不論時代（政權）更迭，他們都不會得到應有的敬重。（2024年4月24日）

 

延伸閱讀：

 

「俄」別林斯基《文學的幻想》滿濤 譯（安徽文藝出版社，1996年9月）

「美」約瑟夫．弗蘭克《透過俄羅斯棱鏡----文學與文化隨筆》戴大洪 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4年2月）

 彼得計畫與美食作家之夢 

上一次，我與彼得碰面聊起了彼此的近況。我探問他的收入是否穩定（或金額減損程度），他有感而發地說：這幾年來，美語家教似乎正在走下坡，已經沒有玫瑰色的前景可言，而且，人到中年精神與體力都貶值了，轉換工作大不易，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我理解彼得其悲觀主義的來源，所以儘管他說話的時候，前後上下的語氣，幾乎是波瀾不興的，但我猶然覺察得出潛伏在他心底的暗流在湧動，出於望友成龍的責任感，我向他提出了一個冒險的建議。

 

「彼得，我記得你好像喜歡大腸麵線和肉丸這兩樣美食，是吧？」

起初，他沉吟了一下，隨即回應了我的問題。他說，租屋大橋頭附近的時期，不去家教的時候，或者家教結束後，返家之前，他總要吃上一碗大腸麵線和肉丸，否則會覺得生活中少了什麼滋味一樣。」

「真的？那麼我要恭喜你了。」

「為什麼？」

「你愛吃這兩樣東西，表示你對它們的執著之愛。」

「先生，你是暗指我有戀物癖的傾向嗎？

「不是，不是。我的想法很簡單，你有豐富的家教經驗，又熱愛國民美食，寫作能力也不錯，反正你獨身沒有家累，何不給來個冒險之旅？」

「冒險？」他哈哈大笑，稍後向我展現其英語解說的本領，「我的英文程度雖然算不上頂尖，但我還可以清楚分辨「adventure」和「discovery」的本質和語義。先生要我進行什麼冒險？」

「直白地說，你可以向銀行提出寫書計畫貸款20萬元，說要用這筆錢來行腳台灣大街小巷，以實際遍嚐台灣各地的大腸麵線和肉丸為基礎，加以詳細筆紀、評分和累計數據……」

「這怎麼可能？」

「先不要自我設限，我認為所謂奇遇與機會是自己打造出來的。退一萬步說，當你實際吃遍台北市和新北市的大腸麵線和肉丸的時候，說不定那種感動的經驗就會加強你的信念。先寫作再說吧。人，有了堅定的信念，做起事情就容易多了。そうじゃないですか（不是嗎）？」

 

在日本語裡，「言靈」一詞用來形容「語言內在的神靈及語言威力」，而我這句話似乎發揮了上述作用，直接助燃了中年彼得壯志猶存的焰火。我作為彼得數十年的畏友，比任何人都知道他想更上層樓，還擁抱著美食作家的夢想。我想，我的語言威力若能協助他完成美食作家的計畫，那將是一件美妙的好事啊。最後，為了鞏固他寫書的信心，我說，當你走不去的時候，不妨讀讀叔本華的傳記，狂野與熱情未必都指向不好的終點，有些時候我們是依靠它來走完艱難全程的。（2024年4月23日）

 

延伸閱讀：

 

「德」呂迪格爾．薩弗蘭斯基《叔本華及哲學的狂野年代》（商務印書館，2010）

 都會擺渡人 

數年來，基於保建的需求，我們固定星期一到約莫兩公里處的中醫針灸科治療，每次都搭乘Uber前往，自然較有機會與Uber司機交談。依我的乘車經驗，Uber司機的態度還算不錯，但是有時運氣不佳，就遇到鐵面人般的司機，或者到達目的地時，連向乘客道聲謝謝都嫌麻煩似的司機，這些面相真使人不舒暢。

 

不過，今日上午，上天賜給了我們好運氣，遇上了一位親切的司機。這位廖姓司機大約35歲，性情良善篤實，服務態度極好，與其交談十分愉快。我問其是否很早出來開車？他說，對，早上送孩子上學，就開始跑車了。十分鐘前，他就載送一位乘客來到我們住家的附近，說來真是有緣。我同意他的說法，並稱許他勤奮努力的人生態度，認真跑車的話應該比上班族的薪資好，多勞多得，而且可自由支配時間，儘管沒有朝九晚五的規律和固定領薪的「穩定感」。

 

這次，換他回應我的提問了。他說，有朋友投入Uber駕駛，但遇到下雨天、上下班尖鋒時段，或者心情陰暗，他寧願待在家裡不出車……。聽到這裡，我直言告之：你的朋友一定是個好命的人，完全沒有生存（生活）壓力，才可以如此逍遙，為了生計日夜奔忙的歹命人，可就沒有這麼幸運了。說到這裡，車子剛好轉彎，再前往50公尺，就抵達醫院的大門了。我說，其實轉念一想，都會的計程車司機就像擺渡人一樣，他們將行走不便的人送到目的地，也是一種助人的善行。他微微一笑說，是啊，但有的人不這樣轉念，我們也沒辦法呀。我反思著，應當說正因為我不是修行者轉念之思不夠強大，因此無法促成和改變別人的轉念吧。（2024年4月22日）

 

延伸閱讀：

 

「美」林郁沁《美妝帝國蝴蝶牌：一部近代中國民間工業史》（上海人民，2023年6月）

 周末有感：巴基斯坦短篇小說選 

我似乎突然開悟了。周末暫時放下嚴肅的書籍，讀點短篇小說選，算是釋放壓力的好方法。星期五下午，從山外圖書社取回了《無花果樹的花：巴基斯坦短篇小說選集》（譯林，2023）訂書，我就把它和之前委託明目書社訂購的《巴基斯坦短篇小說選》（人民文學，1990）放在同個書架上，這樣我閱讀較為方便。我甚至認為如果覺得讀得不夠癮，側旁還有兩冊《印度短篇小說選》，到時候，也能派上用場。

 

順便一提，我發現這兩部短篇小說選集的出版前後相距了33年之久。打趣的說，那時候，我若有生育子女，孩子們現在已經33歲了。不過，他們會是勇猛精進的一代？垮掉的一代？躺平的一代？我實在不敢貿然斷言。（2024年4月20日）

 抵達與超越語言的柵欄---《四季一一李敏勇俳句集+日本俳句五人集》 

一直以來，我對於詩歌是「不可譯」這種看法不予苟同，理由很簡單，因為如果詩歌不可翻譯的話，那麼我們憑藉什麼與外國詩歌交流以打開嶄新的視界，又如何從異文化的詩歌思想中，得到深化本國文化系統的養份與契機？換句話說，設若將「不可譯」的消極性和否定性，目的在提醒譯詩者應當嚴謹不可放逸，它就為自身開創了新的可能性。

 

在我看來，翻譯外國詩歌不但是可能和可行的，而且應當多加譯介才是。從翻譯學的角度來看，既然是以翻譯為載體，為了融入本國的文化體系（語法習慣），它必然就有所增減，又恰如其分地轉化與延伸，我們只能比較譯詩風格的不同，從中深切感受和獲取思想靈感，沒必要由於翻譯不出來，而糾結於原文句構云云，批評誰的譯本有這個和那個的缺點。就我的經驗而言，詩人翻譯詩歌多半比語言學的博士譯得好。這是有所理據的。必須說，所謂的翻譯不僅要處理語學的問題，其中很大程度包含「再創作」，不是詩人就不容易譯出這個微妙與神韻，而詩人憑其自身的稟賦和獨特的視角，就是翻譯詩歌的天選之人。

 

因此，當我讀到李敏勇《四季一一李敏勇俳句集+日本俳句五人集》內文和封面的時候，我為這種詩人譯詩的風雅韻藉感到喜悅和溫暖，因為這部帶有李敏勇個人抒情風格的俳句集以及日本俳句五人集譯本，它們都兼具書寫（手稿）美學與詩境的圓熟。進一步說，他的序說「日本俳句的窗景和鏡像」最能反映出他的創作觀與譯詩的境界：

 

「……在我的詩人之路，出於認識和理解的心情，我曾翻譯了許多世界詩人作品，也出版多冊譯讀書。出於對日本詩歌的興味，我也譯介一些日本現代詩人作品，並曾翻譯過著名的女詩人、歌人，與謝野晶子和歌集《亂髮》中的一百六十五首。和歌或說短歌，是以五、七、五、七、七，三十一音節形成的短詩，不同於俳句的五、七、五，十七音節，同樣是典型的日本詩歌。

 

俳句，以及和歌，後來在許多世界詩人的作品裡成為兩種短詩形式，見於不同語文的創作。季節感常見於行句，映照歲月情境。我在進入人生白秋之年，寫了一些漢字俳句，並且翻譯了松尾芭蕉、與謝蕪村、良寬、小林一茶、正岡子規這五位著名，或說代表性的日本俳人俳句，作為觀照的閲讀。我喜歡隨興觸及俳句詩行，在沒有題旨的行句中尋覓題旨的意味。心與俳句接觸之際，既浮顯詩的心境，也呈現風景、季節的意味。」

 

綜合上述這些特點，我們有理由相信，才情卓越的詩人，不僅能夠穿越語言的柵欄，抵達古今詩人的思想境地，並為我們開啟一種接收外國詩歌的獨特方式，而這種獨特性將滋養我們的所思所想，上善若水潤物細無聲地擴大我們的內在視野。（2024年4月19日）

 

＊李敏勇附書帖手跡俳句集《四季》+李敏勇譯《日本俳句五人選：芭蕉、一茶，良寬、蕪村、子規》，以一冊兩書形式，5月份將由玉山社出版。

 誰在台北能過好日子

 

清晨時分，持續的暴雨把住家遮陽板打得叮噹聲，很快就把聽力靈敏的我給喚醒了，稍後，我再細聽雨聲的變化，這才發現我入睡前用來助眠的海濤聲，被屋外這陣陣雨聲給淹沒了。不用說，我的睡眠時間被打亂了。不過，向自然變異發牢騷，沒用也毫無意義，不如早點起床，讓意志清醒起來，儘快進入讀書與寫作的狀態。

 

到了中午，暴雨及其響聲全退散了，天空由灰暗轉向明亮，又帶來些涼意。這種天氣很好，有助於沉靜心情。今天周四，是山外圖書社新書到店的日子。下午4點15分，我來到山外圖書一樓入口處，就看見老闆及其店長正在搬卸著剛運到的新書。

 

山外的常客鐵粉都知道，搬書對身材清瘦的老闆絕對是個體力活，我發現他薄瘦的身板繫著腰帶（表示有腰傷），每搬起一箱書籍，擺上美耐板滑道奔向地下室（店長等在下面接過搬走），他就氣喘噓噓臉色漲紅，與我說話時都很吃力。我約略看去，他們二人得大費周章，才能把大約20箱書籍依序上架擺上平台。簡言之，我若要取回訂書，必須再等上幾個小時。

 

於是，我告訴老闆：「不急，我明天再來。你們辛苦了。」返身離去的時候，可能他們勞苦的身影觸發了我某種心緒，我忽然想起了涅克拉索夫《誰在俄羅斯能過好日子》這部敘事長詩來。我知道涅克拉索夫寫作這部長詩鮮明的立場，他旨在為被地主壓迫的俄羅斯農民伸張正義，同情受到欺凌的農民何時才過上好日子，本質上，這似乎與簡體書店山外圖書社不相干，不過，我是感念在心的，因為他們為台北的知識人提供最前線的精神糧食（人文社科書籍），不必專程前往上海或北京，就能平價把愛書帶回家。我想，這是競爭社會中難得的人文風景，我們還能以此置換起點，並追問誰在台北能過好日子？（2024年4月18日）

 

延伸閱讀：

 

「俄」涅克拉索夫《誰在俄羅斯能過好日子》（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