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野英二回憶中的高雄港

  

必須說，閱讀庄野英二的《鹿特丹的燈光》之前，我對庄野英二的文學成就毫無所悉，直到讀過這部隨筆集才知道，原來他是作家庄野潤三的胞兄，這也顯見出我閱讀的局限性，盯看名家金鑽忽略了璞玉之美。庄野潤三在此書後記中，簡要回述著胞兄從軍與戰地經驗以及寫作此書時與出版社互動的過程。不過，僅只這樣，我就更想讀個究竟了。

 

按照作者簡介，庄野英二（1915-1993）是兒童文學作家和小說家。他出生於山口縣，十三歲時，其父強烈報考大阪府立農學校。應考之前，他與父母激烈爭論，自家並非務農家庭，為什麼讓他進入農學校？真正原因在於，其父對於作家武者小路實篤建構的桃花源「新村」和移民巴西開墾甚為關注。他在農學校三年級時，探索基督教的思想，熱衷參加無教會主義思潮的集會，但最後沒有受洗入教。

 

在那之後，他讀了同為白樺派作家有島武郎的日記有所共鳴。21歲，他自關西學院哲學科畢業，經朋友引薦在古河電氣精銅所指導少年團活動。翌年（1937），他進入大阪步兵連第37連隊，符合幹部候補資格，4月移駐華北，日華事變爆發。其後，他輾轉至爪哇、雅加達、緬甸等地。1943年，由於部隊調防，他們搭乘運輸船，戒慎恐懼躲避潛水艇和飛機的攻擊，折騰了一番，才駛入了台灣高雄港。不過，在此數小時之前，一艘遭到攻擊的運輸船在高雄港入口船身半沉冒著白煙。因此，他們因諜報工作需要，在高雄港待了十幾日。目前，我手上僅有《鹿特丹的燈光》這部隨筆集，為了展現庄野英二更多的作品，我上網下載他的全集書影，以回應他在文中提及停泊高雄港的歷史回音（2022年3月31日）

#高雄港

 《人的境遇》與《做人的條件》

  

作家為自己的作品取名是至關重要的，幾乎成了行內行外的普遍共識。有個襲用已負盛名的書名，直接搭乘名人特快車，有的則含蓄一些，像偽裝稻子的稗子一樣，以相似之姿向眼花的老農套取氮肥，僅只是稍為改動書名。從鼓勵創作的角度來看，上述情況不應受到苛責，而是要追問後進作家，沿用同名小說的同時，是否意味著自己有超越前作的實力與自信？

 

1933年，法國作家安德烈．馬爾羅於發表了長篇政治小說《人的境遇》（中譯《人的狀況》、《人類的命運》；日譯《人間の条件》、英譯:The Human Condition、德譯Vita activa oder vom tätigen Leben））獲得龔古爾文學獎，這部作品以1927年上海和武漢工人運動為題材，在近20萬字中，頗能反映馬爾羅同情中國工人的階級覺醒，基層戰士與「共產國際」的尖銳對立，又有違反中共政治意識形態的「偏頗、失實以至某些扭曲之處」（引自譯者序）。

 

在這部作品發表22年後的1955年，出生於關東州大連的畢業自東京外語大的五味川純平，發表了同名小說三部作《人間の条件》（做人的條件），小說甫出版，大獲好評，他成為暢銷作家，套書銷量逾1300萬部，把瀕臨倒閉的三一書房重新扶正了起來。五味川沿用馬爾羅的書名，內容卻截然不同，不是舊瓶裝新酒，而是以個人經驗為模型。在大學期間，他因思想嚴重左傾，違反了《治安維持法》被捕，畢業後，進入滿州鞍山的昭和製鋼所工作。1943年，他受到徵召輾轉滿州東部邊境各地。1945年8月，蘇聯紅軍大舉入侵滿州，他所屬的部隊遭到毀滅性的攻擊，只有他與幾名同袍倖存下來並淪為俘虜。

 

進一步地說，五味川純平的寫作策略極為成功，他將自己的磨難歷程，與對平凡人在大時代動盪中的境遇，具體而微地寫進了長篇小說裡，用較長的繪卷展現自己的政治立場。這樣的題材接受度很高，有左派評論家指稱，五味川純平的《做人的條件》的射程，已超越個人的苦難史，它還是一部傑出的反戰小說。在此，有一個詭異的現象，中國春風出版社組譯出版了五味川純平200萬字的《戰爭與人》，卻不出版《做人的條件 》中譯本，令人百思不解。在台灣，曾出版合譯本《人間的條件》（遠景，1993），據說一度列為禁書（這需要臺灣禁書史專家辨正）。或許，我們不應糾結於同名小說或同名隨筆集是否侵權的問題，而是更多關注作家如何扭轉機遇和創造新的題材。（2022年3月30日）

 石原莞爾的閱讀力

          阿部博行的《石原莞爾---及生涯與時代》上/下（法政大學，2015），是師友三國大介惠贈予我的補腦聖品，他說，要了解關東軍和甘粕正彥在滿洲國的發展，不能繞開石原莞爾這個軍事奇才。坦白說，我雖然擁有諸多好書，但時間精力有限，總有未能盡讀的遺憾，如時下流行語，有著甜美的負擔。 

儘管如此，這並不表我可以毫無作為，扔下它們不管，還是要寫點什麼才行。時間緊迫，這次我採取跳島戰略式的讀法，先探查石原莞爾與閱讀的關係。作者在該書上卷提及，石原莞爾以武官身分派駐柏林期間，大量購置書籍，軍事領域著作，尤其聚焦拿破崙的相關研究。他趁馬克暴跌時，買進拿破崙木版畫、照片、繪畫，數量近二千枚。其中，包括簽名書在內。他不惜重金，向各地畫商蒐購。返回日本述職後，他還收到德國畫商到貨的來函。（補充：我曾聽臺灣文學研究者中島利郎教授說，九○年代，神保町古書店家，若有日治時期臺灣小說絕版書進貨，會立刻以嗶嗶扣通知，請他出價競標。或許，這就是專家為書而狂的氣魄。）

 

作者指出，對石原而言，這不是收藏，而是為了深入理解拿破崙的軍事思想，多數日本人大概很難理解，他為何透過原文書研究拿破崙？在石原看來，蒐購繪畫正是補充其不足。除了購置大量圖書之之外，他帶回許多繪製精細的歐洲地圖。這些地圖對他在陸軍士官學校講授幫助甚大，更是他終生研腓特烈大帝和拿破崙的重要資料。有趣的是，有末精三大尉 （1928）到義大利留學之後，也去了柏林舊書店探尋拿破崙的相關研究。當下，舊書店老闆好奇問他，是否認識石原大尉？這讓有末驚訝不已。換句話說，石原返回日本三年，柏林的舊書店同行都知道石原莞爾是個拿破崙文獻的蒐藏家。 

還有一件事情，很能說明石原莞爾的閱讀力。他寫給好友里見岸雄（1926年11月30日）的信說，返國後，甚少使用德語（詞彙、文法、冠詞等），幾乎全忘光了，後來索性以日文給德國朋友寫信。是年12月，一個裝著書籍的堅固木箱，從德國經由柏林寄至他的住處。他在庭院打開木箱，買來木板做成了書架，置於一坪半和四坪的房間。那次到書幾乎都是德文書，法文版的拿破崙全集僅只數冊。這一年，正值改造社出版「圓本」（文學作家全集售價一圓），石原買了數種「全集」。他還買了1927年岩波文庫的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七分冊繼續閱讀。所謂開卷有益，略讀《石原莞爾》，再次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讀書不能帶來利多，卻能將人重新推向慎思明辨的位置。我堅決反對讀書無用論的說法。（2022年3月29日）

 歷史學家與政治思想評論家

  

1990年代，我為了增強自己的日文能力，盡早拿到進入日本思想史領域的門票，刻苦用功讀過這方面的論述。不過，不是奮發向上，就能得到好結果。那時候，我缺乏相關學科的基礎，不熟悉日語與譯自西方學說的翻譯術言，或者更準確地說，那些高深的、曖昧的、多重轉喻的「日語」，如一場詩意的濃霧向我撲來，讓我辨識不出眼中前的景物。對此，我認為是自己的問題，這就是力之未逮。好吧，就算自認「讀懂」了，也只是照單全收他們的觀點，沒有質疑的膽量和能力，更沒有自己的見解。那怎麼辦呢？

 幸好，我還有個長處，天生有著蠻牛的毅力，可以放長時間學習思考，以圖將來打破這圍困的難題。三十年匆匆已過，不能說讀書破千本，至少有數百冊，但糾結數量沒甚意義，要嚴格檢視自己的內在精神是否隨著時間而來壯大起來？即使沒預期般的壯大充實，至少不會人云亦云，敢於辭掉推銷某思想觀點的會員資格，不再成為搬運○○哲學思想家的快遞員。關於讀書與思考，我覺得研究尼采的西尾幹二說法很有意思。他出席一場關於婦安婦問題的專訪中指出，他非常勸迎左派人士如歷史學家般的批判慰安婦的問題，最好是將把它放在世界歷史格局裡看待（檢視各國的婦安慰體制），不應只把矛頭針對日本帝國的負面，這難免有政治操作之嫌。西尾幹二的意思是，他能接受歷史學家的批判說法，但拒絕政治評論家（以學者之名）的偽善之詞。

 

事實如此。歷史學者都可能因政治正確需要做假（雖然不多，風險成本大）了，何況時代竉兒的政治思想評論家們？歷史造假極易被識破，但政治思想評論家們，卻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觀點，他想怎麼解釋就怎麼解釋，它享有言論自由的保障。由此看來，還是那句說最實用，比較閱讀（思想）是防止受騙的好方法，做歷史學家比政治評論家更有底氣，儘管我們無法成為稱職的歷史學家，無論如何都要有與歷史研究者相當的學識。而且，這樣做還有好處，具備了這一點，應可輕鬆擺脫長年不治的自卑感。（2022年3月28日）

 譯者的隨筆  

 

有翻譯書籍經驗的人都知道，在翻譯之際，有時候因身體欠安專注力潰散，分明是簡單的詞組卻解讀不出來，更遑論作者的弦外之音（隱微之語）了。 遇到這種情形， 稱職的譯者自然會翻遍辭典調動所有思考回路，無不試圖盡快排除障礙，以利翻譯進程的推動。 我覺得，這是翻譯者的宿命，他們的任務之一，就是填平作者為譯者開挖的泥潭，他們要填平這片泥潭的考驗，要不就是搭橋造路，好讓讀者順利通過愉悅地閱讀。

 

從作者的角度來看，他們覺得很無辜, 有時情況並非如此複雜，他們行文下筆（趕稿）之時，往往只是順著預想的架構前進，根本就不存在要陷害譯者這類暗黑的詭計。直白的說，那是盡責譯者常有的毛病，一種高貴的職業慢性病。這就是說，如果譯者為了把該作品翻譯的盡善盡美，他們偶爾會出現超譯（過度詮釋）的情形，也就不必太過苛責，無需用戒嚴時代的言論審查官（激進派的讀者）那樣的態度，打電話到出版社，責罵編輯說譯作中哪個地方譯錯，哪個地方又不盡理想如何等等。其實，出版社編輯可以幽默回應：所有的譯者如同疫情正熾的第一線醫護人員一樣，他們的工作量龐大，處於高度的緊張狀態下，他們為入境者做核酸檢測戳抽鼻孔力時，弄疼了對方哇哇叫，你能苛責他們的良善用心嗎？再說，指摘的人未必就是正確的，他們也可能自我偏誤，陷入一己之見而不自知。

 

進一步地說，譯者有時候比作者更了解他的作品，我甚至認為作者更要感謝翻譯者搭橋造路的功勞，多虧他們恰如其分的翻譯，他們得到了在本國之外更多讀者的理解與愛好。如果把作者的作品譬喻為蒲公英的話，那麼譯者就是最好的風傳媒了。順便一提，《從未淪為殖民地的日本》的作者デュラン・れい子，是一部反思性的隨筆集，旨在回答外國人對日本的誤解。除此之外，她亦是桐野夏生《柔軟的臉頰》法譯本的協譯者，可謂譯寫雙才的能人。 

或許，有人會質問，你這麼袒護譯者的地位到底是什麼居心？我的理由很簡單，首先，我沒有「惡人亡我譯者之心不死」的被迫害妄想症，而是認為譯者原有的正確心態，他們樂於接受厚道和公正的指教，但絕不接受居高臨下式的似褒而貶的大悶棍。當然，最佳的情況是，譯者翻譯之外，或許可多寫隨筆，與讀者分享這行當裡的甘苦與見識。而且，以養生觀念而言，普天共友比薄海同仇更容易使人心情平和，腦壓降低了，夜夜好入眠。（2022年3月27日）

 小說家與社會學家

 

我有一個怪誕的想法，每次閱讀有關日本戰後小說，哪怕是社會寫實派推理小說，我總想跳脫常規的閱讀方式，不把它當成娛樂小說看待，而是像社會學研究者那樣， 試圖從他們小說中讀出時代與社會深層的暗流。因為我相信寫實主義小說家的本領，相信憑其敏銳的觀察力，透過藝術性的技法，必然能反映各種苦惱的根源，我更相信，有此抱負的小說家身上，有著與歷史社會學家同樣的特質。基於這種偏執的盼望，只要我能力範圍所及，看見各種版本的日本戰後小說， 自然買下以後慢慢閱讀。 如果，這時候有人調侃，我是個閱讀激進派，隨時隨刻都在建造小說社會思想軍火庫，那麼我是不會反對的。至少我保證，我手頭這些思想軍火庫，並非針對薄海同仇之人，而是作為普天共友的用途。（2022年3月26日）

 在鴨川河灘上朗讀抒情詩

記憶真是有趣的抽象活動，有了與事物的接觸經驗以後，它就被安全地儲存在人的腦部深處，一旦相似的場景出現，它立刻就會來報到，準備與回憶者接通交談，因為我們自始至終已經深度綁定起來。

 

現下，正在閱讀有關京都的歷史，進入通讀神遊之際，2018年11月21日到京都旅遊的往事，忽然如暴漲的河水向我奔湧而來。我想了一下，趕緊從手機調出印象較深的照片。印象中，我那時大概拍了近百張，其中以市民或坐或躺在鴨川河灘上的情景，最能觸動我記憶的音弦。坦白說，當時我看見這般悠閒暢意的場景，真的很想走下堤道，親自「躺平」體驗一下。不過，那時因團體行動正在趕路，我不好意思掉隊，只好快手拍照留念，將來再以旅人的身份，躺坐在鴨川河灘上，收聽京都市民朗讀的抒情詩了。（2022年3月25日）

 夏目漱石與戰爭

 我經常想，夏目漱石這位享譽日本的國民作家，尤其作品長銷不墜，版稅潤澤後代子孫，一定羨煞以寫作維持生計的同行。事實確是如此，夏目漱石的成功，並非運氣使然，而是更多諸多條件促成的。不過，成不了夏目漱石的作家，也不必太悲觀，若能稍為改變寫作策略，仍然有開創新局的機會，給自己找到謀生的論述空間。

 

例如，不妨先購置一套《夏目漱石全集》（售價平實，比智慧型手機便宜），仔細閱讀後總會有感想，得出自己感興趣的主題，再以小火慢燉似地展開論述，文字湯頭不可能太差。在我看來，水川隆夫的《夏目漱石與戰爭》（感謝三國大介提供）一書，聚焦於漱石作品中與戰爭的關係，即是寫作戰略明晰的最佳體現，值得同行參考與實踐。現今，尖端科技的投入與使用，已徹底改變傳統的戰爭形態，看來那些不及時更新研發，不想跟上時代的政治頭腦，只能坐在安全的地下掩體自爽地喝涼水了。（2022年3月24日）

 政治之地與動物文學

  

在作家常規的寫作中，對於動物行為的自然觀察摹寫（趨近自然主義），總多於動物心理狀態的呈現，很少以擬人轉化的方式來代替動物說話。更具體地說，除了科幻電影小說動漫之外，那些尚未獲得動物權平反的動物們，沒有機會與人類平起平坐。對我而言，寫作這個探索和嚐試的領域，如果有動物文學的加入，那麼作家在突顯世界格局的圖景，深描地緣政治的微妙作用時，必定更為豐富多彩，更有立體的形象。

 

試想，有這樣的描寫：「有一隻黑天鵝，來到了肅殺合圍的廣場上，牠不理會持槍士兵立刻就會奔來驅趕，而是眼神堅定地看向天空，彷彿牠比誰都早發現，天空中的大洞正在快速分裂，提醒附近的民眾，那恐怖的陰霾就要掉下來，此地不宜久留。碰巧，守衛廣場的士兵讀過動物行為學，又練就了讀心術，當下截獲了黑天鵝的密碼，他僅僅花了七秒鐘，即把黑天鵝打昏了，送進了精神病院。對此，有人疑惑，把牠宰殺掉做成美味的佳餚，豈不是省時又方便？典獄長一陣冷笑，這個你們就不懂了。這黑天鵝三天兩頭說要復權，倡議與人類一樣同享公民權，既是如此，這次牠侵入高危管制區，具體洩露國家機密，傳播病毒就得付出代價，我們基於愛國主義的偉大精神，必須長期關押牠使其悔改。聽到這裡，困惑的民眾全明白了。」如果，哪天我也學會這種奇思般的動物文學寫作，我一定分享給愛好此道的朋友。

 

所謂好書不寂寞。德國作家揚．莫恩浩特的《別人的動物園：鐵幕之下東西柏林人的日常生存競賽》，就給關注人與動物關係的人提供了價值反差的解釋，這本書中有一段發人深思的文字，動物園----政治之地：「只有當政治對達特和科略斯的動物有重要意義的時候，他們才會對政治感興趣，因為直到東德垮臺，達特都還一直認為他從來沒有被斯塔西監視過，科略斯也有過類似幼稚的舉動，於七○年代推薦老納粹的朋友擔任德國動物園聯合會的榮譽會員。換言之，他們就是兩個『動物人』（Tiermenschen）----這個詞經常用於描述動物園和馬戲團從業者, 當人們想要形容某些人善於同動物而非人打交道的時候, 就會稱這些人為動物人。在他們看來，動物優先，其他一切都排在後面，甚至他們自己的家庭也要靠後站。確切說來，動物園就是他們的家庭。妻子和孩子只是多餘的附屬品，在那個時代，動物園園長不只是一份早出晚歸的職業，還是一份畢生使命。科略斯和達特都不知道下班為何物，他們心裡只裝了動物。 」讀到這裡，我不禁感到熱情澎湃起來，趁體力尚可時趕緊寫下，免得前期高齡者的雨絲提前飄灑而來。（2022年3月23日）

 兩個城崎都在召喚  

人的認知偏誤有時候還真要鬧出笑話來。 

多年前，我跟隨朋友到日本旅遊，說好不去逛舊書店街的。那次，我們租車從東京新宿出發, 目的地是伊豆半島，屬於同好的自助旅行。朋友C 醫師喜歡開快車又充滿自信，他向我保證絕不會讓我暈車。於是， 在他風馳電掣的奔馳下，載我們來到城崎海岸，說要去體驗走吊橋的快感。那天海風很大，站在停車場上，我就已經感受到海風的強勁了，合圍在停車場旁的松樹都被吹彎了。我雖然沒有懼高症，最後還是硬著頭皮走向吊橋，感受著日本推理小說中絕望之人在吊橋上的心境。 

 

約莫十五分鐘後，我從搖晃不安的吊橋返回到停車場， 耳朵裡還有海濤拍岸的餘響。我問朋友，這裡就是城崎溫泉嗎？那不是志賀直哉的短篇小說〈在城崎〉的舞臺嗎？之前在日本行醫多年的他說，他聽過志賀直哉這個小說家的名字，但對志賀直哉的小說所知甚少，不能確定這裡是否為小說中的場景。出於我強烈的偏見，我堅持認為這裡應該是小說的場景。但是過了片刻，我又覺得不妥，於是，上網查找了一下。原來是我弄錯了！這裡是靜岡縣伊東市的「城ヶ崎海岸（じょうがさきかいがん）」，志賀直哉所寫的〈城の崎にて〉（きのさき）的城崎溫泉是在兵庫縣呢，兩地距離相差太遠了。儘管如此，我還是給自己一個說法，不管是哪一個觀光局所屬的城崎，它們似乎都在向我召喚了，日本解除邊境管制之後，要我出去走一走。（ 2022年3月22日） 

 小說家的遠大前程 

 

 

我想再談談寫作長篇小說到底有多大的好處,，突然靈機一動，借用了狄更斯的名著《遠大前程》書名，將它稱為「小說家的遠大前程」。我舉個實例，寫過多部長篇小說的石川達三，《金環蝕》（1966）這部揭露日本政壇醜聞的小說，甫出版即成為暢銷書（也是長銷書），後來改拍成電影，贏得更多觀眾關注官商勾結的複雜結構，而這同時加大了小說家的影響力。

 

 

的確，從傳播的效應來看，所有揭露政壇醜聞的長篇小說，似乎勝過國會議員砲火四射的質詢，比報紙社論的批判更具威力。另一方面，對閱聽大眾而言，他們有選擇權並樂於享受這兩種載體：寫實與虛構的巧妙結合。當然，小說家必須有看家本領，要有生花妙筆將之呈現出來，讓那些涉案的偽善政客們，一個個地從紙頁上向我們走來。這時候, 我們就是觀賞政治大戲的觀眾，同時也是自行參與辦案的檢察官，一下子完成了兩件大事，都要歸功於小說家的促成。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備料充足的小說家根本不需猶疑，只怕寫不出傑出的長篇（政治社會）小說， 不怕讀者不掏錢買書。（ 2022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