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小考

 

今天，我整理抽屜的時候，不經意翻出了一本青春錄----國中畢業紀念冊，時間一下子退回到三十年餘前。在這樣的氣氛下，翻看舊時的照片，感覺上還不錯，而且我又有了新發現。感情交好的同學，通常會在照片後面，寫上「毋忘影中人」，表示他的提醒，不管時間流轉快速，你都不能忘記我。現在，看到這樣的題字附註，我不由得會反問自己：當年，同學這樣題字相贈，我也以同樣的心境題寫回贈。但「毋忘影中人」這一措詞到底是從哪裡借來的？因為按照國中生的修辭能力，不大可能運用這種文青式的語言，它一定參考什麼範例，才能寫出這超出自己年齡的感性語言來。據我有限的觀察，1970年代中期以後，臺灣南部很流行一種《情書大全》之類的書籍。以此推想，那位同學應該比我更早在嘉義市的書局購得此書，立刻展現所學借題予我的。而我在這方面，屬於落後狀況，自然不知道這抒情性的好詞，只能快速模仿應急以用了。拆解「毋忘影中人」的謎團後，接下來，我得面對忘卻與被遺忘的問題了。簡單講，當年同學間的友誼都會因各自的人生際遇和價值觀（政治立場）的變化有所不同，說得嚴重一點，即使多年後同學相逢本應慶祝那消逝的浪漫與青春，僅只上述的原因或短暫交談就轉身走人了，並暗中發誓從此不再見面。我忖想，這是我的經驗版本，也可能是別人經歷的版本。然而，現在，與其說我的心境改變了，我的石頭心變得柔軟了，不如說我已逐漸學會了放下，體悟到凡事順其自然（緣起緣滅）的道理。

 

昨天，我讀了豐島與志雄（1890-1955）的〈與太宰治度過的一天〉，總體感覺還不錯，我把這篇隨筆解讀為對友情的記念。該文中說，1948年4月25日星期日下午，他接到了太宰治打來的電話。但確切的說，那通電話是太宰治的女友山崎富榮打來的。在豐島看來，太宰治住在三鷹，他家在本鄉，太宰（山崎代傳）說，他們倆很快就到，所以，從時間上推算可能是從御茶水附近打來的電話，而這通電話其實只想確認他是否在家而已。沒多久，他們倆就過來了。太宰對豐島劈頭就說，他今天是來發牢騷和抱怨的，但就豐島的了解，太宰是個內向羞澀的人，心裡有諸多的煩惱，在人前總是裝出快活的樣子，那才是他真正的性格。接著，太宰談起其《喪失為人資格》（人間失格），準備在《展望》雜誌上連載，他在熱海寫出了前半部分，在大宮寫了後半部分。豐島知道太宰所說的發牢騷，其實他說出這句話就心滿意足了。就他的了解，埋首爬格子的人，除少數例外，多半喜歡飲酒，因為內心壓力太大時，就得靠酒來消解，太宰也是如此，他經常喝酒以清除這些積存壓力。那天，豐島家裡還有點酒，但如此飲下去怕不夠，於是，太宰向山崎耳語一番，到豐島住家附近兩家熟識的書店（出版社）問問，說酒錢就從稿費中扣除。沒一會兒，兩瓶上等威士忌送來了。事實上，太宰喜歡招待別人，而討厭別人請他。豐島認為，太宰成長於（青森）世家名門自然養成了他的這份性情。

 

豐島與太宰不在喜歡在酒席上對文學高談闊論，對政治性的時事話題也不感興趣，山川草木自然成了他們的話題。豐島說，以前他和太宰在住家附近散步時，正好路過一棵銀杏樹，麻雀曾在這樹上築巢，而且大清早就有數百隻麻雀嘰嘰喳喳，把附近的居民吵醒了。如今，那附近已經被戰火（二戰期間美軍轟炸東京）燒成了一片廢墟。豐島說，他記得附近有五棵銀杏樹，太宰卻堅持說，只有三棵 ，後來認真看了，的確只有三棵 ，從那以後，太宰喝醉後，就拿這話來取笑豐島，說豐島的話一點都不可靠。不過，豐島與太宰飲酒作樂的同時，觀察到一個重要細節：每次太宰喝得醉頭了，已經喀了幾次血，身體非常虛弱，山崎就得為太宰注射維生素B1。不僅如此，山崎對太宰服侍備至，不論太宰任性放言，要她做什麼事，她從不辯駁依話照辦，可說比侍女和護士照料得更無微不至。基於這樣的感動，豐島從不介意讓他們倆在他家同居一室。那一天，沒喝多久，太宰就在大家的護送下回去了。在豐島看來，太宰穿著西裝和沉重的士兵鞋，儘管故做精神抖擻的樣子，其背影卻籠罩著疲憊而憂鬱的陰影。自那以後，豐島再也沒見過太宰，再見到時已是他的屍體了。豐島浪漫地推想，也許，對太宰來說，死亡只是一次新旅程的開始。對我來說，我讀完豐島與志雄這篇懷友的隨筆有所觸發，它讓我重新思考友情的定義，回顧「毋忘影中人」裡外的人生變局，到底是雪中送炭的多？抑或變成冷漠疏遠的延伸？（2023年4月30日）

 烏鴉的遺言

 

在日本的名家隨筆中，我偏愛小說家內田百閒（1889-1971）的作品，他的文章詼諧幽默，富有生活的情趣，借用現在的說法，他所描述的世界（對象），讓讀者很有現實感，彷彿通讀他的文章，就能參與他的人生經驗一樣（日後我介紹其《戰後日記1-3》，這三卷本日記提及臺灣，自然激發我的寫作慾望）。在我看來，他在寫作策略上很成功值得同行參考，畢竟，作家寫書出版旨在迎向擁抱大眾，有了逐漸擴寬的基礎（有市場出版價值），才有影響力可言。當然，有的作家一開始就決定孤芳自賞，陶醉在自我高貴的海洋裡，或說頂多只為小眾開放的話，那就另當別論了。 

內田百閒有一短篇集《冥途》，其中〈烏鴉〉這篇散文，為我注入了諸多的聯想。文中寫道，他每天都在長途跋涉翻山越嶺，持續著沒有盡頭的旅途。某日，天黑以後，他仍然沿著海濱街道趕路，最後終於來到港口小鎮，走進十字路口處的一家旅館，一番交涉後，旅館女侍帶他來到二樓的客房。入內後，他覺得壁龕裡擺著奇怪的裝飾品。吃完晚飯，他突然隱約聽到兩三聲烏鴉呻吟似的鳴叫聲，隨後傳來烏鴉拍動翅膀被強行壓下的聲音，接著又不斷傳來解開包袱的聲音。在那以後，他下樓去泡澡，在澡堂裡，他只聽見遠處傳來狗吠聲，以及微弱的海浪聲。沒多人，有房客走到澡堂後面停下了下來。這時，又傳來烏鴉呻吟似的鳴叫聲。

「您準備怎麼辦？」旅館的女侍說。

「必須趁牠活著的時候把翅膀拔掉，否則就不好辦了。」男人的聲音說道。

他在澡堂中連續聽見了兩三聲烏鴉被殺死的悲鳴，不由得焦灼了起來。片刻後，他回房睡覺卻難以入眠，總放心不下隔壁房間的動靜。四周一片寂靜，只遠方偶爾傳來狗吠聲，但這同樣使他無法安心入睡。

 

內田百閒在下榻旅館「耳聞」的烏鴉離奇死亡事件，就這樣戛然而止了。我作為讀者對那隻烏鴉的遇害感到好奇，首先，烏鴉向來機靈，很快就能讀懂威脅者的意圖，怎會落到被捕拔掉翅膀的下場？我推想，這場介於謀殺與誘捕的事件，一定存在著精妙的巧局，隔壁房間的男人是怎麼辦到？既然如此，那烏鴉在死前是否留下遺言？因為牠身陷狹窄的房間裡，就算牠想向同類們發出警告或求救的悲鳴，大概也會被房間牆壁的重圍所阻隔吧。（2023年4月28日）

 

 必要的焦慮

 

昨日，我收到末岡實教授寄來《朝日新聞》讀書版（18份）和3月14日作家大江健三郎逝世的追悼文章，再次由衷感謝這位師友對我的關照。當然，並非每篇書評我都有興趣讀完，但報刊下各出版社的新書廣告，僅只瀏覽我都覺得很受用，因為有這些書目作為參考，我就可向台北紀伊國書店訂購了。不過，激情的閱讀者有個喜新厭舊的通病，家裡已經堆書成山了，卻認為自家書籍永遠缺乏一冊，不快手下單心裡不舒坦。有時冷靜想來，我不得不承認這真是激情作祟使然。按照買書進度，我把先抵達的「經典」擺在外面，隨著購書越來越多，它慢慢就會倚在牆邊或被我推到最深處，也因此錯過閱讀經典的好機會。

我必須說，這就是胡亂購書造成的結果。基於這苦澀的經驗，我告誡自己先將未讀的舊書（新書）找出來，進行細緻的閱讀，否則迎新棄舊，也算是辜負舊書的期待。坦白說，我對二戰後日本兵被送往西伯利亞做苦力這段歷史，以及他們如何熬過極地苦寒的非人的折磨，是否受到赤色洗腦的精神歷程特別好奇。所以，我若想購買新書，它們會是我優先考慮的書單。我想，讀書之所以使人心情愉快，或許也來自這必要的焦慮。（2023年4月26日）

 相似的面影 

 

周末傍晚，我抽空到紀伊國屋書店取回三本訂書，其後往書架瀏覽了一下，這次架上新書不多，沒停留太久，就離開微風廣場了。我疾步來到忠孝復興站，三分鐘左右，電車來了。乘車人數少了許多，不像我來時那麼擁擠。電車快到善導寺站時，我從車門的返光中，忽然看見了一條似曾相識的身影，我定睛看著那女子的側臉，她站在車內中間一手抓著吊環，看上去，簡直像極了我六姊。我好奇又納悶，仔細端詳著，發現那女子的身形比六姊高大得多，所以，應該是我一時眼花看錯了。不過人海茫茫，難免有長得相似的人，在許多情況下，很可能因光線和視覺角度的關係，讓人誤以為是見到了親朋舊故。話說回來，能夠在電車內巧遇相似的面影，或者與兄弟姊妹不期而遇，還真是一種溫暖與幸運。（2023年4月23日）

 女人的坂道

 

 

嚴格說來，圓地文子並不是多產的作家，但在她的寫作生涯中，仍然有重要的代表作。1945年起，她陸陸續續在《小說山脈》和《小說新潮》雜誌發表《女人的坂道》，直到1957年3月完成，由角川書店出版。1958年，這部長篇小說獲得《野間文藝獎》，奠定了戰後女作家的地位。這部小說旨在透過女主角白川倫披露明治時期嫁入老式家庭的女人的艱難處境，也可謂受家庭制度摧殘的苦難史。圓地文子用細膩的筆調，一層一層刻繪了橫亙在前的矛盾。丈夫憑著官威財勢拈花惹草納妾成風，而妻子只能被家庭牢牢的捆綁。 

在第三章「女人的路」中，圓地文子這樣寫道：「在神樂坂的坡上，身穿友禪染長袖和服的雛妓正在打羽毛毽子。一名年長些的藝妓站在一旁看著，現在是白天，她卻穿著出場晚宴時的衣襟，使那些白斑點花紋的長襯衣的下擺顯露出來，看上去，像在故意誇耀自己。這些藝妓穿著的和服與腰帶全都是高級品，特別是拿在手上的吉右衛門的「石切梶原」大羽毛毽木拍，在藥研堀市的店面，不花上20圓是買不來的。

 

由於歐洲戰爭持續了三、四年，軍需品和船公司的股票暴漲，據說有著名船公司暴發戶把大阪藝妓身上穿著的帶有花紋的下擺全部鑲嵌上了大粒的鑽石。花柳界也因為戰爭關係，到處是一片繁榮景象。人們說，山手這邊二三流之地的藝妓都有這般行頭了，萬眾矚目的新橋就更不用說了。阿倫望著容貌端正鬢髮蓬起的藝妓的側臉，緩步走了過去，不由得回想起二十年前新橋這裡的藝妓的容貌。丈夫白川當時是警視廳的高級官員，每當官邸舉行宴會時，他就會招來新橋的藝妓陪侍。其中有些女人跟白川的關係較為密切，如穿著漂亮的和服藝妓館老闆娘及資深女傭，她們經常於白天手上提著玩具般精緻的禮物，前來白川家問候。」我們由此可看出，白川家的老爺是多麼威風，再次見證了明治時期男尊女卑的時代弊病。

順便一提，圓地文子是近代著名國語學者上田萬年的女兒，從小生長在日本古典文學的氣氛中，因其父親的影響，從不草率下筆，毋寧說，她在遣詞用句方面，稟承國語學者治學的嚴謹，所以用來呈現人生困境的小說載體，才能如此強烈反映著時代與社會的愛與恨。或許，這就是一流的小說，它不僅矗立在評論家的視野，更跨越了時代的界限來到讀者面前。（2023年4月21日）

 

 專注而優雅

 

對喜歡閱讀的不讀書渾身不對勁的人而言，讀書的確是很愉悅爽快的事，因為在這個時刻，專注的力量會把我們推向物我相忘的境地，進而促成另一種自在神遊，如果我們足夠幸運剛好散發出這種優雅的氣質來，應該就是這樣薰染內化來的。 

日本兩位文化界名人----松岡正剛與田中優子出版的對談集《日本問答》（岩波書店，2017年）中，松岡（1944-）提到了自己讀小說的原由。他說，高中至大學期間，接觸了許多左翼思想的言論，他的母親與其相反很喜歡閱讀日本小說。例如，水上勉的《越前竹人形》、《雁の寺》，有吉佐和子的《一の糸》、《紀ノ川》，包括川端康成、梶井基次郎和中島敦文學小說家等。而他正是透過這些小說的閱讀，開始認識和感受著日本文化的底蘊之美。換句話說，松岡關於日本的美學思想和傳統主義的論述基礎，或許要歸功於這些日本小說的陶冶，正是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小說，無意間為從事美學研究者提供了審美的原型。

說到這裡，我忽然想起了一位日本朋友----岩瀨 望先生。他小我七歲，我直呼他望君。望君是個篤實愛讀書的人，據他丈人津野老師表示，望君六七歲時就喜歡閱讀，現在田園調布的租屋處藏書數千冊。津野老師說，望君是家中獨子，父母親白天外出工作，母親經常買書給望君，而望君性情溫和，安靜看書自得其樂，就這樣，一本一本讀了下來。我們每次到東京旅遊訪書，總會與津野家共進簡餐喝杯咖啡敘舊。談話間，話題總會聊到我那次收穫了多少書冊，這時，望君的太座（我留日期間保證人的女兒）嘴上似抱怨卻不掩自豪地說，咱們家裡不大（確實如此）望君到處堆書（走廊階梯），簡直像住家兼倉庫的二手書店了。出於勸人寫作的個性，我會趁勝追擊說，望君讀書千冊，工作之餘，不妨寫點推理小說和隨筆，或者寫些他在長照機構的經驗。不知道這樣的勸進，是否給對方構成壓力，這時候，快意談話變成了安靜與沉默。望君微笑不答，沒辦法，我只好把這微笑視為另一種哲學隱喻。

 

的確，在倦怠的社會裡，持續讀書已不容易了，但願鼓勵別人創作推理小說，不被視為幸災樂禍和挖苦。然而，不管望君哪天是否改變心意，於深夜時分躲進書房裡，仿效為寫稿拚生計的松本清張一樣，一面伏桌振筆疾書，一面感受著電車經過時傳來的震動。我相信，倘若望君追想松本清張的寫作姿態，他必定能獲取這正能量的。退一萬步說，我們熱愛閱讀寫作的人，最後沒能贏在廣闊的稿紙上，至少我們有了專注與優雅，而給人好印象畢竟是值得快樂的事。（2023年4月20日）

 午後降雨 

生活空空蕩蕩
看不見高山圍繞沉靜
聽不到大海起伏呼吸
摸不著時間的體溫
聞不到往事的氣味

所以降雨就有了意義
即使下午才開始的
它同樣富有輕妙旋律

基於這個緣故
我必須把眾多雨聲
全部編入室內
那是我失而復得的意象
是我尋求的廣闊
包括在前些年
無預警被消失的雷鳴

 

（2023年4月19日）

 自由的代價

 

現在，如果有人說，追求自由是必須付出代價的，多半會招來輕度的訕笑，只要不作奸犯科，不與詐騙集團一起坑害眾生，享受點自由的滋味，應該不成問題的。當然，每個人對於自由的定義不同，哪怕其自身逾越法律而不知，但是如果單純從自身感受出發，去回想或勾勒消逝的往事，那真的是無傷大雅，而且因人而異了。我們反而可以藉此機會，做個現成的好奇者，跟著他們一起走進回憶的大花園。 

作家關川夏央的隨筆集《回想昭和時代》（集英社，2002年12月），明確洋溢著昭和時代的氛圍。我隨意翻閱，〈無家可歸的老作家〉一文，立刻就吸引了我的關注。關川說，他年輕時在矢來坂下租屋，若非有重要事情待辦，很少到新宿。新宿車站地下道及其周邊的景象，令他印象深刻和心理衝擊。幾十根大柱子下，排列著用瓦楞紙箱搭建的「住家」，那些紙屋尺寸大致相同，稍大些如兩倍大的棺木，有的自行加蓋屋頂，只是徒具形式。2000年左右，他到新宿車站走動，彼時日本還是不景氣，但遊民們的「住家」依然健在。也許出於租屋者的漂泊心理，他認為其實自己與遊民們差異不大，彷彿自己就住在瓦楞紙箱裡。他說，二戰剛結束，小說家獅子文六就曾在御茶水橋下搭建臨時小屋而居，從御茶水車站月台看著遊民們的日常生活，他發現「那個地方是自由之地」，於是，藉此靈感撰寫了《自由學校》。

 

那時候，關川作為一名自由作家，他工作的場所就在快餐店裡，附近有大學生來店裡念書，他可以混在其中得到掩護，有時還可與遊民們喝杯涼掉的咖啡，順便睡個午覺。在他看來，住在這裡有許多好處，想找資料有圖書館，想看新書就去紀伊國屋書店，不需支付房租，若沒有被物慾橫流捲走，在這裡生活似乎很愜意。不過，遊民們多半吃漢堡或甜甜圈，愛喝日本酒啤酒，甚少攝取青菜，很容易患上糖尿病。他回憶，18歲時從新潟到東京打拚，數年後的某天，他看完終場電影走出戲院，卻不知道該怎麼回家。當他看見面前成排就地的紙屋，他這才回過神來。他說，那時候的「自由」，同時伴隨著不安和流浪感。現在，他已到中年（執筆時），獨身者的「自由」又進入了微妙的境界。讀完這篇隨筆，我對自由與生存的定義似乎有了新的感悟。（2023年4月18日）

 政治小說的明與暗

 

關心出版與寫作的朋友說，現代人壓力特別大，幾乎沒有多餘的心力，去關注世界政治局勢的變化，就算還有買書的意願，多半捨棄人文歷史書，而選擇養生保健類的實用書，那些逆時代而行的政治小說還有前景？這個說法極好。客觀來說，政治小說作為文以載道的類別，進入書市獲得讀者的青睞，的確很吃虧。因為作者呼籲如果我們不關心政治，哪天政治就會來關心你，決定你的生活方式，指導你存在的意義。不用說，讀者對於這種未可知的恐怖態勢並不買賬，輕鬆有趣的總比承擔負重來得好。所以，這樣說來，政治小說剛出版是否意味著走向冰冷的地下室？

 然而，我相信「書籍自有其命運」。明治初期全盤西化的政治訴求，強勢壓過傳統的保守主義思潮，進入明治中期之後，日本尚未從建立穩定政治體制時的混亂中擺脫出來，各種不同的反對聲浪，仍然一波一波湧向了明治政府的決策圈。這時候，強烈批判政治之惡（弊端）的政治小說隆重登場了。當年，每部廣受大眾喜愛的政治小說，都有如現今海馬斯多管火箭砲的威力，讓明治政府倍感壓力，讀者讀來叫好稱快，算是以平價掃除心中不滿塊壘的範例。換句話說，在這時刻，政治小說因其時代特性（印記）以及符合讀者的迫切需求，為自身遞出了光榮的履歷表。這可謂是政治小說的勝場與戰績。只是，這種榮耀也有消退的時候，隨著時代格局和社會的變遷，獲得再多掌聲的政治小說終將黯淡下來，另一種新的社會需求應運而生。

 

這樣說，作家創作政治小說必然受到時代的制約侷限？依我看，這是政治小說的總體宿命。不過，也不必太過悲觀，現代作家有許多法寶可用，他們可以運用現代性的優勢發揮創造性的思惟來扭轉或改變局勢。的確，在政治小說中，露骨尖銳的批評和傾倒政治意識形態，最受垢病也讓讀者望而卻步，這是作家必須面對和亟需解決的問題。相反，如果作家在思想藝術性下功夫，不強烈訴諸悲情或政治正確，而技巧高超營造文學氛圍和言外之意（留白）來融化讀者心中的冰山，自是最圓滿的結果了。當然，這是知易行難的挑戰，儘管如此，若想吸引更多讀者關注歷史政治議題的作家，總要勇於摸索嚐試改變寫作策略，說不定在這困難的探索中，我們得以再次發現政治小說中的光明與黑暗。（2023年4月17日）

 從源泉到枯井

 

對寫作感興趣的朋友或粉絲，遇見作家通常他們會問，你們如何培養靈感？碰到這種提問時，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這是個很難解釋的問題，因為寫作與靈感的關係向來沒有標準答案。對我來說，與其一開始試圖抓住靈感的尾巴，不如讓自己處於自在狀態中，靈感反而會浮出水面，就算靈感的尖頭沒完全浮上來，至少也會從底部送來氣泡或漣漪，而有了漣漪的啟示，我們就有動力寫點什麼東西來。 

夏目漱石享有日本國民作家和大文豪的美譽，照理說，他在寫作方面必定勇猛如神，所以，他才辭去東京帝大的教職，投入專業作家的競技場。但真實情況如何？姑且不談夏目漱石創作顛峰時期的作品內容，研究者最常提及他撰寫《少爺》時的寫作狀態。夏目漱石花了11天，即完成了《少爺》（兩百餘枚稿紙，大概8萬字），他的手邊沒有一張寫壞的稿紙，而且幾乎沒有重寫或修改，如音樂在他腦海中流淌開來，彷彿他只是把它複寫出來而已（高橋源一郎語）。用大白話說，夏目漱石寫作《少爺》，簡直就是信手拈來的範例。

 

有人要問為何夏目漱石可以做到？他的整個寫作生涯中，都是這般順風順水嗎？也許，我們可以用夏目的心境來解釋其成功的原因。他曾自述道，《少爺》這部自傳體小說，純粹是為自娛而寫，寫來快樂自在。原來如此。簡單講，既然小說中的人物情景都是他所經歷過的，他就能夠趣味橫生的娓娓道來。相反，少了勉強而寫的心理負擔（意識先行），產出任何作品就是渾然天成。然而，對作家而言，這種渾然天成或幸運高照，一生中似乎只能一兩次，之後就得回到絞盡腦汁不得盡意的輪迴裡。創作小說不同於寫詩的心境。如果自傳體小說是自己對過去的紀念與訣別，那麼它就意味著消逝的面影不再重現，不再出現面前供你憑弔了。接下來，你是否不向命運屈服決心要開挖創意的溫泉，或者從此給老井封上蓋板，只能由你自己決定了。（2023年4月16日）

 尋求靜心場所

 

 

不知是幸運或不幸，我天生耳朵靈敏，不喜歡喧囂吵雜，尤其遇到各種噪音來襲，就會煩躁起來，有著想立即找出噪音源的衝動。對我而言，我無法接受（忍受）來源不明的噪音，因為那意味著我處在被攻擊卻無力反攻的位置，成了絕對又無能的敗者。或許，有人認為知道噪音源又能怎樣？於我知道噪音的出處，就不會無助與無明，首先我會上門好言勸導，如果對方依然故我，繼續蠻幹，我會馬上通報轄區警察處理，所幸的是，那些不經意的和恣意而為的噪音很快就排除了。

 

上午，天氣又變冷了，春雨紛紛卻如秋雨令人寂寥。可能是我過度操勞，我竟然毫無讀書的情緒，想了想，不可浪費光陰，於是，看了由川端康成小說改拍的電影《古都》（1963），心情平靜了不少，而且意外地得到一種觸動：安靜之所是何等重要。《古都》女主角千重子家裡經營和服布料批發商，不擅經商有藝術家氣質的父親有時為其設計和服腰帶的圖樣，再由織布師傅編織。作為經商老鋪便有客戶上門，應酬談笑風生在所難免，但千重子的父親受不住吵鬧侵擾，只好避至嵯峨的尼寺租住一室了，因為那裡的安靜之所，才能讓他專注於創作。我不知道夏目漱石是否跟我一樣耳朵過敏，他與佐田家老闆的受害情況一樣（參見夏目鏡子口述，松岡讓筆錄《回憶夏目漱石》---〈松山之行〉），皆因不堪家中吵鬧而避居尼寺（法傳寺），為自己尋求最後一方淨土，牢牢抓住立身之地。 

直白地說，我很欣賞上述這兩位藝術家處理「喧囂」的態度和行動，因為明確知道噪音的來源，我們就能做出抉擇----留下來繼續忍受，或者搬到安靜的處所。正因為我們是一般凡人無法修煉到不為外物影響的境界，因此，才不得不暫時離開煩惱，不得不暫時撤出熱鬧的紅塵。（2023年4月15日）

 漫談做派與名人效應

 

在台灣，有一種微妙的現象，熱衷於千利休傳說的人，不管懂不懂日文，能否讀通接近千利休其人和時代的少量文獻，他們都能透過各種管道和自行加工的方式，對自己崇拜的大師頂禮讚頌和強化神話的力度。我就曾遇過這般可愛的利休迷，他不諳日本語文，不過，當談及千利休的事蹟時，他旋即語帶自信神彩飛揚起來，彷彿千利休並未真的死去，一直活在他的心靈原鄉。具體地說，若有人想知道千利休的傳說，這位老兄立刻就變身成神通廣大的乩童開始唱名辦事了。我也曾經患了名人崇拜症，自然可以理解這種心理。但有時，我不免要回敬幾句建言，你既然自詡頭號利休迷，致力於傳揚利休的故事，何不認真切實從基礎日文學起？有了日文的好根底，以後就能參閱利休的日文相關研究，而多讀只有好處毫無壞處，儘管無法成為這方面的專家，至少不人云亦云（成為多手傳播專業戶），也算是為自己維持住應有的體面。

 

為了鼓勵這位鐵桿利休迷，我補充了一個故事：據說，千利休有一個朋友，他是手工作坊的匠人，手上有一把好手藝，但生活相當貧苦。利休很同情他的處境，覺得應該創造機會幫助他。就此而言，利休比任何人懂得識才而助的真諦。於是，他委託那位朋友製作了幾個鐵鈎，那種垂吊懸掛式茶斧用的鈎子。鈎子做成之後，利休在每支鈎子按上自己的印章。眾所周知，凡是名人就能產生名人效應。原本這匠人製作的茶斧鈎子乏人問津，經由大師千利休署名加持立刻身價倍增，賣了好價錢，成為「又好又貴」的珍品。從這位頭號利休迷的表情來看，他聽完我稍加潤飾的利休傳奇甚為感動，問我故事出自何處？我幽然一笑，恕我不能告知出處，但若因此衝擊讓你決定學習日文，我會比日本語文化振興委員會更高興的。

 

不用說，我這加工過的利休傳奇，打趣成份居多，重點仍在對於做派與名人效應的反思。按照社會學的解釋，在世俗社會裡，三個強大的力量（property  prestige power）形塑著我們的價值感。所以，我們可以推論，千利休在世時若沒有prestige（聲望），即使他同樣真心推薦其匠人朋友的鈎子，其鈎子未必就能身價上漲，更遑論翻盤的可能了。我同意作家做點派頭或運用各種方式來行銷自己的作品，但是絕不能魚目混珠蕃薯絲當魚翅，這樣就失去正道與良善了。

 

再說名人效應的餘波。近來，上野千鶴子的「15小時新娘」事件，在台灣和中國閙得沸沸揚揚，引發了批評者與其追隨者們的軟式攻防。在我看來，上野千鶴子在炒作日本社會議題的確很在行，但其偽善作為和濫用女性主義為己牟利的行徑，令人不敢恭維，甚至使人憤怒。直白地說，今天她若有作家凌煙的真本事，寫出《性別文學三部曲：失聲畫眉、扮裝畫眉、竹雞與阿秋》，就不需隔三差五敲鑼打鼓搞什麼對談集啦，《在東大和上野千鶴子學「吵架」》啦，這種唯她至尊的話題書，其實可以扔掉不讀，寧願買個便當來得實惠。話說回來，我猶然真誠建議上野教的信徒，如果你們有心了解日本的社會著作，不妨購買《鶴見和子曼陀羅》（藤原書店，全9卷）閱讀，讀畢肯定不能賺大錢，卻能有效清除浮動的暴戾之氣，品讀出溫厚的境界來。（2023年4月12日）

 日月抄 

時間過的真快，我給經濟部商特人員的日文翻譯課程已近尾聲，再授課兩次，這位優秀人才就需到各部門研習，正式開啟他的公務員生涯。我始終認為，認真學習日文必有所獲，但深度理解日本的歷史文化思想更重要，有了真正的文化底蘊，更能贏得日本人由衷的敬重。這次，我選取了柳田國男《故鄉七十年》若干文章作為講義，以此增加我們對柳田國男成為民俗學家之前，以及他在官場中的歷練與反思的理解。必須說，這其中還包括我善意的私心自用，因為柳田國男於1917（大正6）年來過台灣，繞了台灣島一圈，到過高雄、台南和台中，再返回台北。直白地說，我製此講義目的在於搭乘柳田國男的便車，藉由他的視點看看百年餘前台灣島國的風光。這種對於故鄉地名的喚醒，很容易觸動我敏感的神經，如同我在矢內原忠雄傳記中，讀到矢內原於日治時期來過台南、嘉義等地，即使我是越過百年前時間的面紗來看待的，但我讀來仍然為之感動。

 

說來奇妙，數日前，我心裡正念著師友三國大介的近況，因為我們已有兩個多月沒有通電話了。上午九點半左右，三國大介就來電話了。他說，這麼久沒給我打電話，是因為膽結石折騰，不服藥胸背痛會痛，吃了藥精神不濟，想去郵局給我寄書卻又欲振乏力，真是折磨人呀。現在，病況好轉了些，趕快給我打電話，繼續上次未竟的話題（其實是嚴肅的編輯會議：出版、編書）。例如，最近讀了哪些有趣的書，對近現代日本史有了新的看法等等。當話題進入高潮之際，他提到近來新的購書方式。現在，他都用au pay上網買書，非常方便。前一陣子，他買了一批奇特之書，其中，有松本清張《昭和史発掘》新裝版（9冊）、大逆事件的相關研究等等。近日內，他就會將這些（重量級）好書寄出，加強彼此停頓多時的讀書工程。我們通話近兩個小時，但我發現，他比通話前聲音更具活力了，丹田似乎因談書被加固了不少，而我也從暢快的讀書論中獲得了氧氣，渾身的倦怠跟著一掃而空。（2023年4月11日）

 政治與人

 

我經常思索一個問題，詩人與作家需要關注政治與世界局勢的變化？並且以嚴肅的文字參與其中？乍看下，這是個看似普遍的困惑，沒有立刻得出答案的必要性，但如果置身在不正常的國家裡，這個問題就會變得迫在眉睫，變成小我與大我之間的抉擇了。或許有人要問，我們處在詭譎多變的時代，自己的力量微薄，是無法發揮什麼作用的，何不老實安份地靜看其變？這樣說，也有幾分道理，或許是性格使然，我就不能安份地靜看其變，總要從激盪的政治思想大潮中，提取可用的東西加以辨析。卡爾．施密特對於政治與死亡的說法，極為耐人尋味：「政治的事物」作為人與人之間形成的關係概念，其核心應該到以從肉體上消滅對方作為極端的敵對關係中去尋找。

 

當然，卡爾．施密特這種極端而侵佔性的政治隱喻，並非每個政治狂熱分子都會買賬，但如果我們換個視點，以翻譯文本作為文化武器，高雅地行使和傳播本國的政治理念，同樣不失為一種積極的戰略思惟。在此之前，我從日文譯成中文的過程中，為得出對應的和恰如其分的言詞，弄得幾近油盡燈枯了，奇異的是，也正因為我挺住這般折騰，我意外地成了思想詞彙的得益者，受惠於這相互碰撞的思想火花。說到這裡，我突然想起政治思想家吳叡人在某次演講中，提及丸山真男的政治思想類型時，感嘆臺灣沒有（如丸山這樣的）大敘述，至今我仍然印象深刻。不過，在我看來，現今臺灣自身的政治格局不同以往了，已具有相當的政治實力，而且正向世界傳播以臺灣為主體的思想與文化。當然，還要加上成群而來的美好的詩歌。（2023年4月10日）

 袪魅必備工具

 

今年3月中旬，台北紀伊國屋書店發來簡訊說，我的會員卡於3月31日到期，如欲辦理續卡請洽詢門市人員……。我心想，時間流逝得真快，轉眼間，一年就這樣結束了。而且，收到會員卡到期簡訊之前，我好久（四個月）沒去該書買書或訂書了，思忖不如趁此續卡之行，順便看看有無我需要的好書。果不其然，相隔四個月，我發現了許多上架的「新書」，仔細翻閱目錄和內容，有用之書立刻取下。像我這樣的日文讀者，雖然有機會至東京訪書，但在台北市即能買到和訂購（最近刊行）日文書籍（絕版書例外），實在是幫了大忙，於我不必負重前行又省下交通費。

 

眾所周知，日本的出版業極為發達，每個月有數萬種圖書上市，僅只圖書目錄，就令人目不暇給，台北紀伊國屋所能展售的新書很有限，這自是可以理解的，但有時好運氣來臨，也能遇到好書現身（再版或復刻版文庫本化）。我略舉一例：福冨健一《日本共産党の正体》（新潮新書，2019年5月 第4刷）中北浩爾《日本共産党---「革命」を夢見た100年》（中公新書，2022年7月 4版）。必須說，在日本讀者看來，這兩部著作並不特別，諸多日共黨人及其左派作家，已對共產主義革命思想做了大內宣，類似書籍不知凡幾。然而，這樣的著作於我有著袪魅的作用。1980年代中期，我尚處於熱情如火的文青階段，對於自視進步知識份子的左派（左膠）論述甚為迷戀，很自然相信他們對於歷史社會的觀點。在這當中，還包括書友從政大國關中心借出複印的簡體版大祕笈，每次讀來都有飄飄然的自豪感。印象中，有些特愛宏大敘述的大祕笈，將日共頭面人物野坂參三、德田球一、佐野學、鍋山貞親等政治作為，說得如天降神兵般的勇猛。簡言之，我就是在不諳日文和沒讀懂日本近現代史的劣勢下，與日本共產黨神話首次相遇。不過，正是從那時候開始，我自覺似的尋求另類神器，自信齊備地進入袪魅的歷程。仔細想來，幸好我遺傳至母親強力的理性基因，儘管起初稍有迷失，但很快就恢復正途了。

順便一提，我很清楚知道，偉大的書神對我眷顧有加，當我思思念念需要什麼書的時候，祂就會讓那些書出現在我面前。去年年底，我在高圓寺的西部古書會館購得數冊日本共產黨黨員的自傳（我依版權頁推測，這些書自費出版印量極少讀者不多），他們是日共機關刊物的印刷工人，書中記述他們與政府新聞管制部門的搏鬥，我認為把這列入言論出版自由抗爭史的範疇，日後有機會再撰文介紹。總而言之，依我看，袪魅要達到最大效果，無非就是大量閱讀與嚴謹辯證了，或許這也符合「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的道理吧。（2023年4月9日）

 翻譯我們共有的詩群

 

這幾年來，我發現臉書社群中許多文友和詩友頗富創造力，他們的作品極為出色，以靜水深流般的功力，傳遞著對寫作的熱愛。我經常想，如果這些作品，有幸經由外國語翻譯輸出的話，一定有助於臺灣作家（詩人）在世界上的能見度。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翻譯與輸出本國文化思想，相當重要且必要的，即使簡捷有力的短詩，同樣能發揮推波助瀾的作用。

二戰期間，寫過戰爭詩〈決戰之秋終將到來〉於戰後招致批判的詩人三好達治（1900-1964），他有一首題為〈三色旗〉（1964年《世紀》創刊號）的短詩，只有四行：

 

微風

晴朗

在下雪後的窗際

飲葡萄酒

 

我想，任何人都能讀懂這首詩，其言語平淡意象明白，直接道出敘述者的心情。也就是說，寫作詩歌並不難，只要真心誠意，就有感染力，能感動認識的與陌生的讀者。我將這首譯詩〈三色旗〉分享給詩友T，十分鐘後，他立刻回傳了一首五行短詩，題為〈春風〉，茲披露於下：

 

春風

輕輕拂過父母親的塔位

在沉默田野上

有蝴蝶飛舞

半天鳥在歌唱

（2023年4月8日）

 共享永日小品

 

今天下午，至經濟部給商特人員講授翻譯課程，這次，我選用了夏目漱石的《永日小品》作為文本，目的在與學員分享漱石這位國民作家的文學成就，並藉此機會乘坐時光飛碟，回到明治中後期的時代，見習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樣貌。依我看，這種方式有諸多好處：透過這個文本，我們得以重新認識那個時代的語言表述，進而發現它與戰後文學作品的差異性，即可連結我們對時代精神的追問，更重要的是，經由來回琢磨，我們讀解日文的能力才真正地獲得進步。

在這部隨筆集中，我發現夏目漱石描景敘情的筆力非常高超，文字細緻富有層次感，用「躍然紙上」一詞，來稱讚他的文字魔力最恰當不過了。例如，他在題為〈蛇〉一文中，描寫他與叔父於雨天中抓魚的情景：……天空不停地落下雨來。大雨嘩嘩作響，擊打著他們身上的斗笠與蓑衣，落在周圍田地裡的聲音，都清晰可聞，彷彿落在貴王神社蓊鬱樹林裡的雨聲也傳了過來。黑雲聚集在杉樹的樹梢，層層疊疊，顯得幽深莫測。而雲層似乎載不動雨的重量，從天上垂墜下來。雲腳纏繞在杉樹頂部，眼看著它就要落入那片森林之中了。

我認為，這寫生似的描述已充分達到效果，重新與我類似的場景體驗連結了起來。不用說，我不曾到過貴王神社及其圍繞的森林，但我曾於雨天中在明治神宮境內散步，穿越參天大樹下的覆蔭領域，深刻品味著時間與空間的幽玄之美。所以，我相信所有雋永的隨筆文章，都有一種奇妙的力量，它能悄然喚醒每個人潛藏的美學意識，給勇於建構美學體系的作家，送來一道劃破黑暗的思想電光。（2023年4月6日）

 小說中的頑童世界

 

我始終相信，每個人的性格都是與生俱來，而且如鑄模般注定的，還有一種說法，不管經由後天環境改造，或多或少總會留存前世的習氣，以促使每日三省吾身的人，可以早日自己發現自己。 

吉本隆明在《閱讀夏目漱石》一書中，提及漱石的小說《少爺》《虞美人草》《三四郎》為日本頑童物語的典型（範式），這種類型的小說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直到今天，它們的影響力仍然強大，而作品受到廣泛閱讀，意味著它滲透入日本國民的閱讀心靈裡，隨著時間的積層成為百讀不厭的經典之作。另外，與漱石三部代表作相比，吉本隆明援引了村上龍的《長崎荷蘭村》這部作品，在他看來，《長崎荷蘭村》的文字更具感性，超越了漱石《少爺》中頑童物語的範型，或說打破了這個經典的樹籬局限。眾所周知，二戰結束後，東京變成了廢墟和荒涼之地，極端的貧困生活撲面而來。例如，新宿地區有許多孤兒，上野的地下道和公園的情況也是，他們三三兩兩結伴成黨，偶爾惡作劇或幹點小壞事。毋庸置疑，這些頑童在現實世界中的失序行為，就這樣順理成章地進入了小說家的視域裡。

 

換句話說，村上龍小說的敘述手法，有別於漱石的《少爺》的經典範式，在戰後的時點看來，此前日本近代文學小說語言隨著時間退出舞台，所幸的是，在第一次戰後派初期作品使之得到了重現，村上龍就是成功挽回消失的語言風景的作家之一，而這也正是吉本隆明共鳴的所在。從這意義上而言，我們把頂尖的小說家，比擬成擅長施展魔法的奇人，似乎一點也不為過，因為他們有辦法召喚消逝的語言亡靈，召請它們回到母國的土地上，給予尊嚴和體面的地位，順便藉此機會讓後代讀者們重新認識他們祖先的語言。（2023年4月5日）

 流行歌的歷史位置

 

這幾天，觀看韓劇《離婚律師申晟翰》，有一小小的發現。男主角申晟翰喜歡聆聽韓演歌，每當心情不佳的時候，他就自閉家裡用高級音響播放演歌，奇妙的是，隨著哀傷的詞曲婉轉揚起，他積存的煩悶和各種壓力便一掃而空。從這個角度來說，演歌之於申晟翰不只悅耳的作用，它還具有強大的療癒力，將他從苦悶的世俗世界中，很有體面地拯救出來，至少在這時刻裡，他回到正常而平和的心理狀態。

 

我有個旅居日本的朋友C，她與申晟翰一樣，特別愛聽（日本）演歌，她的堂妹更為狂熱，每次前川清在東京某大飯店有晚餐秀表演，她們倆必定恭逢其盛，一次也沒有少過。於是，一些留日的朋友見到她們就是一陣調侃，說都已經大數據的時代了，你們還陶醉在演歌的哀歡裡，不愧是有錢有閒的大媽呀。其實，我也很喜歡日本演歌，有自信能唱上幾首，儘管被年輕朋友譏笑為中年大叔（我就是大叔），但每次聽到曲調優美的演歌，心情總是十分愉快。

 

或許，出於長年來對日本文化思想的探究，我對被視為次文化的演歌有不同的看法。換句話說，我不認為演歌只有功能性而已，不只為他者提供抒情人生的作用，它同樣有資格作為歷史研究的載體，與所謂的正統史觀相提並論，並主動性地從邊緣走向中心。而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即參與這個歷史主體性的推動工程。進一步說，經過意義的大轉換之後，演歌（本身與研究）獲得雙重的再生，聽者可以品味那個時代的悲歡離合，好奇的讀者可以乘著演歌之翼回到歷史的現場。聽歌又能實現雙重的音色圖景，實在划得來的奇妙之旅。（2023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