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史明與歷史情境
就我的文學興趣而言,我較為關注革命家、殖民地文學以及僑民文學,因為,我相信只有理解和清楚這個歷史情境,那麼我的評判才可能貼近真實。
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全球化時代:無政府主義者與反殖民想像》一書中,對於革命者和由此應運而生的歷史文本,有極為精采深入的評述,其中包含車尼爾雪夫斯基、菲律賓的(國父)革命家黎薩,等等。另外,與此相關的議題,還讓我想起《俄羅斯僑民文學史》這部740頁的中譯本。這是一部由逃離極權統治的流亡者、在外國所耕耘的文學成果。該書第15章「阿維爾琴科」這樣寫道:「1920年10月,阿維爾琴科和13萬流亡者一道離開俄羅斯,來到了土耳其。其後,從1922年7月起,作家生活又遷往布拉格。他拒絕了所有讓他定居巴黎的建議:因為他想和祖國離得更近些,想聽見斯拉夫的語言。為此,他勤奮寫作,大量發表作品。」
走筆之際,我驀然想起史明歐里桑這位令人追念的革命家。眾所周知,他為了踐行台灣獨立建國運動,而流亡日本東京。儘管如此,史明依然沒放棄著書立說(最初自費出版《台灣人四百年史》),將其經營的拉麵店作為革命理論的策源地,這是何等偉大的氣魄。就此意義來說,歐里桑先驅性的思想行動,不能說是空前絕後,但也應當屬於珍稀罕見。1986年至1990年,我在日本東京苦讀時期,整日為學費和生活費拚命打工,沒能(或說沒勇氣)親炙歐里桑的革命思想,應是人生中的憾事之一。當然,我們不能任意選擇時代,正如那些遇到白色恐怖的知識菁英或詩人,他們因政治主張和寫作政治抒情詩,就這樣被投進了黑獄大牢。我想,這是一種時代的不幸,也是時代在印證他們的高貴。現今,我們一出生就進入承平的時代裡,與豐富的物質生活為伍,顯然輕而易舉,但作為主體性的高貴的精神思想,卻像過境的季風與我們漸行漸遠。(2020年2月16日)。
標籤: 隨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