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史明與歷史情境

就我的文學興趣而言，我較為關注革命家、殖民地文學以及僑民文學，因為，我相信只有理解和清楚這個歷史情境，那麼我的評判才可能貼近真實。

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全球化時代：無政府主義者與反殖民想像》一書中，對於革命者和由此應運而生的歷史文本，有極為精采深入的評述，其中包含車尼爾雪夫斯基、菲律賓的（國父）革命家黎薩，等等。另外，與此相關的議題，還讓我想起《俄羅斯僑民文學史》這部740頁的中譯本。這是一部由逃離極權統治的流亡者、在外國所耕耘的文學成果。該書第15章「阿維爾琴科」這樣寫道：「1920年10月，阿維爾琴科和13萬流亡者一道離開俄羅斯，來到了土耳其。其後，從1922年7月起，作家生活又遷往布拉格。他拒絕了所有讓他定居巴黎的建議：因為他想和祖國離得更近些，想聽見斯拉夫的語言。為此，他勤奮寫作，大量發表作品。」

走筆之際，我驀然想起史明歐里桑這位令人追念的革命家。眾所周知，他為了踐行台灣獨立建國運動，而流亡日本東京。儘管如此，史明依然沒放棄著書立說（最初自費出版《台灣人四百年史》），將其經營的拉麵店作為革命理論的策源地，這是何等偉大的氣魄。就此意義來說，歐里桑先驅性的思想行動，不能說是空前絕後，但也應當屬於珍稀罕見。1986年至1990年，我在日本東京苦讀時期，整日為學費和生活費拚命打工，沒能（或說沒勇氣）親炙歐里桑的革命思想，應是人生中的憾事之一。當然，我們不能任意選擇時代，正如那些遇到白色恐怖的知識菁英或詩人，他們因政治主張和寫作政治抒情詩，就這樣被投進了黑獄大牢。我想，這是一種時代的不幸，也是時代在印證他們的高貴。現今，我們一出生就進入承平的時代裡，與豐富的物質生活為伍，顯然輕而易舉，但作為主體性的高貴的精神思想，卻像過境的季風與我們漸行漸遠。（2020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