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類學家的偉業

昨天凌晨，我貼出短文〈我的換位思考〉之後，原本打算返回趕稿的深淵裡，今天下午，承蒙前輩詩人李魁賢先生留言鼓勵督促，我心裡非常高興（台語：尾椎翹起）。於是，盤點書堆庫存的意志又復活了。我突然想起了書堆裡有幾本關於文化人類學的著述：大貫惠美子的《コメの人類学》（中譯本《作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時間的身份認同》）；露絲．潘乃德的《菊與刀》；祖父江孝男、米山俊直、野口武德主編的《文化人類學百科辭典》、《送給祖先的豬》等等。多年前，我到東京的古舊書店的時候，剛好購得《ねじ曲げられた桜―美意識と軍国主義》一書，按照論述內容來看，我原以為大貫是日本的歷史學家，後來讀過《コメの人類学》，才知道她是美籍人類學家，在頂尖的人類學家筆下，無論書寫和評析哪個時期的歷史，同時能煥發出史家的風采來。所以，這不影響我對其著作的閱讀和興趣。我的閱讀習慣是，先讀書再找書，一本一本地累積起來，逐步地探索那位作者的思想軌跡，直到看清其全貌。我始終認為，深入閱讀作者思想的動態過程中，似乎就是一種共同參與和文化再生產。

在此，我稍為引述一下人類學家的偉業是如何煉成的。

2019年2月26日，《朝日新聞》電子報披露一則新聞，題為〈被遺忘的美籍人類學家夫妻〉，副標題（他們）深入調查二戰前的日本農村。該報導指出，二戰之前（1935年），即有美籍社會人類學家約翰．恩普里夫妻（艾拉的日語流利）、攜帶幼女來到日本農村展開調查。初步階段，他們從日本全國各地選出20餘處農村，經由多方研討和協助，他們決定有1600名村民的熊本縣南部須恵村最符合田調考察。他們在當地租屋一年，開始了細緻而有效的農村調查。簡單講，畢業自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的約翰．恩普里，在須恵村進行田野調查，雖然僅只短短一年，其成果和實績給美國政府的對日政策提供莫大的裨益。尤其，在日本戰敗後，美國占領日本期間順利推動農地改革政策，他們可謂是功不可沒。由此可看出，平常人類學家是最不易謀職的人，但是在戰爭期間他們的重要性，他們展開各項實地調查，包括民族精神層面的剖析，在非常時期就能起著重大的作用。二戰期間，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本人從未到過日本本土，她對日俘收容所的日本人進行訪談調查採樣，結集成《菊與刀》一書，即是文化人類學的經典文本之一。二戰後，美國的對日政策（尤其對於天皇制度的存廢問題），露絲．潘乃德堪稱居功厥偉。只不過，當我們在讚揚美國專家（在各領域）厲害，他們卓越非凡的同時，有些專家依然不走運，因於文本或媒介傳播囿於成見，他們的名字早已淡出讀者的公共視野了。如果有人記住的話，那一定是苦心孤詣的讀者，要不就是有情有義的鐵桿書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