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筆記：禁書的歷史

對我而言，「美」蓋博堅《皇帝的四庫：乾隆朝晚期的學者與國家》鄭雲艷 譯，這部專書很有意思，該書第六章〈吹毛求疵：錯誤審查〉中，探討清朝的禁書活動，這種壓制思想傳播和撲滅眾聲喧嘩的政治手段，永遠吸引知識人的關注和恐懼。該書第四節「審查活動的系統化（1780-1782）p181」這樣論述：「到1780年，禁書活動達到了巔峰。各省都制定了尋找和採集書籍的程序，送往首都圖書較多的省份，平均每年運送兩千卷；一些省份每年發送量甚至多達五千卷。……朝廷首次設立了中央審查機構，以推行一致的文獻標準；禁書總目和確定違礙圖書標準被公布了，並下達到各省級官員手中；督撫們受到了朝廷譴責，不是因為他們疏忽，而是因為他們過分熱情。這是一個微妙的轉變。朝廷既沒有撤銷其既定的查找和禁毀所有反滿文獻的政策，也沒有放棄早期提出的任何圖書審查程序。」

這段禁書的歷史，讓我想起江戶幕府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1646-1709）的強權政治。日本史中著名的「四十七赤穗義士忠臣藏」復仇事件，正是發生在德川綱吉時代。他就任將軍之後，立即掌控住幕府的人事權，清除可能存在的殘餘勢力，包含罷免大老酒井忠，在其頒布貫徹權力的政策中，強烈顯露出他壓制人民自由的決心。第三條：江戶居民必須相互確認身分和監視。此乃強化統管町方居民。第五條：民間預言必須嚴格管控，不得隨意散布；第六條：強化全國性之切支丹（天主教）改宗者之調查與監視體制。必須指出，德川綱吉信奉天人合一的思想，尤其害怕天災地變的發生。例如稍有天災異變，綱吉便認為這是老天對他的警告。荻生徂徠編輯的《憲廟實錄》一書中，對此亦有提及，但身為幕府的儒學者，自然不可批評，反而加以美言，讚揚這是綱吉的為政美德。但事實上，幕府對於改善庶民生活卻沒有做出具體政策。他做出這個禁令，目的是預先防範（禁壓）因天災地變而產生的「妖言」惑眾風潮。到了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打壓言論和禁毀書籍仍然沒有減少。在吉宗掌政時期，有個流浪武士山下幸內修書給吉宗，在文末引用俗言：「天無口，假借人而言。」但吉宗聽不進去，所以連抄謄的副本亦被列入禁書。這麼說來，禁書成為書界中的黑戶，似乎有點道理了。因為任何統治政權擁有強大武力軍備，有些時候，卻不敢誠懇面對嚴峻的事實而錯估情勢，導致真實上升到極限之後，它就會轉化為真實的「流言」，急速向外擴散再也無法收拾。當然，統治者也有話要說，人民有被打壓的恐懼，統治者也有夜不成眠之時：極暴政權被推翻、不能繼續貪瀆、不能公開扼殺異見人士，就是他們心中最大的恐懼。（2020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