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本清張紀念館及贈友禮物 

午後，我突然思緒飛揚了起來：不管你的年紀多大，有朋友出國回來，給你贈送お土産（小禮物），或親戚寄來台灣當地特產，一定是高興與感動。以我為例，這幾年來，我經常收到親友餽贈的富有柿、各地文旦柚子、自帶芳香的中埔柳丁、栗子地瓜或台農57號甘薯等等。 

在我看來，這些本地特產很有意義，它們就是一種特別的文本，提醒我多關注台灣蔬果產季的變化，並暗示我以另種方式來感受四季的輪替。在此，我要稍作補充，我是由衷期待收到這些有泥土香味的お土産的，對於朋友贈送小物件（如阿曼達贈我可愛的白色神牛小擺件、英姿颯爽的秋田犬小木雕，日媒資深助理惠文贈書家永三郎《戰爭責任》等等）或日文書籍，更是別具意義。

 

這個月初，劉總編輯結束金澤之行返回台北，數日前，他來店裡購買茶品贈友，給我帶來了一份特別禮物：《松本清張沒後30年記念》展覽手冊。一個朋友帶她參觀了松本清張紀念館。那位朋友表示，她若是北九州市的人，都想每天到紀念館看書。此外，讓劉總編輯印象深刻的是松本清張東京的住家，原封不動地搬到北九州市的紀念館內，讓參觀者一探松本清張的住家與書齋、工作室的原貌。 

聽到這裡，我自然是興趣盎然，這不單是因為我曾經譯過他幾部代表性的作品，我甚至認為有機會探訪松本清張紀念館的堂奧，就是實質性的增長見聞，也有助於日後解析松本清張的寫作策略。可惜的是，目前我沒有北九州之行的計畫，只能務實地紙上旅行，儘管如此，我仍然把神思遊歷松本清張紀念館一事，列為我的讀書千行計畫裡。（2024年2月27日） 

延伸閱讀：

《昭和史発掘 特別編　松本清張》（文藝春秋，2019年8月10日）

 版型與書籍封面

 

劉總編輯真是細心周到的出版人。 

今晚近七點左右，她就帶領其主編W來店裡，與我商討內頁版型、頁碼和書籍封面等細節，經過兩個小時，我們幾近達成了共識，接下來，我得儘快送出書稿，由編輯高手W操刀，為我這部厚書美妝儀容出版，正式迎接書籍市場冰與火的考驗。 

我始終認為，作家出書不必在乎篇幅的厚薄，應當關注如何寫得深刻富有可讀性，也無需擔心高價的厚書不好銷售。對有自信的作家來說，與其一味迎合或投其讀者所好，不如努力創造自己的讀者為宜，至少這樣做來得優雅自在。一個簡單的道理，如果讀者喜歡或肯定你的作品，書籍厚薄就不是問題了，稍為誇張地說，就算那本書籍重達兩公斤，他們都願意歡喜地把它擁抱回家。

 

相反，讀者一開始就不感興趣，即使你寫的是輕薄短小的作品，還說要免費贈送他們，我想他們都會覺得這是累贅和垃圾。所以，問題又回到了起點，作家的自我定位（自我期許）是否優先於對真假銷貨報表的追逐？（2024年2月26日）

 太宰治如何銘記織田作之助之死 

有些時候，我們要了解一個作家的思想和性格，或者真實的價值觀，除了閱讀專家為其撰寫的傳記之外，從其真性情顯露的隨筆和日記中，仍然可以窺探出來的。寬泛地說，這算是認真敏銳的讀者因迫於亟欲解開謎團迸發出來的實用方法。如果按照這種邏輯推導得出成立，我們就能順其成章地認為，太宰治〈織田君の死〉這篇短文，就是在向我們透露他深層心理狀態的波紋，同時亦可視為未能擺脫矛盾而走上絕路的預告。他這樣寫道：

 

「織田（作之助）君很早就有求死的念頭。在此之前，我只讀過織田君的兩部短篇小說，跟他見過兩次，（最近）一次是一個月前，所以我們並沒有很深的交情。儘管如此，我認為我比大多數人都更能深刻地體會到織田君的悲切之情。　

我第一次在銀座見到他時，心想，他真是個令人悲催的人，連我都自嘆弗如，因為我仿佛清楚地看到，在他前進的道路上，橫亘著一堵死亡之牆。

他就要死了，但我卻無能為力。這時候，我作為前輩給予忠告反而是一種令人厭惡的虛偽。因此，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

在我看來，他是個就算有求死之心也會拚搏寫稿的人。我原以為這個時代應該有越來越多這樣的人，但出乎意料的是，我一個也找不到。這個社會越來越荒誕走樣了。

我知道，社會人士也許會批評織田君的死（注：1946年12月，織田作之助因肺結核大量吐血住院，其病情逐漸惡化，翌年1月病逝，享年33歲），說他自己不保重身體云云，但我認為這種無恥（沒有同理心）的話，可以休矣了！

昨天，我讀了辰野隆（1883-1964）介紹塞南古爾（注：法國作家Étienne Pivert de Senancour，中文譯名為艾蒂安．皮韋爾．德．塞南古爾。他是一位法國散文家和哲學家，主要以其書信體小說《奧伯曼》而聞名。這本小說描述了一位敏感且受折磨的英雄的苦難，並在浪漫主義者和大眾中引起了極大的興趣），並摘錄了塞南古爾一段話：

「人們說，放棄生命而逃跑是一種罪過。然而，那些禁止我去死的詭辯家有時卻把我推到死亡的面前，目的就是讓我去赴死。他們在我的周遭布下各種看似創新的想法，以促進我求死的意願，他們宣揚的學說將我引向死亡，或者他們制定的法律讓我走向死亡。」

（在我看來），是你殺死織田君的吧？　

他的突然死去即他最後抗議的悲切的詩歌。

織田君！你做得真好！」

 

最後，必須指出，太宰治在此同情織田作之助的病逝，帶有作家朋友先我離世的落寞與感傷，雖然他們並不共同生活，但對一個有情義的人而言，文學之友故去，如同心中被挖出了一個黑洞。

說來詭異的巧合，織田作之助撒手人寰之後，隔年（1948），太宰治帶著情人山崎富榮躍入玉川上水的急流中死去，同樣給日本戰後百廢待舉的社會投來了巨大的謎團與驚嘆號。打趣的說，如果我們哪天都習得觀落陰的法術，或許可以問問太宰治本人，窮作家每日既要讀書又得埋頭寫稿，絕對損耗精神和體力，難免會遇到寫作瓶頸，任何人都不應和沒資格苛責，想辦法總能克服困難的，為何他要選擇投水自盡？假如靦腆的太宰治不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也不必客氣了，直接轉向閻羅王的殿堂問個明白。

 

延伸閱讀：

 

太宰治《もの思う葦》新潮文庫（新潮社，1998年10月15日39刷）

織田作之助《夫婦善哉》（1940年無刪節版）

 聲音中的風景----日本茅蜩（1）

 

對許多人來說，記憶中熟悉而親近的氣味就是他生活史的一部分，當這種氣味不期而至，人的記憶體開關就被打開，跟著這股氣味前往往昔的生活場景。既然氣味有如此神奇功能，那麼蟲聲同樣有召喚記憶的魔力。 

以為我例， 1990年代我在日本第一次聽見蜩（晚蟬）的聲音，覺得那「キキキキキ…」鳴叫聲，尤其它是從暮色中傳出來的，更透顯著靜寂與悲涼的詩意。必須說，它與每當夏季來臨我故鄉甘蔗林中傳出的蟬聲不同。奇妙的是，在那以後，日本茅蜩的鳴叫聲如一部紡織機，就這樣把我織入聽覺記憶庫裡了。 

至此，我並不滿足於茅蜩聲音的召魂術，便開始從日本文學作品中找尋，在作家的心目中，茅蜩居於何種地位？作家又如何看待茅蜩的生與死，茅蜩所 喚起的各種哀愁，是否等同於他們顧影自憐的哀愁？ 

小說家梶井基次郎在《青空》編輯後記（大正十五年九月號）這樣寫道：　

「今年夏天很熱。平日裡遊手好閒的我也得為生計奔忙，走在發軟的柏油路上。雖然這對我的健康不好，但在某些日子裡，大熱天還是會吸引我走進這座城市。當我從松住町走到湯島臺的時候，左側的木板房屋頂中間有四五棵銀杏樹矗立指向寬闊的天空。我完全被這光景所吸引住了。在燦爛的烈日下，我覺得它們給了我生機勃然的精神。

當茅蜩的鳴聲在薄霧朦朧的黎明中響起時，我醒來習慣性地打開窗戶。尚未熄滅的燈光在薄霧中朦朧可見。看上去，一隻被露水沾濕的蜘蛛彷彿懸在高空中。我聞到了窗下白色茉莉花撲鼻的香氣。　

我在睡夢中聽見茅蜩的鳴聲。那是因為我讀閱葛目先生刊載於《三田文學》描寫〈亡母與茅蜩〉短篇小說深受感動的緣故。而且，我還能聽到人們穿著膠底布襪從石階上走下來的腳步聲。----我又睡了一兩個小時。 

茅蜩是最早來報曉的，在傍晚時分，它也是第一個鳴叫的。牽牛花開始在雜草中枯萎下來，打濕的木板圍牆上水滴落下來。飯倉，植木坂。儘管我在城市中奔忙疲憊不堪，但在這樣的時刻我彷彿就能重新振作起來。」

 

延伸閱讀：

 

葉室 麟 《蜩ノ記》（祥伝社，2011年10月）

 不逢迎拍馬的人-----坂口安吾與尾崎士郎 

 

在日本作家中，坂口安吾是個果敢直言的異端，他於戰後不假辭色向軍國時期的橫行跋扈開砲，對於各種社會亂象嚴厲批判，為戰後文學留下了歷史證詞，並給後來的研究者提供重要參考。不可否認，他對二戰時期迎合軍國主義從軍的作家多所批評，與此同時，他亦不忘提及不逢迎不折腰的作家。他寫過一篇題為〈不逢迎拍馬的人〉（1948年4月12日）隨筆文章，談論他看待作家尾崎士郎的文學思想。

 

這篇文章這樣寫道，我摘譯如下：

自中日戰爭（九一八事變）爆發以來，政府對言論管控逐漸加大力度，許多作家開始創作迎合時局的作品，而作家尾崎士郎卻站到不逢迎時勢的隊列裡。不過，太平洋戰爭後，他卻被視為軍國主義文學的領軍人物，其原先立場遭到了質疑。

坂口安吾說，1941年10月前後，有數十名青年作家收到徵用令入伍，其中有幾名熟識的朋友，他還前去安慰送行。當時，每個人都面容憔悴蒼白，但是他看到另一面，只有尾崎士郎一人在譴責戰爭。人的命運真是不可預測。尾崎士郎從菲律賓戰場返國以後，卻登上了日本文壇的大位，因為他是所有參軍者中資歷最深年紀較長的作家，加上他與生俱來正直的性格受到高度的肯定。大體而言，軍方普遍鄙視拍馬逢迎的人，處事低調的尾崎士郎直言不諱，坦率表達自己的不滿，反而獲得軍方的高度評價，同時亦受到民眾的敬重。事實上，尾崎士郎很崇拜英雄。不過，他是一個天生不會談戀愛的人，也不把愛情當作生命中的主旋律，因此，他的文學作品對性愛僅只輕描淡寫。有趣的是，他這種文學表現符合軍人的趣味，也符合當時以軍人為導向的趣味。然而，這種趣味只是他文學的表象，他的思想中沒有任何軍國主義的東西，他的文學被軍國主義者所承載（利用），是由於軍人膚淺的氣質和趣味，以及他們感傷主義的和反女性的態度所致。

 

在坂口安吾來看，尾崎士郎所謂的英雄崇拜與那種侵略性質的英雄形象無關，毋寧說，它與英雄的悲劇性有關。進一步說，他對落難英雄抱以抒情性的感傷與同情。例如，他就把這種抒情的感傷投射在石田三成、成吉思汗和西鄉南洲（隆盛）身上，用這種樸素的情懷來表達他對人生無奈的喟嘆。在他所有以英雄為主題的作品中，從未對侵略者英雄形象歌頌，只是沉溺在悲愴抒情的思緒中。他在描寫成吉思汗這樣偉大的侵略者時，聚焦在於蒙古的風土人情，試圖用抒情的筆觸感性地表達一個注定要走向沒落和死亡終點之人的悲愴之美。

 

例如，他在三百張稿紙（約12萬字）的作品中，來描繪石田三成這位悲劇性的英雄，並呈現出（其故鄉的）山川河流和流雲的自然景象。這種不假思索過度地對悲愴之美的迷戀，或沉浸在風景抒情的描寫，有時候看來是毫無價值。然而，或許正是出於這個原因，他受到軍國主義者和當時讀者的喜愛。日本軍人談不上什麼文學修養，頂多只有吟誦唐詩宋詞的雅趣，把愛情看成是人生有害而無用的東西。所以，尾崎士郎那種將感情投注到自然景物上，把愛情看成如夢幻泡影，把對人際關係最終救贖寄託在自然景物上的文學作品，在軍人眼中這種抒情的和感傷主義就是最好的文學。另外，對於當時的青年男女而言，所謂戰爭與侵略行為毫不相關，而與他們自己的死亡和毀滅有關。換句話說，就算你不想為國家捐軀，但那一種對悲壯之死的決絕，只能以這種抒情和感傷主義來表現。這樣看來，自然是尾崎文學所歌頌的抒情性最能體現和他們情感的共鳴。

 

與那些向軍方獻媚順應時局作為敲門磚、自我欺瞞迎合時代所需寫出空洞小說的作家相比，尾崎士郎在戰爭期間沒有自我欺瞞。他沒有必要這樣做。這是因為他能夠順乎本性對悲愴之美的抒情性的描繪，而且相當成功。因此，當所有為時局而寫的小說都淪為空洞臆造之物，只有他的文字說出了真正的詩意，而正是這種真實的特質，使他的文學作品越來越受肯定和讀者閱讀。坂口安吾認為，尾崎士郎被軍國主義者擁戴為當時的文壇之王，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情。因為如果換作其他精明之人坐上這個位置，他就會成為軍方的棋子，積極歌頌侵略（戰爭），將文學變成宣傳戰爭的工具，就此玷污了文學的美名。 

　然而，尾崎士郎有骨氣、有節操，沒有向軍方屈服。他絲毫沒有與軍國主義者積極合作，也沒嘲諷和批評軍國主義者的過激行為和順應時勢潮流的社會狀況。在當時，這已經是他最大限度的作為了。具體地說，他的創作有一個局限，超越了這個局限就無法往前推進，所以，他不得不遁入風景山水並過度抒情地描寫內心的苦悶。尾崎士郎的文學作品如此受歡迎成為文壇的佼佼者，只要細讀其當時的小說，就能找到根據。在此，坂口安吾想重申的是，尾崎士郎本質上是反軍方、不阿諛諂媚，直率敢言清晰表達自己不服不滿的人，正因如此，更受到軍人的愛戴。只不過，這就導致了一個奇怪的結果：不屈膝奉承和反軍方的尾崎士郎反而得到軍人的支持？實際上，從研究日本人性格的歷史可以得知，這並非什麼稀奇古怪的事，而是一種極為常見的現象。

 

讀完坂口安吾這篇文章，我們似乎不能全身而退，也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在風雲詭譎的年代裡，所有人和每個作家都有同樣的求生意志，你可以選擇成為戰爭的合作者，畢竟溜鬚拍馬的人注定比逆行者有利，而且這樣做反而更容易。但有些人就是天生的逆行者，嚴格講，這個逆行放言並不特別，因為他只是說出真實的想法而已。至此，或許我們又得回到問題起點：你要當生逢其時的得利者？或者生不逢時的悲劇英雄？

 禮讚陰翳的時刻 

許多年前，我讀過谷崎潤一郎的《陰翳礼讃》（1933-1934）一文，但是因閱讀速度太快（囫圇吞棗），對這部名作幾乎沒留下什麼印象。前日，可能是谷崎兄顯靈吧，強行讓我接受他的暗示，他希望我再重讀幾遍，評點一下他在建構和復興日式空間美學的努力。說得也是。故人特地從遠方來囑託，正直的人豈能不從？所以，我就暫時放下手頭工作，重新走進了《陰翳礼讃》的世界。 

事實上，《陰翳礼讃》這部文化隨筆不長，全文31112字，共16小節，這次，我放慢閱讀速度直到深夜還在閱讀。坦白說，我認為不諳谷崎的行文風格修辭的讀者要吃很多苦頭，加諸不曾在日本生活過，從未親身探訪過日式住居空間（結構），僅憑一級日能檢定的助力，終究無法深入其宏旨的肌理。因為解決了這個難題，才能評價谷崎此文的動機與寫作策略，一個以終身寫作為職志的作家，他應當不會止步於世俗成就的面前，總會砥礪自己在走入墳墓之前，及時開創出新的格局和天地，這樣的人生才不枉然。

 

基於這個原理，如果讀者只是要了解《陰翳礼讃》的內容，快速吸收谷崎文學與日本生活空間的知識，通讀卓越的中文譯本，不失為一個好方法。不過，假設這是故人託付的任務，受託者就不能有絲毫馬虎，就要像隧道挖掘機那樣，一寸一寸地推進。昨夜，我關掉客廳的電燈，依附在孤獨的檯燈下，朝著《陰翳礼讃》的灰暗深處推進，豈料不到二十分鐘，我大感眼力吃不消，連續打了9個哈欠，只好回床上睡覺了。所以，我決定再讀原文第三次，才有資格回應谷崎丟來的問題，有時候是美學何處尋，有時候則要行所當行勇於開創自己的美學論述。（2024年2月20日）

 不可戰勝的黑市與女性雜誌 

出於我個人的問題意識和興趣，所有提及日本戰後黑市和通俗讀物的記述，我都儘可能找來細讀，以深化我對日本戰後史的認識，有時候還有意外收穫，迸現出寫作這個主題文章的動源。例如，在水上勉《五番町夕霧樓》中，就有多處提及戰後歷史場景的氣息與色彩：糧食困難、黑市生意和女性雜誌。小說原文49頁這樣寫道：

 

「……由於長時期糧食困難，加上戰爭災禍創傷未癒，不管國內外的百姓都處於同樣的困境。夕霧樓重新開張的時候，日本政府還依靠佔領軍發放的加拿大小麥作為大部分主食。農民秋天新收成的白米都得嚴格按照規定賣給政府，一般人所分配的份量，只能夠吃三四天，大家都害怕分不到白米，供給不足物價飛漲怨聲載道，每天簡直得變賣家當才能過日子。當時，能過上好日子的，只有政治家和投機商人了。事實上，不管是誰，如果不做一點黑市買賣，根本無法餬口，尤其，在物資嚴加管制的情況下，正直的人最受痛苦了。僅靠配給遠遠不夠，聽說有大學教授因此餓死的。因此，無依無靠的婦女，有的也只能偷賣黑市大米，或靠出賣肉體為生，在街頭小巷充斥著妓女，不能把墮落和罪過推在他們身上。

 

我們擺脫為了獲得每日白米和穿衣問題做出不顧廉恥的行為，回歸正常的家庭和夫妻生活的年數還不到幾年。昭和26（1951）年，即是朝鮮戰爭爆發的第2年，由於軍需景氣，原本日暮途窮的國內經濟，好不容易開始呈現生機。這年9月又締結了歷史性的日美媾和條約，經濟得以自由發展。不過，並不是所有人的生活都變好了，只是少數人花了大財。在這種年頭，誰還有誰會擲出大錢來妓院嫖妓？當時有價值的東西就是白米了。」

 

毋庸置疑，1951年期間京都民眾的生活物質條件依然匱乏，只有少數有錢的嫖客才能來夕霧樓狎妓逍遙。不過，在妓院這種特殊空間裡，妓女們似乎仍然不忘與時俱進，她們閱讀當代雜誌關注時代潮流的演變。例如，夕子的前輩敬子就拿出《令女苑》雜誌：

 

「敬子從書架上取出剛送到的《令女苑》雜誌，隨便翻了一下目錄，對女性評論家「關於廢娼問題和現代風俗」這篇文章頗為興趣，正要往下讀之際，忽然間，從隔壁夕子房間傳來叫喚聲，她才合上了雜誌。」（原文143頁）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敬子所說的《新女苑》，我查找資料以後，推測應為創刊於1937年元月的《新女苑》雜誌，因為這部雜誌很關注時代社會的發展，適時探討解決之道，廢娼問題即當時最鮮明而尖銳的議題之一。與敬子和夕子同樣出賣肉體的苦命女，她們自然都想盡早脫離妓院這個無常的活地獄。（2024年2月18日）

 

延伸閱讀：

 

1.《新女苑》第12巻5号　特輯・女性の抗議　実業之日本社　昭和23年 眞杉静枝・花森安治・深田久弥・他

2.村上しほり《神戸闇市からの復興　占領下にせめぎあう都市空間》（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8年11月）

 《五番町夕霧樓》中的美學表現 

之前，我一直關注著水上勉小說中的敘述手法，留意他用細膩的文字想要突顯的帶有高度美學視覺效果的場景。當然，我們可以說這是水上勉一開始就設定的，這樣方便以後改拍成電影或連續劇，同時保留住他文本的原味。

 

在小說《五番町夕霧樓》的結尾處，身患重病的夕子得知其愛慕的正順因縱火燒了鳳閣寺自殺身亡，她萬念俱灰回到他們倆的定情之地三股----淨昌寺後面的墓地，服下了安眠藥，趴在百日紅（紫薇）樹的根上，靜靜地的死去。她父親經聞訊趕去，撕心裂肺地哭泣著，直呼喚著女兒的名字。這時，茅蜩（日本暮蟲）鳴叫著。他背著女兒的遺體走下墓地，那百日紅的花絮紛紛灑落在夕子的背後。在我看來，這段文字描寫太淒美哀傷了，再鐵石心腸的人，細細讀來都要掉眼淚。

 

電影版（1980）的結尾處，與原作不同，而是把哀傷美學推到了極致。編劇設定正順剛剛完成火化，他的母親捧著正順的骨灰回家，正巧遇到見夕子的父親，他哭喊著夕子死在海邊，直奔海邊而去。正順的母親怔愣了一下，也趕了過去。當她看見夕子的遺體時，不禁悲中從來，趕緊解開布袱布，從骨灰罈中抓了幾塊白色骨灰，輕輕放在夕子的腰帶上，帶著淚聲說著「他們終於在一起了」，說完，她又增添了些許骨灰，用這種懊悔與糾結來撮合這對苦命的情侣。 

必須說，在台灣的小說和電影裡，不會出現這種日本淒美式的結局安排。或許多人數認為，這種手法未免誇大而激揚，不過，我們不能否認這就是日本美學的表現方法。補充一句，這不是影評而是我的讀書隨想。（2024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