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田百閒就這樣甦醒過來

無意間，在豆瓣網上看見內田百閒《影．豹》簡中版的書訊，心裡有點驚訝：在出版日本推理小說為主流的現今，還有出版社願意翻譯出版這類明治大正時期的作品，這樣豈不是逆向而行？

當然，從出版成本的視點來看，翻譯出版內田百閒的作品仍有好處。首先，像內田百閒（1889-1971）作古逾五十年的作家，他的作品已成為公版書，即使翻譯其系列作品，都能省下一筆授權費用。其次，儘管新時代在狂飆突進，偶爾吹吹復古懷舊風，都能為平淡的讀書生活增添些閱讀的滋味。

在此，我衷心期待有志進入翻譯界的勇者，或者龍困淺灘太久的日文譯者，早日找到自己喜愛的日本文學公版書，不知疲倦地翻譯出來，帶著這溫暖的譯稿叩響出版社的大門。這步若走不通，自費出版300本，都是自己人生中的美談。

 藏書與遺產

最近，一個朋友的父親突然去世，由於沒事前處理避險（遺產分配）事宜，喪事結束後，子女們開始為遺產稅問題而傷神。但話說回來，有遺產可以分配，比沒有恆產和收入微薄的人，畢竟來得幸運百倍。

就此而言，讀書家的大量藏書在其死後就是遺產了。粗略估算，家中藏書5000冊至10000冊的人，其書籍總值至少超過300-400萬元。照理說，家人應該歡喜地繼承下來，可惜，出於各種複雜的因素，很多情況並非如此：書主多年來鍾愛的藏書，有時反而成了家屬的負債。當他們無法處理，全部賣給二手書店，乾淨利索也算好方法。

不過，在處理藏書上，我是不可退轉的激進派，因為與其廉價賣給二手書店，不如贈予愛書同道，如果同道婉拒或不收書，我會雇來貨車載至紙廠碎掉，使其再生回歸社會之用。為了消除這種隱憂，我經常建議藏書家朋友，儘早於生前處理藏書必然走向遺產的問題。這時，有人就問了，若您的藏書中不乏類似「國家級文物」或高價的書籍，也敢於將它們推向紙廠的攪拌機？

是的。我真切相信《金剛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這個哲理。

 文化出版三重奏

熱愛文化與出版的人，多半具有這三個特質：編書．寫書．讀書。有的先從編輯做起，學習編輯技藝與組稿成書，累積更多與文字相關的經驗，之後，辭去工作投入寫書的實踐。就算上述兩個理想尚未實現，他們 同樣會持續閱讀，在這三種相互滋養的境地裡，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

 歷史傳記小說何以長青：佐藤雅美《覚悟の人：小栗上野介忠順伝》

長年以來，我很關注在日本造就長銷書的內在邏輯：作家基於日本歷史事實（底本），參考前行者或該領域的研究成果，經由「博覽群書」的吸收或轉化來豐富自己的史識。接下來，就輪到專業小說家出場了，他們必須將歷史人物的愛與憎、他們置身在那個時代的激盪局面生動有趣地呈現出來。只有具備上述條件，才能證明這個作家有真本事。

基於這個觀察指標，我查看了師友三國大介的贈書：佐藤雅美《覚悟の人：小栗上野介忠順伝》，果真如此。這部書初版於2009年12月，我手上這個版次（2022年12月）已第18刷，再次證明了長銷書的實力。簡言之，一般讀者並不看好歷史傳記小說，但對日本歷史人物感興趣的人，自然會樂意追隨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就沉澱為富有文化教養的長銷書了。

更具體地說，若非專業的歷史學研究者，讀過這樣的歷史人物傳記小說，就等同於讀過一部簡要的斷代史。從這樣的事實成果出發，那些想了解荻生徂萊的知識生涯卻又無法讀懂日本古文的人，經過佐藤雅美緻密的小說筆法，同樣可以領略到荻生徂徠作為知識巨人的風采。出版業界常說一句說，暢銷書是無法操作的，它就像被雷擊中，要看老天爺的賞予，但是長銷書就不同了，它自始至終就是綠水長青的本質。

 雨天日記

一個普遍的共識：下雨天，實在不宜外出，免得吸納厚重的濕氣，令人渾身不自在。

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日常與深淵等著。以我來說，這時候，最適宜待在家裡工作（翻譯、讀書或寫稿）了。只是，整日工作意味著久坐不動，時間一拉長，容易腿痲與腰酸背痛。當然，這時做點簡單瑜伽或舒展運動，的確能有效緩解僵硬的肌肉。

不過，有時應該反其道而行，冒雨外出逛逛書店的，它有兩個實用功能，放鬆心情和健步舒身。就這樣，傍晚時分，我前往茉莉二手書店購買日文書，結束以後，前往山外圖書社取書，順便看看近期出版的新書。近年來，我患了讀書消化不良症，雖然我面前平鋪著許多人文社科的（簡中版）好書，翻讀之餘，儘管我思緒澎湃洶湧很想全部擁有，最後仍需有所克制。

這一次，我因工作關係和個人興趣，訂購了《細節中的歷史：近代人物書信、日記研究專號》（上海古籍，2025-12）一書。我打算把它與日本作家的日記做比較閱讀，或許讀到最深處會有意想不到的發現。

 

天生自帶魅力的政治思想史

 

K看了我日前的帖文，似乎有所感觸。他辭掉工作已經兩年了，依靠微薄存款的支撐，仍要投入專職小說寫作。第一年，成果還算不錯，得出了十萬餘字，便開始探詢出版社出版的意願。可惜，投了五家出版社，皆石沉大海，這給他不小的打擊。更直白地說，他多年來累積的文學自信就這樣轟然倒塌了。那一天，K突然來訪手上拎著一瓶大吟釀，正說明這個打擊的餘波。

 

必須指出，我時刻提醒自己避免好為人師的毛病。因此，對於不熟悉和沒親近往來的文學同道，我通常只靜聽而不說意見。長年以來，我得出一個苦澀的經驗，如果我直說感言，多半不是對方想要聽的，更多是嚴重背離了他們期待的答覆。K知道我的行事風格，所以，當他向我提出這個心理糾結的同時，他早已在心裡戴上了盔甲。意思是說，您儘管真實地砲轟吧，我已做好了準備。太好了！我想既然這份「切結書」, 是他在清醒意志下簽署的，那我就無需客氣不留情面了。

 

據我所知，K是個知性多於感性的寫手，可惜他不擅長編說故事，連一個有趣的故事都寫不出來。而這樣的寫作者要投入小說寫作，必然是以枯燥無趣開始，以索然無味為結局。他略顯激動地說：這樣他的文學生涯豈不結束了？當然，不是。寫不出精采的小說，可以向知性隨筆的領域發展，如放下城市精英的身分，轉向從事農業的自耕農，專業而專注。以日本作家小川洋子為例，她寫出多部好口碑的小說，近期又寫出（挑戰）知性隨筆《我們美麗的身體》就是佳例之一。我認為這種體裁寫法與K的稟性甚為契合，他往這方面鑽研（挖掘），將來一定成果豐碩。

 

「你還藏著什麼獨門祕笈？」K趁著上升的酒意，半調侃地問。

「我是絕世祕笈反對者，所讀所寫的全是公開出版的資料。重點在於，知識的倫理，必須流動與利他。」

「除此之外，真的沒有其他絕招？」

「沒有，沒有。」

「那你憑靠什麼資料（祕方）撰寫知性隨筆和散文？」

「說來你不信，一般讀者不想碰觸的嚴肅的政治思想史，對我反而是寫作靈感的來源之一。它是我思想寫作的文本與起點。每次讀到台灣政治思想史和相關研究，我總能湧生出許多想法（啟發），將那些殘酷的歷史事實予以轉化，寫成帶有反思歷史特質的隨筆（散文），或寫成有趣且富有深度的政治（中短篇）小說。我甚至由此得出了一種自信：凡讀過我的知性隨筆（或小說）的讀者，都能清晰地重返台灣歷史與社會史的現場。至於，將來它能否暢銷就毋需擔心了。」

「真有這麼神奇嗎？」

「有的。我認為善意與同理心解讀政治思想史自然而然就能得出這種感悟。與其事大主義（趨炎附勢）看待寫作與出版暢銷與否的問題，不如捫心自問，它到底是嘔心瀝血之作，亦或投其所好的文化商品。」

 

延伸閱讀：

 

陳翠蓮《重探戰後臺灣政治史：美國、國民黨政府與臺灣社會的三方角力》，（春山出版，2023）

吳叡人《最後的天空：臺灣政治思想史研究》（春山出版，2026）

 微妙的語感

最近，與一位日語譯者V交流，收穫甚多。他深切面臨一個問題，為了生計，沒日沒夜地翻譯，產能直線上升，照理說，他應該感到欣慰的。但事實不然。他說，只翻譯不讀書（深化），自己的中文語感明顯退步了。

換句話說，就是聰明讀者眼中那種「怪怪」的中文。當然，這對崇尚名家的死忠讀者而言，並不構成什麼問題。他們一律照單全收，還會善解主動找出各種理由來說服自己。進一步說，譯文語詞是否通順流暢姑且不說，敘事中「時態」出現錯誤，同樣會得到最大的寬容。

事實上，他了解自己的問題所在，也想加以克服超越的，但他就是無法靜定下來（潛心讀書），他看到自己的譯作出版了，卻沒有興奮之情與成就感。這該怎麼辦？對V的苦惱我沒有解決的良方。我的做法簡單的多：選擇你想要的，放下不要的，人，總不能既要坐金塔又想擁抱大海。這說明了直到今天我現金極少現書極多的事實。

 床頭書：愛國者的憂鬱

我的藏書太多，書房客廳已滿載了，有些書冊不得移至臥室一隅，最後連床頭櫃上這個私人禁地，也得堆疊幾冊。仔細想來，沒給諸多愛書應有的位置，我這個書主是失責了。為了讓它們了解，我並未捨棄它們，睡覺之前，我仍然會瀏覽一下。我將在適當的時機中，將它們的主題與思想呈現出來。所以，多給我一點時間吧：慢工出細活。

 絕世祕笈與學識貧血症

朋友I來訊說，他經常看到某博士在社群網站上自我吹噓，張揚自己花了多錢，買到○○一級資料（絕世祕笈），又是該領域第一個發現者（引用者），除了他的指導教授看過，絕不易輕易公開云云，為此很不以為然。總之，這位奇葩博士把自己說得神勇無比，彷彿全世界的學問全被他掌握住了一樣，跟那個自稱亞里斯多德○○代傳人的狂人不分軒輊。也就是說，他看不過這種作風，問我對此有何看法？

我快人快語。

在我看來，凡是吹噓或誇大買到絕世史料的人，不見得是井底之蛙，但一定是沒有實力的人。在資訊封閉的年代，透過（獨占或自以為首次發現者）的伎倆，還派得上用場，但現今時代不同了。知識大爆炸（滿地知識碎片），各種史料數位公開化以來，獨占或自以為是的擁有已成了幼稚與笑話。

我知道，在他們眼中，只有他手上的「冬蟲夏草」才是罕世真品，別人的「冬蟲夏草」就是假貨，何況，他也沒親自驗證別人手上的「冬蟲夏草」，一口就斷定自己的為真。我記得歷史學家魏裴德說過一段治史的趣事。他說，要論一手資料北京故宮的檔案最多了，一麻袋、一麻袋的，幾趟卡車載不完。簡單講，這些原始文獻你一輩子都讀（消化）不完，比起獨占大量史料顧盼自雄，不如寫出一部見解獨到（還得有趣）的論文。我認為沒有公諸於世和利他精神的「一手資料」，只是無用的故紙堆而已。

說到斥資購買日文書，我必須提及三國大介和末岡實教授這二位師友。二十餘年來，三國先生贈我日文學術書籍1000餘冊，書籍總價已超過1000萬日圓，至少有600萬日圓；末岡先生贈書（各種全集）和代購書籍都超過500萬日圓。然而，這兩位慷慨大氣的長者從不把這事掛在嘴上，有的只是滿滿的鼓勵。而我作為圖書受贈者是受惠者也有責任和義務。那就是努力閱讀、翻譯、解讀，為不諳日本語的讀者分享閱讀心得，即「一生懸命に働いて働いて結果をだしつつであります。」

結語：對於心中從未有「皓首窮經」的應然與謙遜的人，其實不予理會就是了。不以原創思想為主，全依靠AI編寫論文，其後續的災難與反噬，只能獨自面對了。

 新型態的綠洲：原武史《日本政治思想史》

 

上午，我讀到了一則書訊：原武史《日本政治思想史》（新潮選書，2025-5）進入了第4刷（2026），眼睛為之一亮。我手頭這部是第3刷，不到一年，就衝上第4刷，很不簡單。依我的解讀，這個增印很能說明問題。看似嚴肅而無趣的政治思想史，經由作者的巧思與融合（春秋筆法），以清晰的歷史脈絡、淺顯易懂的文字，同樣能吸引讀者的關注，並激發讀者一起來探索政治思想史這個領域。此外，這個成功的範例富有激勵作用。我認為，它對普遍懷抱失敗主義的出版界注入了希望之風：不再抱怨現代人不讀書、不買書。

 

進一步說，只要作者篤實做學問，認真負責呈現耕耘的勞作，它就有能量感動讀者，讓冷門書變成了熱門書。就此看來，一部書之所以受到讀者青睞及其滯銷的原因，問題似乎不在於書籍內容或篇幅厚度，而是回歸於對學問與智識的實在與付出。在此，我摘譯這部書的前言與愛書的讀友們分享同歡。

 

 

原武史《日本政治思想史》

 

前言

日本政治思想史屬於政治學的一個分支。雖然乍看之下便知，這雖是政治學，卻融合了「日本」、「政治」、「思想」、「歷史」這四個詞彙。首先，我想針對這一點稍作說明。

 

我們幾乎每天都會透過電視、報紙等大眾媒體接觸到日本政治的話題。然而，正如所有國家的政治一樣，日本的政治並非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政治的運作也並非始於議會、內閣或選舉等各項制度確立之後。相反地，政治活動可說是與人類歷史同始，可謂源遠流長。即使在日本，說政治早在國家成立之前、那個沒有文字紀錄的時代就已持續進行，這也絕非誇大其詞。

 

所謂日本政治思想史，正是立足於此觀點，從留有文獻的古代開始，歷史性地探究日本人對政治有何種思考的學問。誠然，雖同屬政治學範疇，但此學問有別於預測下次大選各黨席次或分析選舉結果等研究，乍看之下，這方法或許顯得迂回曲折。然而，透過探究自古以來日本人對政治的思維，不僅能窺見有別於西方或中國等地的政治觀，亦能浮現出與當今日本政治息息相關的問題點。了解這些，理應能為思考這個被普遍稱為民主主義的國家之政治實況提供線索。

 

談及政治學，國際政治學、比較政治學、行政學、現代日本政治等，向來被視為較為主流的領域。相較之下，日本政治思想史在政治學中屬於邊緣領域，其與歷史學、社會學、哲學、建築史等學科的交集甚大，這一點無可否認。儘管如此，在放送（空中）大學，渡辺浩、松澤弘陽、平石直昭、宮村治雄等諸位教授，自一九八五年至二〇〇五年期間，陸續出版了日本政治思想史的教科書，並透過廣播進行講授。我在二〇一七年三月就讀放送大學期間出版的《日本政治思想史》（放送大學教育振興會），可說是繼這些前輩之後的教科書。

 

本書即是在該《日本政治思想史》基礎上大幅增補並修訂而成的版本。該書出版後，《關於天皇退位等之皇室典範特例法》已在國會通過成立。天皇明仁於2016年8月透過電視發表的「關於作為象徵之職責的天皇陛下諭示」中，強烈暗示了退位之意，其政治意願最終促成了允許天皇僅限一代退位的「特例法」。依照「特例法」的規定，明仁天皇於2019年4月30日退位，5月1日德仁天皇即位，年號亦由「平成」改為「令和」。

 

透過這一系列經過，讓人再次深刻體認到：儘管日本國憲法本應禁止天皇介入政治，但據稱血脈延續兩千餘年未曾中斷的天皇，至今仍是日本政治中無法忽視的存在。這正是我強烈感到必須重新撰寫本書的原因。

 

話雖如此，本書仍以具備高中畢業程度基礎知識的大學生為目標讀者，旨在描繪與以往截然不同的日本政治思想史，這一點與2017年版的《日本政治思想史》並無二致。書中沒有任何一章採用類似放送大學教科書那種以人物為中心的標題，例如「○○的政治思想」；亦非將關於「自由」、「公」、「私」、「權」、「天」等特定概念的著名思想家文本按時間順序串聯起來的列傳。這是因為本書基於「支撐日本政治體制的思想未必都已形成言說」這一前提，因此並未採取將政治思想還原為個別人物的觀點。

 

因此，本書並未直接探討那些在論述日本政治思想史時經常出現的經典思想家，例如，江戶時代的伊藤仁齋、荻生徂徠，明治時代的福澤諭吉、中江兆民，以及大正時代的吉野作造等。當然，這並非我刻意遺漏，而是出於明確的意圖。然而，本書非但沒有輕視文本，反而不惜繁瑣地大量引用重要的日本古典、儒教經典及思想家的原文。我們極力避免政治思想史教科書中常見的、高舉抽象理念的做法，並致力於讓初學者也能輕鬆理解。

 

這樣寫來雖看似新穎，但確實存在著繼承該領域實質創始者丸山眞男之政治思想史學的意識。誠然，以當今的學術水準來看，丸山的著作確實存在不少問題，特別是那些以西洋政治思想史為背景，試圖在荻生徂徠的思想中尋求「近代」萌芽的戰期間作品（1952年由東京大學出版會以《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為題出版。新裝版於1983年出版）──已幾乎完全被渡辺浩的《近世日本社會與宋學》（東京大學出版會，1985年；增補新裝版於2010年出版）等丸山門生學者的研究所否定。即便在近期，仍可見諸如「受丸山教誨的『弟子』們佔據了學術界的主流」、「由於『批判他們的『先師』丸山』這類想法長期以來被視為不可想像，因此『針對《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嚴謹批評（批判）至今似乎尚未出現」這類誤解，（橋爪大三郎《丸山眞男的憂鬱》，講談社選書メチエ，2017年），在此特此強調。

 

然而，本書強烈反映了我個人的問題意識，即不應輕視丸山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期間所展現的豐富思想史學可能性。因此，儘管基於對丸山真男研究的批評，我仍想預先說明，全書各章中將頻繁引用丸山真男的著作。

 

全書共15章，其中第1章至第3章為總論，第4章至第15章則為各論。在總論中，除了闡釋何謂日本政治思想史這門學問之外，亦探討了日本社會中空間與政治、時間與政治的關係，並勾勒出我所研究的天皇制之全貌。

 

如今，天皇制給人的感覺已不再是政治學的範疇，而是成為了歷史學的一門分支——日本史學、法學的一門分支——憲法學，或是建築學的一門分支——建築史的主要研究對象。（例如，參見吉田裕、瀨畑源、河西秀哉編《何謂 平成的天皇制——制度與個體的夾縫之間》，岩波書店，2017年；以及長谷川香《近代天皇制與東京：從儀禮空間看都市・建築史》，東京大學出版會，2020年）。即便在專攻日本政治思想史的學者群體中，相關研究亦稱不上十分盛行。然而如前所述，天皇制正是思考當今日本政治時極為重要的課題，丸山真男本人亦長期以此作為研究主題。就這一點而言，本書試圖繼承丸山的問題意識。因為我們認為，透過探究天皇制的結構，便能揭示那些未被言說化的政治思想。

 

在各論部分，我基於自身迄今的研究，探討了從江戶時代到戰後期間的多元主題，讀者應能看出總論中論及的問題，正以變化的形式延續至今。

 

將最後三章（第13章至第15章）專門用於探討戰後時期，這或許是本書的一大特色，這點在以往多數僅止於大正時代的日本政治思想史教科書中是未曾見過的。

 

不過，像近代日本的亞洲主義、明治社會主義、小日本主義、無政府主義、日蓮主義等主題，由於篇幅所限，未能充分探討。

 

本書雖與過往教科書的敘述方式不同，卻深受以丸山真男為首的優秀學者之先驅研究影響。除了日本古典、儒教經典及思想家的原文外，亦適時援引了他們的著作與論文。之所以不僅涵蓋政治學者的著作與論文，更包含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建築史學家等學者的著作與論文，甚至延伸至小說與評論，正是因為「日本政治思想史」這門學問雖屬政治學的一門分支，卻同時處於多個學術領域的交界地帶。若能讓讀者領略這門無法完全納入既有學術框架之學問所獨有的趣味，將是我的榮幸。此外，若讀者能透過本書，不僅止於學習「過去」，更能培養出對當代日本政治的更深刻視角，對身為作者的我而言，將是莫大的喜悅。

 

另外，本書中「行幸」、「巡幸」、「行啓」、「巡啓」、「御召列車」、「御用邸」等皇室用語，均維持原樣使用。關於年份的標示，在仍使用舊曆的明治五年（1872年）之前，除人物生卒年外均優先採用年號；自改用太陽曆的1873年（明治六年）起則優先採用西元。中國與朝鮮的年份標示亦遵循相同標準，優先採用年號或西元其中之一。此外，謹此說明，引文中的舊漢字均已改為新字體。

 紙質書就是那麼迷人：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

上午，我收到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的書訊：賀茂道子《静かなる占領：したたかな敗者としての日本人》（2025-12）很高興，精神為之一振。我手中有若干該大學的學術出版品，閱讀之後，深深獲得教益。加茂先生這部著作，我尚未仔細閱讀，在此先分享書訊。曾留學日本的朋友R興奮地說：這就是通讀日本語（文本）的好處，省下一頓大餐的費用，換回一部（萬頓）的精神食糧。而且，紙質上就是那麼迷人，它慷慨歡迎讀者擁抱它的魅影。

 書評與推薦：佐藤春夫與原民喜

 

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在文壇或文化界上，凡是有知名度的作家名人，同行朋友出書之時，總會收到掛名推薦的邀請。這是一種提升知名度的機會與榮譽，但反過來說，它也可能只圖美名，卻未真切讀畢作者全書，最後落得空泛而談（言不及義），讓心虛的影子闖進了內心裡。以我而言，我不輕易應允撰作書評，僅止掛名仍會讀畢該作品，否則無法坦然自在。

 

前一陣子，我查找資料的時候，無意間，讀到了佐藤春夫一篇文章：〈推薦原民喜君〉，日文近2千字，他對《三田文學》同仁雜誌，與原民喜的小說〈夏之花〉多所提及。我對《三田文學》的興衰史沒有研究，自然無法評論與置喙。不過，我讀過原民喜若干作品，尢其他描述在亡妻（死於廣島原爆）墳上悼念上香獻花的小說〈夏之花〉，卻有很深的感動與共鳴。因此，當我讀到佐藤春夫在文中，指出「……概括地說，原君的文學其特徵在於神經質的文學，其中幻想與智性學問交織纏繞。原君的文學——這種神經質的文學——不僅具備內在特質，其神經質的一面更細緻地投射於外在表象，既成為縝密的觀察，亦化為深刻的批判。」必須說，在概括原民喜的文學特質上，我同意佐藤的評論觀點，但他用「神經質」這個病理性的措詞，我就難以苟同了。我寧願將原民喜這種細膩的心理描寫視為其對人性情感與悲劇深層的大師，因其絲絲入扣的心理描寫，而使文學家佐藤春夫以「神經質的文學」來形容原民喜的其人其作。

 

有興趣的朋友，歡迎一起讀一讀：佐藤春夫〈推薦原民喜君〉

 

 

〈推薦原民喜君〉

 

　數年前起，我便隱約覺得近期的《三田文學》似乎正匯聚著人才。我想，這或許是因為在戰爭期間，當其他雜誌的文學色彩日漸淡薄之際，本刊並未過度追隨時勢所致。戰後，從後山遠眺所謂的文壇，我清楚地看到許多新人湧現，文壇的面貌正逐漸煥然一新。那麼，如果將三田文學的作家們與這些文壇新秀相比較，我發現他們雖然各有特色，卻與文壇的新人截然不同，這點令我感到饒有趣味。姑且不談文壇，他們似乎只專注於書寫屬於自己的文學。或許，他們是被遺落在文壇之外的吧。即便被文壇遺忘，只要不被文學遺棄，我便毫不在意。最可怕是相反的情況。不過，三田的寫作們無需擔心這點。他們雖然被文壇遺忘卻仍未忘卻文學，這份堅定感令人安心；或許正因被文壇遺忘，才更抱持著「至少要守住文學」的信念。無論如何，我始終將此視為一種可喜的現象。

 

　後來，設立了所謂的「水上瀧太郎獎」，這究竟是出於什麼目的呢？我甚至想，這是否意在讓身處文壇郊外（邊緣）的三田人士盛裝打扮，再將他們送入文壇的喧囂之中，我不甚清楚。但就我個人而言，將那些未受文壇荼毒的三田學子所具備的風氣引入文壇，其目的應在於為文壇注入新風，而非為了將三田的人才「文壇化」。必須說，這僅是我的個人見解，但基於此觀點，我別無選擇，只能以此為準繩來物色這項文學獎的入選者。

 

讀過幾篇獲獎候入選者的作品後，我清楚地看到，自己多年來「近年三田人才濟濟」這般模糊的看法，其實並未大錯特錯。確實，有兩三位文筆出色的人。他們並非與時代完全脫節，作品具有相當的文學性，卻與文壇遙遙無期，這點令我倍感欣慰。在這些人之中，我為何特別想選出原民喜一人呢？

 

其實，我想大約是十多年前，經由坪田讓治君介紹，我曾接待過原君一兩次造訪，因此與他素有面識。在眾多素未謀面的人之中，竟有一位熟人，這或許也是促使我特別關注原君的原因之一。事實上，早在原君的作品入圍候選名單之前，我就已將他的作品無一遺漏地仔細閱讀過。認識作者這件事，對於評讀作品頗有助益，也能讓人對作品產生親近感。因此，當我將原君的作品與其他作者的作品相較時，我始終將這一點銘記於心，並自認已盡力避免陷入不公的評價。在充分冷靜審視之後，縱使與其他入選者的作品相較，我仍確信原君的作品最具個性（獨特性），而且最接近完成（最高水準）之境，因而能懷著這份安心推薦他。反過頭來想想，正因為其個性過於鮮明且已趨近完成（佳境），我甚至一度對將其列為入圍獲獎感到不安。畢竟，即便推薦了，原君的文學作品過於獨特，恐怕只能被少數人理解吧。評選者是否會被指責過於執著於個人喜好呢？此外，與其讓作品技法嫻熟的原君獲獎，不如將獎項頒給尚未定型但才華洋溢的人，在獎勵的意義上是否更為恰當？我確實曾神經質地如此思索過，但這番反覆推敲的結果，終究未能推翻最初的判斷。正因為其風格過於狹義（獨特），才更應由此人獲獎，這般想法難道說不通嗎？正因是這般特殊之作，才更需加以表彰，引眾人目光聚焦於此。

 

　概括地說，原君的文學其特徵在於神經質的文學，其中幻想與智性學問交織纏繞。原君的文學——這種神經質的文學——不僅具備內在特質，其神經質的一面更細緻地投射於外在事象，既成為縝密的觀察，亦化為深刻的批判。在神經質文學的內在性之外，同時兼具這種理性的外在實物性，正是原君文學值得推崇的嶄新個性。對原君而言，〈夏之花〉是最適合（自洽）的題材了，正因如此，才得以產生特別的（文學）效果。將那驚天動地（這可謂名副其實）的事實，以銳利精準的文字呈現，並成就了那沉穩而細緻的文筆，堪稱壯觀，實值得充分讚賞。近日，我又讀了雜誌《個性》中的〈災厄之日〉，看見原民喜將那可謂自然主義、無產階級文學的素材精彩地融入他自身的詩歌世界，因而覺得他的文學世界絕非狹隘（狹義）。於此，我深感欣慰，只盼原君能更加奮發圖強。

 

三田文學：https://www.mitabungaku.jp/

 在日本的好處

日前，與文友W通話：現在日圓匯率下跌，正符合我到東京或大阪的舊書店，大量購買日文二手書。的確，這是絕好的機會，我應該大量進書，以充盈書庫。不過，目前我的書山日漸升高，不需欲登凌絕頂，就知道眾書的大小，暫時不宜再添冊加書。

儘管如此，我仍要提出一個觀點：住在日本有許多好處。

其一、愛書人可以就近優雅購進日文書，建立自己的圖書室，累積到一定數量，就寄回台灣，他日學成歸國，就有好書可用。

其二，最重要的是，他們有現地的優勢，讀完其書做田野調查，這樣可以超越文字書面的理解與想像，進行歷史場景的比對。

例如，我對竹久夢二自故鄉岡山來到東京打拚的個人史，以及夏目漱石與帝都東京的愛與憎充滿極大的興趣。我手頭海野弘《東京風景史の人々：画家の描いた東京 明治．大正．昭和》（中公文庫，2008-2）這部紀實文學作品，在某種程度上，解決了我的知識飢渴，但我又想，自己若能親臨現場（即便已物換星移），以我敏銳的想像力，尚可拼整出人與歷史的氣息。

 

思考時代變動的起點：《〈戦後文学〉の現在形》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日本近現代思想史的研究者，除了解讀和吸納專家的思想史正典技法之外，他們仍熱衷於以文學史視角撰寫的評述納入考察的範圍，亦即文學史式中的思想關懷，使其思想之大網不致缺漏，當然僅僅聚焦於政治思想史的變化，必然少了人文思想與可讀性。近年來，我正在編譯一部40萬字《近代日本思想史入門》，正是借鑑了這種方法。

 

在我眾多日文參考書目中，紅野謙介．內藤千珠子．成田龍一 編《〈戦後文学〉の現在形》這部文學評論集，很值得細讀與深思。首先，有的論文擴展了我的思考與文學視野，有的則觸發了我某種思想探索的靈感；尤其當我們進入日本戰後思想的複雜特性時，就會要求我們閱讀觀點新穎的評論，以免陷入左派與右翼的激流之中。朋友Y君說，我想了解更多日本戰後思想的面貌，但不諳日文，似乎只能依靠中譯本，而且非系統性地閱讀，很難讀出個究竟，更不能追本溯源了。對於這一點，我愛莫能助，僅能以摘譯序言的方式，溫暖求知若渴的Y君了。當然，我認為最根本的解決方法是，從此下定決心學習日本語，直到通透日本語的奧妙之境。

 

序言 〈戰後文學〉的當代樣貌 / 內藤千珠子

 

在日本，長期以來普遍存在一種感性認知，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之後稱為「戰後」，並將其與脫離戰爭的和平意象聯繫在一起。所謂「戰後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這類時間概念，可以說正是透過否定戰爭的暴力，進而建構出以和平為前提的想像力。從戰敗至今，「戰後已經結束」或「戰後永不結束」這類論調，時而此起彼落地反覆出現。無論視為已結束或未結束，被強調的始終是圍繞「戰後」所共享的感性；從這個意義上說，在日本的歷史意識中，「戰後」確實一直延續至今。

 

迄今為止，學界一直透過「戰後」一詞，從當下的視角出發，對歷史進行重新語境化的學術檢證。在歷史記憶之爭日益激烈的今日，梳理關於戰後的知識資產，仍將是一項重要的課題。

 

然而，另一方面也存在著以「戰後」框架所隱匿的暴力為主題的問題意識。毋庸置疑，所謂「戰後」的歷史時段，雖然是日本近代帝國暴力延續的產物，但「戰後」的框架卻對帝國與殖民地關係所造成的非對稱性當下施加了偏見。這種偏見衍生出一種結構，例如，對朝鮮半島南北分裂的狀態、朝鮮戰爭至今仍處於「停戰」狀態的現況，往往漠然視之，並未將其視為日本當下的問題。換言之，「戰後」這個框架，持續培養出一種將戰爭這類事件視為日本過去之事，或視為發生在日本境外之事，從而將其從日本脈絡中割裂開來，並視為與己無關之事來處理的感性；而「戰後」也正作為一種圍繞歷史與當下的透明暴力裝置而發揮作用。

 

「戰後」框架所具備的這種有效性與暴力的雙重性，同樣也隱含在「戰後文學」之中。迄今雖然已撰寫了無數戰後文學史，但可以說，點綴戰後文學史的戰後文學正典中，蘊藏著大量透過重讀，將歷史事件向當下敞開的契機。無疑，戰後文學所具備的批判性──正是這批判性塑造了戰後的實質內涵──至今仍具有值得重新檢視的價值。

 

然而，另一方面，戰後文學史顯然體現了戰後框架所蘊含的暴力，以及文學史所具備的排斥力學。那些以男性、日本名字、權威化的專有名詞作為作者名並列的戰後文學敘事，正是將日本近代的帝國暴力封存於不可見的領域而建構而成的。其結果，出身於殖民地的作家、女性作家，抑或階級與貧困問題、原子彈爆炸這類事件性等，這些被邊緣化的現象，逐漸與「戰後文學」的核心產生差異，並被「在日文學」、「殖民地文學」、「日語文學」、「女性文學」、「無產階級文學」、「原子彈文學」等特殊框架所烙上特有的標記，最終被驅逐至文學史的邊緣。

 

 

第一期（1945~1970年）是所謂「戰後文學」的時代。這是「政治與文學」主題被激烈討論的時期，親身經歷戰爭的一代人，透過記述戰爭體驗並將其作為記憶來敘述的文學，將戰爭的實質結實於作品之中。

 

第二期（1971~1989年）是所謂的「後戰後」時代。這段以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為象徵、直至冷戰結束的時期，是以泡沫經濟為背景的慾望與消費時代，其中包含新學術主義的流行，對既有價值的反彈與對抗皆被轉化為敘事。

 

第三期（1990~2020年）既是戰爭受害者倖存者證言的時代，也是歷史否定論與仇恨言論肆虐、圍繞記憶展開鬥爭的時代。文學正與被剝奪的聲音、沉默，以及仇恨的暴力對峙。另外，由於本書的籌備始於兩年前，雖然未將當前的新冠疫情作為主題探討，但可以說，在疫情肆虐（大流行）之中，無論是圍繞記憶的故事，抑或暴力的結構，皆正受到變異與更新的動力所衝擊。

 

在編輯過程中，基於「為了批判迄今為止的『戰後文學』框架本身，需要一種有別於正典化動力的構圖」這一問題意識，我們對作品做了取捨篩選。因此，部分讀者瀏覽選入的作品群時，或許會對第一期感到「戰後文學」正典未盡收其中而產生缺憾；至於第二期與第三期的作品，亦可能對將其置於「戰後文學」框架下審視感到扞格。然而，本書所選作品，乃是編者從當代理論視角回溯過往時，判定其蘊含著唯有透過當代閱讀方能顯現之主題的文學系譜。為兼顧優質書單指南的功能，同時透過文學語言呈現思考歷史當下的批評視角，編者認為必須採用一種能引發思考的編排結構。

 

在「戰後」這條時間軸上積累的智性實踐正遭輕忽的當下，想像力往往被封閉，他者亦逐漸隱沒。本書試圖透過「戰後文學」這個框架作為鏡子，抽離其中映現的構圖，同時重新審視框架本身必然蘊含的暴力性，藉此開創當代思考的可能性。

 

 

推薦書目：

 

紅野謙介．內藤千珠子．成田龍一 編《〈戦後文学〉の現在形》（平凡社，2020-10）

 中書外譯的彼方

星期六，日語專家林瑞景先生捎來文化部獎助「中書外譯」訊息：「台湾原作の出版作品の海外出版を奨励し、台湾文化の国際的な認知度の向上を目指し、台湾出版産業の国際市場開拓を支援することを目的に、文化部（省）は「翻訳出版奨励計画」を実施しています。」。瑞景老師大概得知我的長篇小說《七日妓典》（春暉，2026）剛剛出版，因而希望我運用這個機會。我由衷感謝這份友誼。坦白說，我創作小說純粹是個人愛好，不考慮不迎合書市需求，只為自我意義的完成，對思與行的實踐而已。

3月27日，我亦將《七日妓典》寄給師友兼智庫末岡實教授及其高徒翻譯家泉京鹿女士，以及我敬重的文友劉燕子老師、作家真木由紹的稍後寄上，以分享我出書的喜悅。話說回來，我並非孤高之人，如果有翻譯家願意吃苦頭：翻譯我的《七日妓典》，我合十感恩。我認為作家的作品透過翻譯獲得傳播，就是以另一種面貌與新世界的交流。

 清明備忘錄 / 邱振瑞

並非半夜雷鳴了

才想起清明節

並非雨絲紛飛

濕潤了青草墓地

更不是慈悲之風

吹拂靈骨塔與塵埃

一切皆非虛妄

而是實存

 台灣烏龍茶與咖啡之夢：林哲夫《喫茶店の時代》

 

今天，接受S的建議，我嚐試在Threads發表帖文（因字數限制），長文依然在我個人社群媒體和方格子上發表。

 

自從迷上手沖咖啡之後，我開始系統地購入咖啡相關知識的書籍（英文、日文、中文），其中以歷史學文化思想論述優先購入閱讀。

在眾多咖啡專書之外，我認為林哲夫《喫茶店の時代：あのときこんな店があった》（ちくま文庫，2020年4月）這部文化隨筆集，值得一讀，作者用通史的方式回顧日本作家品嚐咖啡的歷史，這些文化智識（氛圍）給咖啡愛好者很大幫助，書後面有關鍵字及索引，使用非常方便。

 

台灣茶館 / 林哲夫

 

台灣喫茶店（台灣茶館）於明治38年（1905年）在竹川町（銀座七丁目）開業，後遷至[1]尾張町二丁目（現銀座六丁目）。該店以販售烏龍茶為目的，茶水搭配點心售價一毛錢。店內通稱「烏龍」，由七、八名女侍應提供服務。起初並未稱之為女侍應，而是使用「女侍」這種矛盾的稱呼。

 

「這是一家自明治三十九年（1904年）起便屹立至今的老字號，早在後藤（新平）、祝（辰巳）、大島（久滿次）、下村（宏）等台灣民政長官更迭之前，便致力於推廣台灣茶，某種意義上可謂是日本首家咖啡館。中澤安五郎老先生能注意到這款烏龍茶，確實是時代的先驅，如今他身兼東洋協會評議員、鐵道協會評議員、京成電車遊樂園顧問、總房協會常務理事等多項職務。這家咖啡館初創之際，後藤新平先生也曾光顧，而竹越三叉漁郎等人更是頻繁出入，簡直像在自己的辦公室一般。那時除了烏龍茶之外，還供應四、五種洋酒，並提供美味的西式料理；至於店內有名為「小鈴」、「小幸」等美女女侍，這點正如先前所詳述的那樣。」[2]

 

眾所周知，台灣的烏龍茶品質良好，三井合名公司亦曾於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嘗試將其商品化。然而最終公司轉而投身以出口英國為目標的紅茶製造，並於昭和二年（1927年）成功以「三井紅茶」之名推向市場。

作家水上勉曾如此記述：「據選集記載，《台灣喫茶店》是由一位原新橋藝妓於明治三十九年開設的店鋪。該店位於面朝銀座大通的六丁目，介於現今小松商店與片岡瑪雅美容院所在建築之間，推測應是「高源」所在的附近。[3]《宇野浩二傳》（上卷）」

宇野浩二正是在這家烏龍茶店，邂逅了日後成為他晚年妻子的女侍星野玉子。佐佐木茂索如此回憶當時的情景：

「當時銀座有一家烏龍茶店，專門供應台灣烏龍茶，我想那應該是當時這類咖啡廳的先驅之一，但店裡客人並不多。我們經常在那裡碰面聊天。因為我當時就在那家烏龍茶店附近的時事新報社工作，在那裡見面很方便；但後來我才明白，對宇野浩二來說，去那裡還有另一層意義。[4]」

原來宇野是特地去見玉子的。

水野仙子於大正三年（1914年）發表的題為〈散步〉的短篇中，烏龍茶曾登場。文中對失業丈夫與妻子兩人一同前往銀座消遣時，對其妻子的心理描寫十分精妙。

「我們去銀座走走吧？好久沒去了呢。」

「然後喝杯烏龍茶。」

兩人從郊區乘坐電車，在萬世橋站下車。接著決定漫步前往銀座。不過，就在穿梭於熱鬧街道的途中，兩人卻發生了小小的爭執，結果連烏龍茶都沒喝就折返了。

「不知不覺間來到了台灣茶館門前，丈夫停下腳步，對正要大步走過去的妻子喊道：

『喂，不進去嗎？』

妻子避開丈夫的目光，沉默不語。當丈夫一臉責備地走近時，

她說：『沒錢，還是別去了吧。』

然而，這完全出乎意料，其實只是經過店門口時，不經意瞥見入口處一雙漂亮的女子木屐，才突然覺得不想進去。他害怕那裡會坐著什麼樣漂亮又高貴的女子。」[5]

東鄉青兒（譯注：日本現代西洋畫家，以繪畫女性畫像聞名。）清楚記得中學時期喝過烏龍茶，那應該是大正初年（1925）吧。

「那家烏龍茶館，狹窄的房間裡掛著像支那（中國）對聯一樣的東西，端上的是散發著香蕉香氣的煎餅配茶。

我記得那裡有位出生於小笠原的混血女孩，露出一縷白皙的髮際，但那異國風情的美貌，對我這個窮學生來說，簡直是遙不可及的高嶺之花，光是看著就覺得面紅耳赤。

後來透過他人聽說那名小姐嫁給某位畫家時，我仍覺得那彷彿是月球上發生的事。」[6]

雜誌《ニコニコ》第十七期刊載了一張明治45年（1912）於銀座台灣喫茶店拍攝的照片。那是當時日本邀請了約五十名被稱為高砂族（原住民族）的台灣原住民來訪時拍攝。內文記載他們是在靖國神社觀賞相撲後來到此處，照片中，數名來自台灣的客人混雜在眾多笑容滿面的日本人之中。其中還有一位身穿和服、膚色黝黑的女性，據報導，她似乎是與一名為ヤユツ的日本人結婚的台灣籍女性。

這家堪稱日本進軍亞洲象徵的「台灣喫茶店」，究竟營業至何時呢？關東大地震（1923）後，村嶋歸之曾留下這樣的記述：「店門前的一部分似乎租給了米店，已不復往日風采。」而在永井荷風《斷腸亭日乘》昭和6年（1931）11月3日的記載中，提到「獅子咖啡館」已遷至台灣喫茶店的舊址。

 

[1] 安藤更生《銀座細見》（中公文庫，1992年版）。此外，雖然有許多書籍記載其於明治39年（1906年）開業，但根據《大阪朝日新聞》1922年12月6日至8日刊載的〈銀座的烏龍茶〉一文，開業時間應為明治38年（1905年）12月。起因是農商務省為在聖路易斯博覽會上宣傳烏龍茶而開設了茶館，負責此項業務的中澤安五郎隨後在銀座開設了店鋪。由於烏龍茶中加入了牛奶，起初被視為「供應奇怪茶飲的店家」而遭人敬而遠之。據稱，該店於明治39年（1906年）在上野公園舉辦的共進會上設攤，此事引發熱議，使經營步入正軌。以上內容摘自神戶大學經濟研究所《報紙報導文庫》。

 

附記：我摘譯這篇「台灣喫茶店」文化隨筆之後，亦經由這樣的激發與聯想，我興起了一個念頭：將來把永井荷風的《斷腸亭日乘》（七卷本）翻譯出版，以利中文世界的讀者讀個暢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