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生而死與斜陽----太宰治

向生而死與斜陽----太宰治

從人性與作家生涯的角度來看，太宰治是個不折不扣的怪人。這個日本現代文學「頹廢派」的代表人物，被視為日本文壇上為數不多的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作家之一。他那獨特的「自我毀滅」或文學體裁，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那個時代云云眾生的精神面貌，但其實更多時候是，在表現出他於遭遇生命頓挫後的厭世與絕望情緒。若果如此，或許我們不應只滿足於這視角提供的面向，而是趁這個機會來理解他生年卒歿的時代背景---明治四十二（1909）年至日本戰敗的昭和二十三（1948）年，這樣必能在文學作品論這種話語空間之外，重新得以用歷史的眼光看待餘溫猶存的事件。

眾所周知，日本進入大正民主思潮時期，國民們極力主張打破派閥的藩籬，擁護憲政體制，大型的群眾運動在這股潮流中揭開了序幕。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的產業和資本主義進而飛躍性的發展，儘管政黨政治暫時中斷，但在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護憲運動仍找到回潮的力量。此外，在文化和思想方面，由於教育普及和新聞傳播媒體的擴展，促使個人的主體性和文化學養的深化，比以前更加重視。而以志賀直哉（1883-1971）和武者小路實篤（1885-1976）為代表的「自樺派」作家，就是在這文化風潮的激發下，以揭櫫自我意識、人道主義和理想主義為主，成為引領大正時期的重要文學思潮。純文學的領域開始開枝散葉，電影、大眾小說、廣播等大眾文化，同樣新生遍地般的發展起來。正如許多很難調和的矛盾那樣，社會運動的蓬勃發展相對地亦刺激本質趨向保守的國家主義的疑懼和措施， 大正十四（1925）年，日本議會立法通過了《普通選舉法》和《治安維持法》。

隨著時間的推移，昭和的年代又出現了新的歷史轉折，先是面臨經濟恐慌的威脅，接著開始出兵攻打中國，原先通過的普通選舉和社會主義思潮受到打壓，經由這番徹底清先與改造以後，壟斷資本集團的經濟勢力更為穩固壯實，大多數的民眾則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社會中充滿恐慌與不確定的徬徨。然而，在這種局面下，軍部和右翼的態勢更加迅猛，他們推動強硬的大陸（中國）政策，用激進的手段改造國家體制，試圖藉此殺出困局與重圍。於是，剛萌芽的政黨政治遭到扼殺，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的風尖浪頭被掃抹成噤若寒蟬的冷然。之後，日本在中國東北建立了滿洲國，使得在國際地位上愈形孤立。詭異的是，隨著國際情勢危機的加劇，軍部更擴大對於政治層面的管控。他們整備軍力為戰爭體制預做準備，而引燃中日戰爭的砲火自是這種邏輯運作下的結果。這場戰爭一開始就注定必須長期奮戰，不可能速戰速決的成竹在胸，日本軍部為此焦灼不已，急待需要盟友伸出援手，進而與德國和義大利結為神聖同盟，決定與美國和英國對立。有此以國家為名的正統性，日本的產業、政治、教育、思想等所有社會體制，全部被動員投入戰爭體制裡，要在太平洋戰爭中決出勝負來。

結果，日本於第二次世界戰中以戰敗者的愕然與悔恨收場。接著，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駐軍正式占領了這個曾經睥睨亞洲的大日本帝國。用日本知識人的說法，日本就此走入「戰後」的時代。美國對於日本的占領政策很有見地，做法非常果斷有力，他們徹底把日本改造成非軍事化的國家，推動民主政治體制，解散壟斷資本集團、實施農地改革，以及落實諸多政策等。而這個改造的成效，在翌年的1946年，以主權在民、追求和平、尊重人權為宗旨的日本國憲法正式頒布並實施。太宰治作為這些歷史風雲的親歷者，自然也要在其文學作品中，表達自己的同情、苦悶、懦弱、沉迷、懼怕、厭惡、內在逃亡，以及因自甘墮落衍生的痛苦與自影顧憐。我們若沿著編年史及其人格特質的路徑走去，然後隨著我們對其理解的理解（by the understanding of understanding），相信都能找到超越於文本之外的發現。

從太宰治的作品中，不管是其率性地坦承以告，或者由人物話語的間接轉述，我們都能輕易知道其性格的根源，與生俱來的強烈自我意識，而且非常在意「他者」的目光，這些不可阻擋的心理壓力，將他推到了另一個人格演示的極端。他在〈回憶〉（自傳小說）一文中說，「我總覺得有人在背後窺伺著，所以我要經常地擺出某種姿態來。」在他看來，他背後的「他者」，總是不懷好意地監視他，這讓他感到顫慄與惶恐，要脫離這種困境的糾纏，他就不得不自我偽裝起來，以求安全的庇護。正是這個病理性的導引，使得其作品的精神性不斷地陷入沉淪與自我否定的深淵。他說，他天生就缺乏活下去的勇氣，尤其祖上是青森津輕的大地主，相對於他生活在普羅大眾的時代裡，他下意識地同情認為，貧窮階級受到不當的壓迫，因而讓他更厭惡自己的出生家庭。於是，他經常表現出軟弱與自卑感、見不得人，多餘之人的負面情緒，並滲透著原罪的負疚感就不足為怪了。他在〈二十世紀旗手〉中的名言，「出生為人，我很內疚」，既是來自痛苦源頭的總結，又具體而微地送出了內在回聲。

與此同時，在太宰治的生命歷程中，似乎有兩種命定的力量在拉扯，非把這個神經質的作家撕成兩半不可。正如上述，太宰治沉迷於自虐的情結之外，自尊心極高、注重社會體面、愛好面子、同情弱者，有時甚至為自己的生家引以自豪，對於他所退卻並保持安全距離的「他者」，卻又表現出「依賴」與「奉獻」的態度，完全不理會自我矛盾向他發出的嘲笑。在這個性格的脈絡下，早年埋下的羞恥感不時發生作用，像沉渣泛起活躍在他經歷過的往事中。1930年，他到帝國大學法文系就讀，離開青森的老家來到政治文化中心的東京。時代的氛圍很有感染力，總是輕而易舉把知識青年激盪得熱血奔騰起來，他加入了非法的左翼團體，試圖為理想的社會做出貢獻。是年，9月30日，他唆使玉屋的藝妓紅子（本名小山初代1912-1944）出逃上京找他，他們找在東京市本所區的東駒形同居生活。然而，這兩件叛逆的事情卻讓太宰治的生家很不光彩，長兄津島文治奔至東京把他帶回青森，並被本家斷絕分家關係。只是，這起風波才剛剛落幕，他又闖出了新的禍端。12月29日，他與咖啡館女侍田部締子到鎌倉殉情未遂，而這近乎荒唐的行為，吃上了協助自殺的罪行，遭到起訴判以緩刑。同為天涯淪落人的小山初代為此非常憤怒，要太宰治明確地表態。在此壓力之下，他於數天後與小山初代舉行了臨時婚禮。不過，津島家並不承認不同意他們入籍。儘管如此，1931年2月，小山初代再度上京，與太宰治在品川區的五反田共組新的家庭。直到翌年7月，她跟隨太宰治並用川崎想子的假名投入左翼社會運動的狂潮中。

與太宰治的奇特人生相比，小山初代似乎也是命運多舛的女人。1936年，太宰治由於藥物癮症的緣故被送至武藏野醫院治療。這段期間，他的表弟小館善四郎（當時是個學畫的學生）常來家裡走動，卻與小山初代關係曖昧。1937年3月初旬，太宰治亦察覺到他們倆的非正常關係了。這時候，其表弟從太宰治私信的某個片斷裡，誤以為他與小山初代的關係已然暴露，便向表兄太宰治坦承以告。在那之後，小山初代與太宰治相偕到谷川溫泉附近，試圖吞服安眠藥自殺，可是沒有成功。到了6月，小山初代的叔父居中調解，正式向太宰治提出離婚協議。小山初代獲得太宰治30日圓的贈予，返回故鄉青森，在青森郊外的淺蟲幫忙家裡賣魚。不久後，她沒告知家人，逕自到對岸的北海道四處流浪闖蕩。據說，在這時期，她佯裝成處女與年輕男子結婚。之後，聽信出身九州的軍人的說法，前往中國滿洲住在青島，輾轉淪為某個軍職人員的情婦，過著自暴自棄的生活。1942年初秋，小山初代曾經短暫回國，來到位於東京杉並區造訪小說家井伏鱒二（1898-1993 著有《山椒魚》、《遙拜天皇的隊長》、《本日休診》、《黑雨）等作品）。她逗留了一星期後，回到老家待了一個多月。巧合的是，她遇見了小館善四郎，他好意地相勸，要她早日找個良人結婚。在那以後，她又造訪井伏鱒二的住處，不顧井伏夫婦的勸阻，前往茫然四顧的中國青島。事實上，那時她已患有顏面神經痛，卻沒有積極的治療。1944年7月23日，她病歿於青島，享年33歲，8月23日，其遺骨置於白色木箱裡被送回日本。然而，據太宰治向井伏鱒二轉述，小山初代死於1945年4月10日。對於太宰治而言，或許他終究無法忘卻這個羈絆的情緣，以致於他在〈HUMAN LOST〉（1937）〈捨姥太〉（1938）〈東京八景〉（1941）這些作品中出現的女性群像都充滿小山初代的面影。

確切地說，其實太宰治早期的作品中即表現出對於挫敗、虛無、悔恨的迷戀，進而把它浸染成無限哀怨的文學基調了。《晚年》是太宰治的處女作品集，他曾經表明這部作品就像身後遺言一樣。雖然有這種因素，他仍然努力地提升小說的藝術性，要展現身為傑出小說家的才華與自尊。於是，他陸續發表了幾部短篇小說，迅即得到許多好評，起初，他還為這名聲的降臨而有些困惑，但這份來自文壇的肯定發揮著啟發和刺激的作用，促使他在文學領域裡更具企圖心了。他像之前參與過左翼社會運動那樣，在《虛構的徬徨》做出有意識的叛逆，其目的在於，突顯自己與所處的時代扞格不入，最後導致自我精神的沉淪下陷，被迫淪為現實社會中的邊緣人，這應該是他多年壓抑卻伺機想噴薄而出的憤懣。矛盾的是，在他與社會的正面對決中，又不全然感到勝利在握，轉而在現實生活裡求助於宗教力量的拯救。於是，他開始親近聖經和基督教，希望神向他施出援手，把他從羞愧和背叛（後來他轉向放棄左翼社會運動）理想的死亡幽谷裡引領出來。例如，有評論家指出，太宰治的短篇小說〈十二月八日〉，即是在二戰時期屈從和追隨日本軍國主義潮流而寫，弔詭的是，同樣這篇作品又被輯錄在《抵抗文學集》裡，向讀者的認知領域抺上疑惑的光暈。

或許應該說，太宰治很渴望得徹底的救贖，所以只有增加自毀和自虐的程度了。因此，在〈狂言之神〉中，他藉由「……在沒有月亮的夜裡，只有我一個人逃了出來，其餘五個夥伴，全數失去了性命。我是大地主的兒子。然而，地主就是地主。他就是你的仇敵。它正等待要嚴厲懲罰背叛的人。」「我試圖與某個有夫之婦殉情。我二十二歲。女子十九歲。在臘月嚴寒的深夜，那女子穿著大衣，我也沒有脫下斗篷，就跳入水中了。後來，那女子死了。」的既成事實的細節描寫，正是在表露他最深切的愛與怕，那種抓不住的徬徨。

正如前述，這種情況在太宰治「芥川獎」叩關失敗、習慣性嗜藥和欠債等醜態不斷發生後更加劇了起來。他為此變得極端地自我厭惡，始終在自我肯定與否定之中徘徊，不知要走向何處。出於無奈的做法，他的家人只好將他送進精神療養院治療。經過這段安養的日子，他的身體恢復健康，逐漸有了自信的意識，稍為敢於正視萎靡重生的自己。他說，「我不需要對過去再做追悔了。從現在開始，我真的可以重新出發嗎？（苦笑）」。從這個文本看來，他似乎還沒有足夠的自信，對於未來的生活將信半疑。然而，在他第二度結婚，過著踏實的小市民生活，生活和行為與社會取得和解（如微笑的能劇面具），他的創作力也旺盛起來，諸如〈滿願〉、〈富獄百景〉、〈女學生〉、〈葉櫻與魔笛〉、〈新樹的語言〉、〈關於愛與美〉這些呈現女性生理與心理情感，以及為家庭親情獻身的堅忍品質的作品，可以說是他對於這場大病後自覺地做出的精神注記。

日本進入太平洋戰爭期間，太宰治以西方文學或聖經為題材，創作出〈奔跑吧，梅洛斯！〉（此文被選錄在日本國語教科書）、〈新哈姆雷特〉等表現愛與罪、信任與反叛、真實與虛假之間的衝突的作品，這種改寫的內容獲得了西方讀者的青睞。然而，性格反覆的他很快地又退回到矛盾的位置上，在〈蟋蟀〉和〈乞食學生〉中，向已然恢復的現實生活投以懷疑，甚至要放棄理想的追尋。直到二次大戰末期，他才轉而緬懷那消失的日本文化底蘊之美，用〈右大臣實朝〉（他敬仰實朝這位武士與詩人）、〈新釋諸國噺〉、〈津輕〉、〈御伽草紙〉（取材自井原西鶴「諸國噺」短篇集）等作品，改寫成現今的人物藉此回歸傳統的召喚。

在太宰治眾多的作品中，他寫過《斜陽》和《喪失為人資格》兩部長篇小說，以內容和結局而言，西方讀者較為接受比灰暗悶絕的《喪失為人資格》稍見樂觀氣氛的《斜陽》，無論這是他聲稱的用藝術性來體現當時日本社會的深層變化，安靜地凝視貴族階級的沒落、及其後來淪為道德過渡時期的犧牲者，或者對日本古老文化與理想亦伴隨著戰敗而崩塌的悲嘆。換言之，雖然他在作品裡有些文章顯然是舊文重整，並看得出套語或為擴展篇幅的過場引文，但這兩部作品確實成為探索其精神世界的關鍵之一。太宰治的作品評價向來有兩極化傾向，有些讀者就是熱愛其直率而頹靡放蕩的文風，那種敢於用毀壞自身來控訴時代和社會的壓迫的狂野；但是有些讀者卻看不慣這種無用的墮落，這種分明對於生活無限絕望，卻又惡意拉人下水的作為反感至極。這些評語都顯示出崇尚文學藝術性與道德教化的命題衝突。

那麼日本文學專家又是怎麼看待呢？在日本文學研究取得輝煌成就的唐納德．金（Donald Lawrence Keene 1922年生，2011年東日本地震後，歸化為日本國籍，易名為「鬼怒鳴門」）的說法，多少映現出博雅長者的寬容。他說，「……從根本上而言，與太宰治同時代作家的作品之所以缺乏思想深度，很大部分要歸因於時代的局限。」進一步地說，在二戰期間執筆創作的日本作家，尤以在軍部的嚴格控管言論下，很難盡情發揮所長，有些作品只能拐彎繞路地寫，真要硬幹相向，就得付出慘重的代價。反骨的作家敢於正面迎戰，內心軟弱的作家則選擇悔然的附隨，俟二次大戰結束，作品重新出版之時，再做補充改寫。或許，上述的爭論不可能獲得解決，或者根本也不需要解決的。搶讀與拒讀太宰治的小說，同樣適用在這個範圍裡。那些只想跟風追讀的人，就買來翻閱看看，而一開始就覺得不值一讀的人，就忠實於自己的看法，所謂眼不見為淨。畢竟，人云亦云向來只能證明盲從的荒蕪，不能用來證明更多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