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字只自知

 

人的心境變化很奇妙。

 

我購得吉川忠夫《顏真卿傳：時事只天知》（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一書的那一刻開始，就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喜悅與期待。喜悅在於，我確信從此獲得新的學識，期待在於，透過吉川忠夫筆下的史傳追述，我將比之前更了解書法家顏真卿的履歷，以及其本人遵從五世祖顏之推的遺訓：勿以書自命（千萬不要以書法家自居）的歷史細節。確切地說，上述兩個因素，對我這樣的書法門漢，曾經對書法有過深情寄望卻半途而廢的初學者散發著強大的吸引力。

 

基於這樣的情結，每次看到裱褙在框裡的卓越書法家的墨寶，我總會停留下來，多看幾眼，多所沉思：如何才能提升自己的書法技藝？不過，這個美好的想像，隨著年歲的增長變得越發不可能了。不能揮毫以償快意人生，就改用鋼筆仿擬書法，但寫好鋼筆並不容易，需要手不顫抖，需要氣定神閒，否則還是要徒勞之終。那麼以原子筆代替如何？那又是另一番新的挑戰？筆身太重不行，握感過輕也不行，墨色濃淡及圓珠滑暢程度，同樣影響寫字者的情。試來試去，最後退回到了HB筆芯的鉛筆。一位與我有相似挫折的朋友說，自動鉛筆是個好文具，它從不辜負寫字者的期待，有效消除臨帖書法時的焦慮感。筆芯斷了，不必擔心，輕輕按壓一下，筆芯立即突出挺進，如重新上場的勇士，而寫字者仿擬書法的樂趣就得以延續下去。

 

我覺得這種說法很佛心，患有書法受挫症候群的人，接受這個觀點應該很有幫助。必須說，我這樣的心理轉變，卻從不對外洩漏。奇妙的是，內人和朋友外國旅遊回來，就會送我各式各樣的鉛筆，我也視為它們是最佳禮物。現在，鉛筆與我的關係更密切了，如同鍵盤與我的關係一樣，我每日都要在鍵盤上敲敲打打，想暫且休息的時候，就回到大桌子上，拿起各種心儀的鉛筆，在空白的紙上，像偽書法家般豪情寫就起來。通常，不管我寫出來的字體，有時候像升騰如飛的草書，有時候在刻寫工整的細字，我始終認為，沒有揮毫書法的條件與心境下，改以鉛筆寫字仍不失為自我取悅的好方法。（2025年5月31日）

 梅雨．繡球花及其學人風範

 

連日來，台北在梅雨季節的影響下，雨水下個不停，濕氣又重，使人打不起精神來。我想，在這種狀態中工作，不豪邁地吹吹冷氣或開除濕機助陣，恐怕很難克服它們的糾纏。之前，我還曾聽說入睡前聆聽雨聲纏綿的音樂，可以幫助失眠者儘快進入夢鄉。昨夜，我好奇地試試，選了一首近2小時雷雨交加的音樂，採單曲循環模式，之後，安靜地躺下閉上眼睛，等待舒眠時刻的到來。不過，出於慣性反應（我25年來一直聆聽Dan Gibson的Eternal Wave音樂入睡），突然換了不同的音樂，確實有點適應不良（排斥），況且那時窗外的雨聲未歇，聽著人工錄製（合成）的雷雨音聲，反而攪擾了我平靜的心情。算了，還是回到Dan Gibson的Blue Horizon大海上，至少感覺來得寧靜平和些。

 

此外，我認為連綿的冷雨不全然只有負面影響，它還有喚醒和連接記憶的功能。以我來講，遇上這樣的雨天，我就會想起花姿美麗的繡球花。1980年代中期我賃居東京苦讀期間，經常看到繡球花叢在民宅庭院前迎接風雨飄打挺立的英姿，彷彿雨水打得越是激揚，它們就越漂亮出眾似的，於我真是奇妙的風景。在台灣，我很少看見繡球花，所以，在這淫雨霏霏的日子，繡球花像久違的友人，很有默契含笑地向我走來。

 

中午，重新取出廣田昌希教授的力作：《異国の夢二》（講談社選書，2023），續讀第四章「最後の旅．台湾（1933年10月--11月）」，以解開我對竹久夢二（1884-1934）晚年（48歲）來台灣旅行兼販售明信片還債的謎樣的經歷。嚴格講，該書是日本思想史學者廣田昌希（1934-2020）的遺作，作者在後記（2019）及其夫人真智子於書後的文章，對於撰寫此書的過程有詳細記述，書後附有豐富的參考文獻，足見一位學者為學問獻身熱情與高度。最重要的是，此書不同於主流通行的「竹久夢二崇拜論」，而是嚴謹考證並以此為基礎質疑構建竹久夢二神話的歷史背景，儘可能還原竹久夢二其人本色。

 

依我看，這種違逆主流論述的史家觀點和立場，在任何時代都是難能可貴的學人風範。順便一提，1995年，我從八里遷居朋友家長安西路期間，為了探索日本近代思想史的流變，內人盛情贊助（68000日圓），我向神田的舊書店購入了一套24卷本《日本近代思想大系》（注：郵差上樓向我收取了1200元關稅），其中一卷《差別の諸相》（歧視的諸種形態）即由廣田昌希教授主編，書後附有其長篇導讀〈日本近代社会の差別構造〉，現今，我重讀他這兩部思想評傳論述，頗有淫雨退散豁然開朗的快感。（2025年5月29日）

 

延伸閱讀：

 

ひろた まさき（広田 昌希、1934年11月21日 - 2020年6月17日）

『福沢諭吉』朝日新聞社〈朝日評伝選〉、1976年11月。

『福沢諭吉』岩波書店〈岩波現代文庫〉、2015年9月。

『福沢諭吉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

『文明開化と民衆意識』青木書店、1980年3月。

『差別の視線 近代日本の意識構造』吉川弘文館、1998年。

『近代日本を語る 福沢諭吉と民衆と差別』吉川弘文館、2001年8月。

『女の老いと男の老い 近代女性のライフサイクル』吉川弘文館、2005年。

『差別からみる日本の歴史』解放出版社、2008年。

『日本帝国と民衆意識』有志舎、2012年。

『異国の夢二』講談社選書メチエ、2023年。遺著

 澀澤龍彥：翻譯與轉譯的冒險

 

有長年翻譯經驗的譯者，想必都遇過這樣的場面：他們平日在翻譯的領域上，日夜兼程排除各種困難拚趕進度，好不容易完成了譯稿，火速寄至出版社的編輯檯，總算了卻心頭重擔時，有兩個結果正等著他們：其一，「老師，您譯得極好（這最令人欣喜），我們立刻進入排版作業，再次感謝！」其二，執行編輯說，「老師，……譯稿中有些段落讀來不甚了解，可否請您重新校讀一次？」理性地說，前者可以略過不談，因為那是譯者應盡的責任，而後者的提醒同樣不可小覤，它發揮著優化譯本的重要作用。畢竟，譯者很可能因原文晦澀難解或因過度操勞體力不濟而無心誤譯錯漏，但只要及時更正，譯者就能恢復名譽和信心，重新投入翻譯的戰場上。

 

不過，有一種情況很特殊，不在前述兩個範疇裡：主編用頂尖翻譯家的典範鑑定譯本的優劣。例如，指摘譯者翻譯這部名家文學評論集，譯得不夠精確到位，這個要改那個要更動，這讓譯者的自信頓時土崩瓦解，當下變成了推石頭上山的薛西弗斯，日日夜夜悔恨交織在修改譯稿。必須說，這樣的精神打擊不小，有的譯者從此走入憂鬱症的密林裡，誰跟他提起要翻譯文學評論集，他就會像唐吉訶德似地抄起長矛和盾牌跟你拼個死活。當然，我這樣譬喻純屬打趣的說法，其實真正的本意是，我在礒崎純一《龍彥親王航海記：澀澤龍彥傳》劉佳寧 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4）一書中，看見了澀澤龍彥在翻譯（法文---日譯）上遇到的真實困境，並藉此說點譯者譯書面對的艱難與冒險。

 

 

在此，先說點澀澤龍彥個人特色及其翻譯前史。

 

1959年，澀澤龍彥（本名龍雄）與矢川澄子結婚，他們是在為岩波書店外編校對時認識的，後來情意相通而結為夫妻。結婚後不久，龍彥的父親因腦溢血溘然長逝，享年六十歲，澀澤一家陷入暗淡的歲月。矢川澄子回憶，「他的父親驟然離世，其氣胸舊病又復發，家中有母親和還在上學的最小的妹妹。這一年秋天起澀澤家進入經濟最困苦的時期。在居家療養的同時，儘管（龍彥）尚沒找到出版譯書的門路，他仍然專心翻譯薩德和蘇佩維埃爾的作品。」

 

然而，之後，新的風暴又直撲而來。1961年1月20日，東京地方檢察院以涉嫌「以販賣目的持有淫穢書刊」，正式起訴現代石井恭二（思潮社社長）和翻譯者澀澤龍雄。1月24日，《內外TIMES》記者在採訪文章中這樣介紹初見澀澤龍彥時的印象：剛見面之時，他的確是個白皙的青年文學家，由河出書房出版薩德的《愛的詭計》以來，又在彰考書院出版了《薩德侯爵選集》，另有弘文堂的《薩德復活》，在很多人的想像裡，他似乎年事已高。但大家對他如此年輕而感到驚訝之際，他絲毫沒有神經質的表現，而是笑容可掬溫和地說：他才32歲呢！

 

進入8月，現代思潮社刊行列夫．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上卷。由澀澤與栗田勇、濱田泰三、林茂合譯。接著，在這一年9月發行中卷，10月發行下卷。必須指出，這部俄國革命英雄托洛斯基自傳的日譯本，篇幅共計2000頁稿紙（大約80萬字）。但這個現代思潮社的版本，是從法譯本轉譯的，澀澤負責其中的600頁，合譯者中的林茂是當時已經在都立大學任教的野澤協的筆名。

 

不過，通曉法語的奇幻文學研究者松山俊太郎談到澀澤龍彥的翻譯，以「形式罕見」「十分特殊」甚至毫不避諱地說：我從未讀過澀澤龍彥所譯的俄羅斯革命史，而他卻參與了托洛斯基自傳的翻譯，不免令人感到詫異。彼時，畢竟澀澤年輕氣盛，他還理直氣壯地寫道：若問我對俄國革命史有多生疏？請依我翻譯《我的生平》這件事來判斷，我不知道Iskra（譯注：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機關刊物《火星報》這個專業名詞是什麼意思，去問白井健三郎先生，被他嗤笑。（引自《武裝的預言者托洛茨基》）。

 

那麼，客觀的疑惑來了。照理說，既然澀澤龍彥不熟悉俄羅斯革命史，為什麼接下托洛茨基自傳這個難以勝任的合譯工作？《龍彥親王航海記：澀澤龍彥傳》的作者礒崎純一給出這樣的回答：一個是澀澤喜愛像《異端的肖像》中的聖茹斯特那樣「命中注定要結束悲劇般的一生，擁有純潔的浪漫主義氣質」的失敗革命家。此外，經由布勒東對托洛茨基產生興趣也是原因之一。還有一個因素是，通過當時的薩德（事件）審判，澀澤與石井恭二和現代思潮社關係日益密切，策劃《我的生平》新譯的不是澀澤。首先由石井提案，隨後在當時擔任新潮社顧問的栗田勇和濱田泰三表示贊同。接著澀澤才加入。最後透過澀澤的推薦，野澤協（林茂）也參與其中。澀澤不僅受到每月預付版稅的石井恭二的關照，還因審判一事受惠於栗田與濱田，這點也不容忽視。

 

眾所周知，多人合譯一個大部頭著作，的確可以加快出版上市的進程，但相對的必須克服許多困難。礒崎純一婉委指出，1961年6月13日，澀澤在寫信給出口裕宏的信上提到翻譯（《我的半生》）這項工作，語帶抱怨「草草了事的工作，不到一個月就收齊了稿件，匆匆地出版了。」當然。這是寫給摯友的私信，他特意寫成片假名的草率了事（ヤッツケ）的工作，是否可以按字面理解令人心生疑竇，不如看作澀澤的羞赧，與事實更為接近，只是不可否認是，這次出版是在籌備審判的忙碌狀況下展開的，準備工作十分倉促。

 

據陶山幾朗所言，數年以後，發生了如下的事件。1966年，這部譯書的新版附上俄國史專家對馬忠行（1909-1979，日本的馬克思主義者，譯有多部托洛茨基著作）解說（導讀）文章，出現措詞溫和的指摘：「我這樣說，雖然有些冒昧……，人名、地名和其它的專有名詞的不統一隨處可見。」其實對馬忠行在原稿上並非如此溫和，而是毫不掩飾地批評譯文存在「誤譯、惡譯」等嚴重缺點。

 

「石井恭二社長讀畢，臉色一沉，這是因為對現代思潮社而言最重要的援軍以及盟友的澀澤龍彥等四人的翻譯，竟在同社的出版物中受到公開指責，被當作瑕疵品，自己再無顏面見這些譯者了。這當然不行。社長當即做出決斷。然而，那時這本書已印刷完畢，進入最後裝訂階段。他一路飛奔去神田錦町的橋本裝訂所，懇請經理暫停裝訂作業。最終那篇《解說》徵得對馬忠行的同意，保留其原文的意旨，去除了帶刺（批評）的部分，修改為「溫和的文章」替代了原有的文章。（引自「現代思潮社」という閃光》）

 

後來，其他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生平》譯自俄語原文的兩種新譯本，這些日譯本的後記裡都以「誤譯無數」「譯文極為難理解」等尖銳措辭，挖苦批評現現代思潮社版的轉譯本。

 

那麼，澀澤龍彥對此批評有何反應呢？有一個難以調和的文學偏好強烈地影響著澀澤龍彥的翻譯態度。事實上，早在1949年至翌年年初，澀澤就從同住在鎌倉的作家今日出海（1903-1984）那裡，接到了委外翻譯的工作。他翻譯的是比利時法語作家喬治．西默農（1903-1989）的偵探小說《霧碼頭》，這是他從事翻譯的起點。完成翻譯之後，澀澤得意地挾著譯稿前來。今日出海翻了翻譯稿，苦笑道：「這是什麼，完全不知所云。你啊，把它譯成超現實主義可不行。得讓普通讀者看懂才行啊。」後來，澀澤在〈回憶今先生〉一文中，反省地寫道：我後來翻譯了很多作品，那時金先生說的話，一直作為自戒的話語在耳邊迴響。

 

然而，對於澀澤龍彥的性情知之甚深的朋友，又如何評價這位日本的重度超現實主義者？澀澤曾經自述，與其說對政治一竅不通，不如說他不關注任何政治事務，無論是天皇制、軍國主義、左翼知識分子階級，還是政治上的意識形態。他的老友出口裕弘指出：事實上，澀澤完全沒有參與過像布勒東和阿拉貢等超現實主義者，以及巴塔耶等人參與的那種桀傲不遜的政治運動。暫且不論澀澤是否像科克托常被批評和垢病為「政治白痴」，他天性就非常厭惡集體行動，喜歡獨來獨往。

 

種村季弘（德語文學研究者）在〈澀澤龍彥和他的時代〉一文中，提到這一觀點：不可思議的是，他雖在截然不同的兩人「石井恭二（極左激進主義者）與三島由紀夫（文化右翼主義者）」的熱切視線下登場，其本人卻全無意識形態倡導者的風貌。若說他究竟是何人，他並非薩德審判上被檢察當局認定的「危險思想」的倡導者，而是不久前還在病榻上的、大病初癒的老病患。他半是為了生計，從學生時代即勤勉的翻譯研究薩德勤學篤實的非學院派法語文學研究者、翻譯家。

 

除了這個因素之外，澀澤龍彥的心底還有另一個心結。他考了三次才進了東大法文科，想到法國留學磨練又沒錢出國，這對沒有實際在地生活經驗而想從事翻譯的人來說，這個「經驗差距」在日後的翻譯中顯露出來。換句話說，有外國留學生活經驗的人，日後學成歸國未必都能成為傑出的譯者，而在本國刻苦學習外語的人，有個宿命般的劣勢：即使他們外語的解讀能力卓越於前者，但當他們要以譯筆之力重現該國歷史與社會氣氛的時候，都將因缺少「在地生活經驗」而少了那一點難以言喻的韻味。我們從澀澤龍彥1963年除夕夜，給正在巴黎自費遊學的出口裕弘的書信中，即可看出其迴旋的心聲：「久疏問候。今天是除夕，現在除夕夜的鐘聲剛剛結束。我吃壞了肚子，連跨年蕎麥麵也不能吃，還有幾個小時就是一九六三年了。巴黎歲末的風景如何？……大約在十天前，我因為薩德選集（桃源社）的工作，幽居在神田的旅館裡惡戰苦鬥。近來痛切地感到靠筆桿吃飯在艱苦，由衷羨慕在巴黎遊玩的你。」讀到這裡，相信讀者諸君已充分感受到澀澤龍彥個人特質所呈現的灰暗天空吧？（2025年5月28日）

 

 

延伸閱讀：

 

《托洛茨基自傳：我的生平》中譯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2）

 

出口裕宏《奇譚庭園：《澁澤龍彦のいる風景》（河出書房新社，1995-10）

 

陶山幾朗《「現代思潮社」という閃光》（現代思潮新社，2014-5）

目次

Ⅰ　ある訃報／ソクラテスと虻― 入社前史／奇妙な季節― ｢安保以後」という時間　

Ⅱ　本が「空を飛ぶ」理由／社長が〝雲隠れ〟して―｢東京行動戦線」事件／吉本隆明氏とある編集者の死／寺田透氏と終わりなき校正／〝格闘技〟としての共訳― 『総和と余剰』改訂版／西神田、本日もホコリ高し　

Ⅲ 「みんな現代思潮社だった」／〝誤訳・悪訳〟騒動―トロツキー『わが生涯』の難路／ああ、バッティング―『蒼ざめた馬』の疾走／悔恨は夜霧に濡れて―ワレ原稿ヲ紛失セリ！／「古典文庫」回想―アカデミズムと鬼火／物書く商社マン―｢生き急ぐ」内村剛介氏　

Ⅳ 「大地の商人」の転身―〝その後〟の谷川雁／真昼の割腹―三島事件と川仁編集長／「便所のスリッパも買えぬ」 ― 現代思潮社闘争①／会社を〝コミューン〟にする？ ―現代思潮社闘争②　　

Ⅴ　退社以後― それぞれの死／「旅」の終りに―内村剛介氏との〝再会〟

 瓦楞紙箱裡的新天地

 

這幾年來，不知是否景氣低谷的關係，或者環保愛鄉土意識逐漸抬頭，我發現整理回收紙箱的人增多起來，年齡層也與之前大不相同，不是行動緩慢的老人，而是身手矯健的青壯年（但應該不是來參加世壯運的選手）。一個顯著的現象是，我們店裡平常會把用過（暫不重複使用）的瓦楞紙箱合折起來，整齊立於店前的牆柱旁邊，不需三十分鐘，就有男子來取走它們，取走紙箱的姿態簡單俐落，如一隻春天裡翻飛的雨燕。於是，我的想像力開始升騰了起來，瓦楞紙箱從不起眼的丟棄物，搖身一變成了實用等價的回收品，這其中的轉變很耐人尋味。

 

閱讀礒崎純一《龍彥親王航海記：澀澤龍彥傳》（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4）一書，其中有一段描寫甚為有趣。澀澤龍彥（1928-1987）一生中作為上班族的期間並不長，只短暫在新太陽社待過，如同他本人所寫的那樣，這段短暫的社會生活，「實則是彌足珍貴的經歷。在新太陽社工作，讓澀澤接觸到許多文人與藝術家。如小林秀雄（1902--1983）、田中英光（1913--1949）、林房雄（1903--1975）、畫家東鄉青兒（1897—1978）、攝影家林忠彥（1910—1990）……，其中給20歲的澀澤留下最為強烈的印象，便是小說家久生十蘭（1902—1957）了。澀澤回憶指出，他與久生十蘭的初次相遇，大約始於為其幫忙搬家。戰爭時期久生十蘭疏散到千葉縣東北端的銚子（面向太平洋）躲避戰火。1958年入秋，他才終於在鎌倉材木座找得一軒房屋，與妻子一起搬到那裡。新太陽社的總編輯長井壽助非常崇拜久生十蘭的文才，便召集編輯部所有人員前去幫忙搬家。

澀澤龍彥這樣記述久生十蘭搬家時的景象：「當時，還沒有瓦楞紙箱，我們扛在肩上從卡車上卸下來的，都是塞滿書籍的用來裝填柑橘的箱子。數不勝數的柑橘箱子就這樣接連不斷地被堆放在走廊上。」簡而言之，那時候，為擁書自重的讀書人（作家）搬家，的確是一件苦差事：沒有正規厚版的瓦楞紙箱支援，只能拿裝柑橘的紙箱湊合著用，的確是不夠體面和風光。但話說回來，這是無可奈何的局面，在物質匱乏和戰後的年代，有物可用即要謝天謝地了，坦承接受物質條件的局限，也算是一種初衷與回心。

 

約莫1990年代初期，我們結束賃居天母德行東路小巷一年，準備搬往臨海的八里就與瓦楞紙紙箱打過交道。那時候，我的經濟狀況尚處於清貧階級人士，但粗略盤點藏書還算不少。搬家最害怕裝書與搬書的粗活了。如果事前做好準備，備妥足夠的瓦楞紙箱應對，情況不致於太狼狽。問題是，誰會有辦法一下子，湊齊夠數的瓦楞紙箱，那要佔用很大的空間。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轉往菜市場尋找可能的契機，因為菜市場多得是各種蔬果專用的瓦楞紙箱。所謂皇天不負苦心人。那日黃昏時分，我剛步出公寓後面的街上，就看到一輛改裝過的三輪摩托車緩緩駛來，我旋即揮手攔車下來。駕駛是個身材薄板的老人，看樣子六十出頭。他直問我為何攔車？我看著他的貨車上（目測有十幾個瓦楞紙箱），對他說我搬家需要紙箱，你一個瓦楞紙箱賣多少錢？或許事情來得太突然，老人頓時不知所措（有人攔車買瓦楞紙箱），沉吟了一會兒，他開價一個十元。我快人快語，好，就買十個。臨走前，我遞給了老人300元，就提抱著用紅色塑膠繩綁妥了的瓦楞紙箱，艱難而緩慢地走回賃居的老公寓。

 

現在，我寄贈書籍給朋友仍然使用瓦楞紙箱，而且是厚實牢靠的那種箱型。我的考量是裝入其中的書籍就不易變形，不怕運送途中遭遇意外和碰撞，收件人打開瓦楞紙箱的時候，都確保取出的書籍完好如初。我想，這是所有愛書人累積下來的寶貴經驗。再舉一例。明目書社黃社長寄給我的訂書（新書與向孔夫子舊書網訂購的絕版舊書），同樣採用具有台灣本土特色的瓦楞紙箱：有台中摩天嶺柑橘專用紙箱，有鹿谷凍頂烏龍茶專用的厚紙箱；總而言之，箱型有大有中，當你用美工刀劃開封在瓦楞紙箱上的膠帶，它們就會不約而同地散發出濃濃的書香。就此而言，瓦楞紙箱不僅運送各種新舊好書，它還涵養著愛書人的新天地。（2025年5月25日）

延伸閱讀：

木木高太郎《人生の阿呆》（創元推理文庫，1988）

 內田百閒與紅茶品味

 

我個人認為，每個人對品酒或品茗的品味轉變，並不全然因於經濟因素的考量，很多時候（很大程度上），它其實亦反映品味者的身體狀況、味覺（品味）為何轉變以及性情風雅的體現。

 

我在內田百閒（1889-1971）的隨筆集：《私の「龍之介」と「漱石」》（ちくま文庫，2002年11月30日第7刷）書中，找到了這方面的線索。內田百閒在〈紅茶〉一文中，提到自己到老師夏目漱石家「漱石山房」參加木曜會（注：每個周四晚間漱石與弟子們談話的聚會）的趣談。他一如往常喝著紅茶的時候，老師便問他紅茶的味道如何如何？不過，他是個坦白的人，不懂得紅茶的深奧之處，自然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只能含混應對。他來「漱石山房」之前，已經有二三名木曜會的成員報到，並對這紅茶的風味大為讚嘆（附注：漱石門下四天王：小宮豊隆、鈴木三重吉、森田草平、安倍能成；參與木曜會其他成員包括：阿部次郎、芥川龍之介、久米正雄、松岡譲、内田百閒、寺田寅彦、野上豊一郎、赤木桁平、江口渙、中勘助、和辻哲郎、滝田樗陰等，可謂人才濟濟。）與之場面相比，在其他成員看來，他連這紅茶產自哪裡都不知道，簡直糟蹋了紅茶不給漱石老師面子。

 

有一天，他到位於小石川富坂的瑞士朋友家裡做客，席間，這位朋友拿出一塊乳酪，在上面灑了像是罌粟籽，朋友看他面露疑惑的神情，立刻用德語夾雜日語說：「たね、たね（種子、種子）」，還說這些種子剛從他的故鄉瑞士寄來的，灑在乳酪上面非常好吃。那時候，他並沒問明那是什麼「種子」，後來這件事就拋之腦後了。他每次到那位瑞士朋友家裡做客都受到盛情款待，主人太太穿著漂亮的洋裝，上前招呼和送上啤酒招待，這讓他喝得十分盡興。有一次，各種美味佳餚全上桌了，就是不給他翹首以待的啤酒，還在他的空杯裡斟上了紅茶，太太細心周到往紅茶杯裡摻入了砂糖。不過，他不習慣一邊用餐的時候，喝著摻有砂糖味的紅茶，但是，他又不能違逆主人的好意不喝。另外一個困擾是，他一旦喝下那杯紅茶，主人太太就會立刻倒滿，就這樣，他陷入了兩難困境：啤酒與紅茶輪流上場，他滿肚子都在紅茶蕩漾。

 

從這個角度來看，內田百聞是個不好對付（款待）的作家，個人的偏好執著出奇的多。他說，有一次，到朋友家裡拜訪，朋友太太旋即端上紅茶招待，那時候，他並不口渴，正想一口喝下，以回應主人家的好意。新的問題來了。他正要拿起湯匙的時候，卻覺得其重量超乎他所預期的。然而，他又認為湯匙太輕也不好，它給人寒酸的感覺。在他的紅茶品味之中，湯匙只是扮演品味著的中介工具，它過重或太輕都會影響對品味紅茶風味的心情。

 

這時候，可能有人要問，那麼要達到什麼樣的要求才符合內田百閒的紅茶品味美學標準？他說，他傍晚時分一回到家裡，先喝下一杯冰紅茶。冰紅茶太淡就不好喝。某些時候，他吩咐家人幫他把紅茶沖濃一些，但浸漬時間過久味道太濃也不行。過濃的紅茶雖然有微妙的回甘，喉嚨深處卻有一種滯澀感。最近，他已經掌握沖泡紅茶濃淡的技巧，回到家裡，馬上來一杯自泡的紅茶，即是他最大的享受。與此同時，他有點辯解的說，他喝紅茶不喜歡加入砂糖，但並不排斥甜點（甜食），他認為喝紅茶有甜點搭配，其實不失為相得益彰的做法。

 

說完了內田百聞的紅茶觀，輪到我由高山烏龍茶轉向紅玉紅茶的心路歷程。目前，我家茶鋪有多款紅茶種類：滇紅紅茶、蜜香紅茶、原生山茶（紅茶）、紅玉紅茶等，深受年輕顧客的喜愛。上次，R出版社總編輯L和主編 T來敝店茶敘，（寬泛說來，我們視為小型編輯會議及資訊交流），店內的茶藝品評師迅即沖了兩款烏龍茶：梨山高山茶和紅玉紅茶招待。幾番品茗之後，L對梨山高山茶情有獨鍾（據我長期經驗觀察，愛喝能喝高山茶的人，表示身體素質狀況極佳，顯示其身體的年輕），我和T主編的品味與風雅追求相同，都選了飲後韻味猶存的紅玉紅茶，看來人文線的主編其心靈境界都早已超越實際的年齡了。這樣說，並不表示我全然置棄了梨山高山茶，一味轉向了紅玉紅茶，當我啟動長篇專書寫作計畫時，進入這種高強度的狀態中，我就會取出偏愛的（龍鳳峽）高山茶助陣，和L總編一樣，全力激揚地與所有書稿拚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