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素描〉邱振瑞

 

風，不會驟然揚起

吹散餘溫和骨灰

我一直這樣認為

這同屬於人道立場

 

雨，不會悄然而至

沖走萌芽的情歌

我一直這樣認為

它堅守著自然定律

 

雷，不會肆意劈打

我一直這樣認為

它不是無情大砍刀

若耳膜不小心被震昏

那是為了喚醒沉睡

 

電，不跟黑暗同謀

我一直這樣認為

它不是酷刑的工具

像詩人那樣直抒己見

比啟蒙更早通向光明

 

（2025年3月8日）

 送行者彼得初稿

 

二月初，彼得的大哥走了。蘇珊用日語說，今後，他就一人ぼっち了。我趕緊糾正她的說法，彼得不是孤單一人，更不是天涯孤独（孤獨一人、無依無靠），而是跟你們一樣，一人暮らし（一個人在台北生活）。邱老師這個說法似乎很有權威性，立刻獲得了他們最大的認同。我看他們笑得很燦爛，而盤踞在彼得心頭上的憂傷之雲，應該被我強大的語言威力吹散了。

 

我告訴彼得，那天沒能騰出時間至二殯給他大哥送行，沒有目送他大哥樹葬的過程，心裡有小小遺憾。後來，我想了想，我何不撰寫一篇抒情散文〈送行者彼得〉，以追念他們兄弟的情誼，與此同時，亦可將青木新門的《納棺夫日記》做一比較。青木新門出身殯葬業，有許多為往生者入殮的經驗，其在日記的記述詳實可靠，我認為，電影《送行者》之所以的大獲成功，要歸功於青木新門這部入殮師日記。所以，我希望彼得放鬆心情記述他為其大哥送行的整個過程，不習慣手寫或打字輸入的話，以語音輸入也行。

 

總而言之，我必須藉由彼得的文字記錄為基礎，加以多次口頭訪談紀要，我才能以補足這篇散文的骨骼和血肉。目前，彼得的英語課不多，只要他像我一樣：不要停留於此事能否作成，而是馬上付諸行動。行動本身就是一種令人羨慕的力量。我想，我並不需要把它翻譯成日語，聰明的彼得都能了然於胸的。（2025年3月7日）

 歷史學家的文化隨筆

 

上午，喝過紅玉紅茶以後，我隨興翻閱西蒙．沙瑪（Simon Schama）《公民們：法國大革命編年史》（商務印書館，2024-6）、《文明的碎片》（浙江人民出版社，2025-3）二書，迸生了這樣的感觸。

 

如果說，歷史研究專著即歷史學家本身應有的主業，那麼暫時離開這個嚴肅的領域，寫點文化隨筆就是副業了。不過，我認為這種由思想與文字產出的副業，在思想傳播方面，往往比鐵板論文更具優勢。首先，隨筆的形式與內容較能吸引讀者，一開始，早有心理準備，進入其感悟的世界觀；其次，至少它不會讓讀者望而生畏，而能夠做到這一步，就相當不容易了。

 

有些時候，我甚至主張歷史學家和小說作家要化身激進派，在專注於自己的主業之外，不妨換位思考或自己搭建思想舞台，藉由文化隨筆和書評為讀者分享他們的感性理性兼具的文字。

 

當然，對此我是可以理解的，歷史學家做此決定的同時，那種難以名狀的心理壓力就撲了上來：因為一位被奉為○○歷史學家，其論述內容絕對不許空洞無物，不能像空想的革命家愛國黨那樣，僅只升起標題黨的大旗來敷衍純真的讀者和支持者，他們必須做到讓支持者感動或收穫滿滿才行。

 

其實，反過來說，歷史學家（小說作家）這樣做也有好處。他們敢於把這份必要的壓力轉換成利他事業的動能，不談其影響力有多遠，至少他們已成功掃蕩了自命清高的幻影，自然也就超越眼高手低的局限了。（2025年3月5日）

 春雷往事

 

我不是貧瘠的花崗石

仍需要春雨滋潤

用來擴展花紋

 

我不是地底的昆蟲

仍需要雷鳴敲打

以恢復忘卻的字串

 

我不是土地耕種者

卻祈求閃電召喚

照亮我們時代的詩歌

 李敏勇：真誠與抒情的力量

 

一如往常，星期一對我而言是最忙碌的一天，陪伴家人看中醫門診、到醫院抽血或定期回診，忙完這些事情多半已經下午了。簡單講，像我這樣的貓頭鷹之所以在黃昏飛翔（在電腦桌前撰稿），並非特意選定時間，抑或故作風雅的姿態，而是我必須到了這時候才能安靜地敲打文字。

 

數日前，詩人李敏勇兄捎來他發表於自由副刊的大作：〈李紀：柯媽媽（1-2）〉，我讀了兩遍，全文近1萬字，描寫他們夫妻和彭瑞金夫婦多次探訪柯旗化夫人（柯媽媽）的深情關懷，文中有對柯旗化遭到國民黨政權不當關押的憤怒與同情，柯媽媽奮力撐持丈夫創辦的第一出版社獨自照料三名子女的各種艱辛，讀來令人鼻酸落淚。

 

柯旗化被判刑後移至台東泰源監獄。但是，「柯媽媽不想讓小孩受到父親入獄的影響，便向孩子說爸爸去了美國。但有一天，上國中一年級的女兒潔芳寫信給父親，問說：「爸爸的信為什麼不是從美國寄來的，而是從台東寄來的呢？爸爸您在台東做什麼呢？怎麼不告訴我們？我很想見爸爸。」必須說，讀到這裡任何語言與修辭都會感到無能為力或自慚形穢，因為它們無法圓滿俱足地形容女兒思念父親的樸素情感，一種超越語言經驗的人倫悲傷。

 

對此，我思考一個問題：詩人發表具有歷史視野與政治深度的抒情散文，他們的影響力遠遠勝過歷史研究者的學術成果，這不但能取得更多真誠的共鳴，並給讀者帶來更多啟發與歷史反思。借用法國年鑑學派的說法，詩人筆下的二二八受難史，白色恐怖的記述，它們就是我們不可回避的「歷史之場」。在混沌和紅色妖霧圍繞的時局中，我們或許更需要重建自己的「歷史之場」，有了自己的歷史之場，你想什麼時候重回舊地，就什麼時候回來。

 

數月來，我難得讀到如此精采的抒情小說散文，於是，突然又興起了一個念頭：多年前，我原本打算編譯社會運動家伊藤野枝致信獄中丈夫----大杉榮、普羅小說作家宮本百合子致信獄中丈夫宮本顯治的書信，卻因各種不可抗的因素而停擺了。也就是說，我在交出隨筆集的書稿之後，是否應該重新啟動這個計畫，而編譯一部有情世界的獄中書簡，算是一種有意義的善行嗎？（2025年3月3日）

 河上肇的麵包與自由

 

我時常在想，彼得．克魯泡特金的激進之作《麵包與自由》固然因於回應特殊的歷史條件及時空背景而撰寫，對於麵包與自由的定義和解釋必定帶有時代的特性，自然與降生或生活在承平時代的我們有所不同。而如果，對此我們想用自己的方法恰切回答這個問題，似乎就要面對一個追問：麵包與自由之間有何聯結？或者，當它們擺脫了權力與生存的宰制回到簡單樸實的餐桌上，它們又向我們傳遞出什麼樣的訊息？

談點我的個人體驗。

某個早上，我打開冰箱要取出麵包和吐司的時候，猛然發現，偌大的冰箱裡，竟然空空如也。坦白說，這使我有點不知所措。當然，早餐少了麵包登場，我可以鹽味蘇打餅代替，或者採取激進的手段變更菜單，例如，用高級茶籽油拌朴子手工日曬麵線，都能立刻安撫我敏感嬌貴的胃腸。事實上，在此，我只想表達一種心情。一直以來，我原以為自己是個飲食自由派，不追求美味食物，不吃麵包無所謂，但是數十年來生活習慣使然，我每日早餐幾乎都是西式的：烤麵包和熱咖啡。少了這兩樣東西，我就覺得不對勁。換句話說，我的飲生活在不知不覺中轉向了，只是自己沒有覺察出來而已。就這樣，我對早餐吃麵包成了慣性和依賴。

不過，朋友K為我提供了一個高明的見解：相較於老一輩人清早起床下廚煮稀飯配醬瓜或豆腐乳，遲睡晚起的現代人絕不可能走這條老路，浪費時間也太費工夫了。借用大眾的說法，我們要跟上時代的潮流，早餐吃麵包就是與時俱進的體現。麵包比白飯有更多選擇，並且富有變化，各種口味皆有。我認為K說到了重點。我和K有個共同之處，在創作上不喜歡自我重複（老生常談），樂於求新改造的挑戰，進一步說，麵包口味的豐富性或許正符合我們的性格。

 

為了回報K的觀點，我尋著讀書的記憶之路找到了越境的共鳴，河上肇的《自敘傳》（岩波書店，1952）卷五「獄中的食物----美味的麵包」中，就生動細微地寫出了他坐牢期間對麵包的渴望：

「我從1933年1月到1937年6月 一共坐牢4年半，不過，我那時候尚未判決，可以從外面送食物進來。而且，我最初待在專門收留未決犯的豐多摩監獄，一般說來各種管制比較鬆散，有些食物允許自己家裡送進去。那時候，我苦於食欲不振，中午那頓總是送中村屋的白吐司進來，但牢房裡沒有收放食物的地方，不得不直接放在地板上。牢房空間很小，只有一張榻榻米大小，上面放了被褥，其餘空間放著清水和髒水的水桶、蓋板餐盒和便器等等。所謂的便器即橢圓形的木桶，清潔工每天來一次，倒掉積存桶內的排泄物，灑上消毒水，然後再把它送回牢房。

 

不過，他清洗得不徹底，破舊的木桶邊緣，總是黏附著糞便，每次看去就覺得骯髒透頂。所以，我對於自己不得不把吐司用紙緊緊包裹起來，置於與便桶同一平面的地板上，心情上可謂極度反感。此外，到了夏天，奶油容易融化（我只能把奶油裝在有蓋子的陶罐裡放在臭味微散的角落），我每次都撕下一塊吐司（在獄中不許使用刀具），塗上融化的奶油就著白開水喝，這讓我吃得非常痛苦。我本來就很愛吃麵包，而且今天遇著這樣的非常時期，又不容易吃到麵包，自然很想吃。然而，一想到我在豐多摩監獄期間吃麵包的不堪情境，連那樣的念頭都頓然全消了，那時候，家裡專程送進監獄的中村屋的麵包以及北海道的奶油，竟然讓我大倒胃口。」

 

讀到河上肇這段日記，相信所有鍾愛麵包與自由的人，都會為這位出身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教授、翻譯馬克思《資本論》日本譯者的牢獄生活感到難過。用普通人的角度來看，一個未被判決的囚犯，被關押在逼仄的牢房裡，就算他面前擁有美味的麵包與奶油，但他要享用這些人間美味之前，卻必須先與自己的糞便臭味搏鬥，在實體氣味與食慾之間展開決戰，進行一場想像力與本能之間的無形戰役。就此說來，我在冰箱裡找不到麵包，其實是不值一提的，毋寧說，當我透過日記得知政治思想犯的牢獄生活之後，我變得更加珍惜當下自由世界的生活了。（2025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