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爾扎克的問候：吳濁流
近來，讀到一則文學趣聞。吳濁流在其日文長篇小說《胡志明》（第四篇）後記中提及，小說《胡志明》原本打算只寫一篇（一部），即告結束。後來，工藤好美先生熱情鼓勵吳濁流撰作續篇，但他謙稱自己是文學門外漢，寫不出文學小說來。工藤老師進而向他推薦各種文學讀物，特別是巴爾扎克的小說（我推測為日譯本《人間喜劇》系列）值得參考。不過，他自嘲是個懶人，巴爾扎克的小說一頁也沒讀，實在愧對工藤老師的好意……。
從僅存的文本來看，我認為吳濁流這種說法屬於謙遜之詞，因為他都能透過小說人物對話說出「日本の文化は翻訳ものが多い。日本語一つ覚えさえすれば、世界の文献に通じる便利がある。」（日本的文化中，翻譯作品佔了很大比例。只要學會日語，就能輕鬆閱讀世界各地的文獻，這點非常方便。），他豈可能不大量吸收那個時代西方文學名著的精華？我最欣賞這種說法了，自己明明大量讀書，卻說連一頁都沒碰。
有一種說法值得思索：能量比你大的人鼓勵（成就）你，能力與你相當的人欣賞或佩服你；能量不及你的人，嫉妒排擠攻擊你。
真是有趣的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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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愚與怪僧：拉斯普丁
在吳濁流的日文長篇小說《胡志明》第三篇裡，他透過主角人物的對談，提及帝俄時期拉斯普丁的名字，令我很是好奇，於是，上網尋找二戰前的日譯本。就此來看，吳濁流的閱讀量大而廣泛，正如他們那個時代的常用語「該博=博學」。的確，小說家不但要寫活人物與故事，還得不著痕跡對博學深化自身的追求。
標籤： 隨筆
戰爭與音樂及其美術
我喜歡「大悲無情」這個用以呈現佛法修行境界，亦即以超越私情、冷靜理智的「無情」（不動心、無執著）態度，來實踐平等、無私的「大悲」願力。
我知道一般人無法抵達這個境界，我本人更無此修為。因此，我把它傳化為對研究歷史寫作的自我要求。因為這個努力是我能決定和實現的。
簡言之，不必造神運動與拉抬神轎，不遵循政治正確的利多路線，不以特定政治意識型態為馬首是瞻，而是盡可能理解當時歷史政治環境與現實侷限，以簡潔樸實的語言將「儘可能的歷史面貌」恢復出來。當然，閱讀更多的史料和專家的研究成果，可以避免單賭押注的風險，畢竟誠懇正直的歷史寫作向來與激揚的愛國主義無關。
延伸閱讀：
古川隆久《戦争と音楽——京極高銳、動員と和解の昭和史》（中公選書，2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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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散記
最近，去年開始我寫作工作量大增，讀書的時間減少許多，向明目書社訂書亦變得稀少。說來奇妙，當我浮現這種想法的時候，昨日下午，就收到明目書社寄來的訂書了。這次寄書共計40冊：新書13冊；二手舊書27冊，對我可謂是大豐收。
我預計比較閱讀增進翻譯技藝的硬書全齊了，接下來，就是我用之以精煉文字的時刻了。日文版バリントン．ムーア《独裁と民主政治の社會的起源：近代世界形成過程における領主と農民》上下（岩波書店，2019）為師友三國大介所贈；簡體中譯本「美」巴林頓．摩爾《專制與民主的社會起源：現代世界形成過程中的地主與農民》（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12）一書，則要感謝明目書社社長的友情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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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更多書評這樣的資糧
某日，朋友X問我：讀書和撰寫書評能給自己帶來什麼利益？的確，從功利角度來看，做上述兩件事毫無「利益」可言，而且還得更多精力與金錢，怎麼看都不划算。我知道這樣說，又得解釋這個看似矛盾的問題：你既然知道這樣做是亟不划算的，那麼為什麼偏為逆向而行，違反一般人的正常邏輯？我看法有點怪誕：既然在現實世界中得不到任何可兑現的「利益」，何不把它們視為人生的樂趣，以此作為大補品來滋養自身？
以平山周吉《昭和史百冊》、原武史《可視化された帝国：近代日本の行幸啓》這兩部書為例：我從《昭和史百冊》一書中，得到很多值得探究的好書，以深化對昭和史的認識，打開歷史通識的大門；此外，我從《可視化された帝国：近代日本の行幸啓》（頁294）裡得知，1923年4月裕仁皇太子日治時期來台灣巡幸的相關細節，以及以「行幸」為主軸視角的通史寫作，我認為這為有志於歷史寫作的同行與後輩提供了重要參考。僅此這些歷史脈絡的整理與呈現，即是很大的功德了，亦是利他主義的範例。
推薦書目：
原武史《可視化された帝国：近代日本の行幸啓》（みすず書房，2011-11）
平山周吉《昭和史百冊》（草思社，2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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