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時代變動的起點：《〈戦後文学〉の現在形》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日本近現代思想史的研究者，除了解讀和吸納專家的思想史正典技法之外，他們仍熱衷於以文學史視角撰寫的評述納入考察的範圍，亦即文學史式中的思想關懷，使其思想之大網不致缺漏，當然僅僅聚焦於政治思想史的變化，必然少了人文思想與可讀性。近年來，我正在編譯一部40萬字《近代日本思想史入門》，正是借鑑了這種方法。

 

在我眾多日文參考書目中，紅野謙介．內藤千珠子．成田龍一 編《〈戦後文学〉の現在形》這部文學評論集，很值得細讀與深思。首先，有的論文擴展了我的思考與文學視野，有的則觸發了我某種思想探索的靈感；尤其當我們進入日本戰後思想的複雜特性時，就會要求我們閱讀觀點新穎的評論，以免陷入左派與右翼的激流之中。朋友Y君說，我想了解更多日本戰後思想的面貌，但不諳日文，似乎只能依靠中譯本，而且非系統性地閱讀，很難讀出個究竟，更不能追本溯源了。對於這一點，我愛莫能助，僅能以摘譯序言的方式，溫暖求知若渴的Y君了。當然，我認為最根本的解決方法是，從此下定決心學習日本語，直到通透日本語的奧妙之境。

 

序言 〈戰後文學〉的當代樣貌 / 內藤千珠子

 

在日本，長期以來普遍存在一種感性認知，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之後稱為「戰後」，並將其與脫離戰爭的和平意象聯繫在一起。所謂「戰後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這類時間概念，可以說正是透過否定戰爭的暴力，進而建構出以和平為前提的想像力。從戰敗至今，「戰後已經結束」或「戰後永不結束」這類論調，時而此起彼落地反覆出現。無論視為已結束或未結束，被強調的始終是圍繞「戰後」所共享的感性；從這個意義上說，在日本的歷史意識中，「戰後」確實一直延續至今。

 

迄今為止，學界一直透過「戰後」一詞，從當下的視角出發，對歷史進行重新語境化的學術檢證。在歷史記憶之爭日益激烈的今日，梳理關於戰後的知識資產，仍將是一項重要的課題。

 

然而，另一方面也存在著以「戰後」框架所隱匿的暴力為主題的問題意識。毋庸置疑，所謂「戰後」的歷史時段，雖然是日本近代帝國暴力延續的產物，但「戰後」的框架卻對帝國與殖民地關係所造成的非對稱性當下施加了偏見。這種偏見衍生出一種結構，例如，對朝鮮半島南北分裂的狀態、朝鮮戰爭至今仍處於「停戰」狀態的現況，往往漠然視之，並未將其視為日本當下的問題。換言之，「戰後」這個框架，持續培養出一種將戰爭這類事件視為日本過去之事，或視為發生在日本境外之事，從而將其從日本脈絡中割裂開來，並視為與己無關之事來處理的感性；而「戰後」也正作為一種圍繞歷史與當下的透明暴力裝置而發揮作用。

 

「戰後」框架所具備的這種有效性與暴力的雙重性，同樣也隱含在「戰後文學」之中。迄今雖然已撰寫了無數戰後文學史，但可以說，點綴戰後文學史的戰後文學正典中，蘊藏著大量透過重讀，將歷史事件向當下敞開的契機。無疑，戰後文學所具備的批判性──正是這批判性塑造了戰後的實質內涵──至今仍具有值得重新檢視的價值。

 

然而，另一方面，戰後文學史顯然體現了戰後框架所蘊含的暴力，以及文學史所具備的排斥力學。那些以男性、日本名字、權威化的專有名詞作為作者名並列的戰後文學敘事，正是將日本近代的帝國暴力封存於不可見的領域而建構而成的。其結果，出身於殖民地的作家、女性作家，抑或階級與貧困問題、原子彈爆炸這類事件性等，這些被邊緣化的現象，逐漸與「戰後文學」的核心產生差異，並被「在日文學」、「殖民地文學」、「日語文學」、「女性文學」、「無產階級文學」、「原子彈文學」等特殊框架所烙上特有的標記，最終被驅逐至文學史的邊緣。

 

 

第一期（1945~1970年）是所謂「戰後文學」的時代。這是「政治與文學」主題被激烈討論的時期，親身經歷戰爭的一代人，透過記述戰爭體驗並將其作為記憶來敘述的文學，將戰爭的實質結實於作品之中。

 

第二期（1971~1989年）是所謂的「後戰後」時代。這段以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為象徵、直至冷戰結束的時期，是以泡沫經濟為背景的慾望與消費時代，其中包含新學術主義的流行，對既有價值的反彈與對抗皆被轉化為敘事。

 

第三期（1990~2020年）既是戰爭受害者倖存者證言的時代，也是歷史否定論與仇恨言論肆虐、圍繞記憶展開鬥爭的時代。文學正與被剝奪的聲音、沉默，以及仇恨的暴力對峙。另外，由於本書的籌備始於兩年前，雖然未將當前的新冠疫情作為主題探討，但可以說，在疫情肆虐（大流行）之中，無論是圍繞記憶的故事，抑或暴力的結構，皆正受到變異與更新的動力所衝擊。

 

在編輯過程中，基於「為了批判迄今為止的『戰後文學』框架本身，需要一種有別於正典化動力的構圖」這一問題意識，我們對作品做了取捨篩選。因此，部分讀者瀏覽選入的作品群時，或許會對第一期感到「戰後文學」正典未盡收其中而產生缺憾；至於第二期與第三期的作品，亦可能對將其置於「戰後文學」框架下審視感到扞格。然而，本書所選作品，乃是編者從當代理論視角回溯過往時，判定其蘊含著唯有透過當代閱讀方能顯現之主題的文學系譜。為兼顧優質書單指南的功能，同時透過文學語言呈現思考歷史當下的批評視角，編者認為必須採用一種能引發思考的編排結構。

 

在「戰後」這條時間軸上積累的智性實踐正遭輕忽的當下，想像力往往被封閉，他者亦逐漸隱沒。本書試圖透過「戰後文學」這個框架作為鏡子，抽離其中映現的構圖，同時重新審視框架本身必然蘊含的暴力性，藉此開創當代思考的可能性。

 

 

推薦書目：

 

紅野謙介．內藤千珠子．成田龍一 編《〈戦後文学〉の現在形》（平凡社，2020-10）

 中書外譯的彼方

星期六，日語專家林瑞景先生捎來文化部獎助「中書外譯」訊息：「台湾原作の出版作品の海外出版を奨励し、台湾文化の国際的な認知度の向上を目指し、台湾出版産業の国際市場開拓を支援することを目的に、文化部（省）は「翻訳出版奨励計画」を実施しています。」。瑞景老師大概得知我的長篇小說《七日妓典》（春暉，2026）剛剛出版，因而希望我運用這個機會。我由衷感謝這份友誼。坦白說，我創作小說純粹是個人愛好，不考慮不迎合書市需求，只為自我意義的完成，對思與行的實踐而已。

3月27日，我亦將《七日妓典》寄給師友兼智庫末岡實教授及其高徒翻譯家泉京鹿女士，以及我敬重的文友劉燕子老師、作家真木由紹的稍後寄上，以分享我出書的喜悅。話說回來，我並非孤高之人，如果有翻譯家願意吃苦頭：翻譯我的《七日妓典》，我合十感恩。我認為作家的作品透過翻譯獲得傳播，就是以另一種面貌與新世界的交流。

 清明備忘錄 / 邱振瑞

並非半夜雷鳴了

才想起清明節

並非雨絲紛飛

濕潤了青草墓地

更不是慈悲之風

吹拂靈骨塔與塵埃

一切皆非虛妄

而是實存

 台灣烏龍茶與咖啡之夢：林哲夫《喫茶店の時代》

 

今天，接受S的建議，我嚐試在Threads發表帖文（因字數限制），長文依然在我個人社群媒體和方格子上發表。

 

自從迷上手沖咖啡之後，我開始系統地購入咖啡相關知識的書籍（英文、日文、中文），其中以歷史學文化思想論述優先購入閱讀。

在眾多咖啡專書之外，我認為林哲夫《喫茶店の時代：あのときこんな店があった》（ちくま文庫，2020年4月）這部文化隨筆集，值得一讀，作者用通史的方式回顧日本作家品嚐咖啡的歷史，這些文化智識（氛圍）給咖啡愛好者很大幫助，書後面有關鍵字及索引，使用非常方便。

 

台灣茶館 / 林哲夫

 

台灣喫茶店（台灣茶館）於明治38年（1905年）在竹川町（銀座七丁目）開業，後遷至[1]尾張町二丁目（現銀座六丁目）。該店以販售烏龍茶為目的，茶水搭配點心售價一毛錢。店內通稱「烏龍」，由七、八名女侍應提供服務。起初並未稱之為女侍應，而是使用「女侍」這種矛盾的稱呼。

 

「這是一家自明治三十九年（1904年）起便屹立至今的老字號，早在後藤（新平）、祝（辰巳）、大島（久滿次）、下村（宏）等台灣民政長官更迭之前，便致力於推廣台灣茶，某種意義上可謂是日本首家咖啡館。中澤安五郎老先生能注意到這款烏龍茶，確實是時代的先驅，如今他身兼東洋協會評議員、鐵道協會評議員、京成電車遊樂園顧問、總房協會常務理事等多項職務。這家咖啡館初創之際，後藤新平先生也曾光顧，而竹越三叉漁郎等人更是頻繁出入，簡直像在自己的辦公室一般。那時除了烏龍茶之外，還供應四、五種洋酒，並提供美味的西式料理；至於店內有名為「小鈴」、「小幸」等美女女侍，這點正如先前所詳述的那樣。」[2]

 

眾所周知，台灣的烏龍茶品質良好，三井合名公司亦曾於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嘗試將其商品化。然而最終公司轉而投身以出口英國為目標的紅茶製造，並於昭和二年（1927年）成功以「三井紅茶」之名推向市場。

作家水上勉曾如此記述：「據選集記載，《台灣喫茶店》是由一位原新橋藝妓於明治三十九年開設的店鋪。該店位於面朝銀座大通的六丁目，介於現今小松商店與片岡瑪雅美容院所在建築之間，推測應是「高源」所在的附近。[3]《宇野浩二傳》（上卷）」

宇野浩二正是在這家烏龍茶店，邂逅了日後成為他晚年妻子的女侍星野玉子。佐佐木茂索如此回憶當時的情景：

「當時銀座有一家烏龍茶店，專門供應台灣烏龍茶，我想那應該是當時這類咖啡廳的先驅之一，但店裡客人並不多。我們經常在那裡碰面聊天。因為我當時就在那家烏龍茶店附近的時事新報社工作，在那裡見面很方便；但後來我才明白，對宇野浩二來說，去那裡還有另一層意義。[4]」

原來宇野是特地去見玉子的。

水野仙子於大正三年（1914年）發表的題為〈散步〉的短篇中，烏龍茶曾登場。文中對失業丈夫與妻子兩人一同前往銀座消遣時，對其妻子的心理描寫十分精妙。

「我們去銀座走走吧？好久沒去了呢。」

「然後喝杯烏龍茶。」

兩人從郊區乘坐電車，在萬世橋站下車。接著決定漫步前往銀座。不過，就在穿梭於熱鬧街道的途中，兩人卻發生了小小的爭執，結果連烏龍茶都沒喝就折返了。

「不知不覺間來到了台灣茶館門前，丈夫停下腳步，對正要大步走過去的妻子喊道：

『喂，不進去嗎？』

妻子避開丈夫的目光，沉默不語。當丈夫一臉責備地走近時，

她說：『沒錢，還是別去了吧。』

然而，這完全出乎意料，其實只是經過店門口時，不經意瞥見入口處一雙漂亮的女子木屐，才突然覺得不想進去。他害怕那裡會坐著什麼樣漂亮又高貴的女子。」[5]

東鄉青兒（譯注：日本現代西洋畫家，以繪畫女性畫像聞名。）清楚記得中學時期喝過烏龍茶，那應該是大正初年（1925）吧。

「那家烏龍茶館，狹窄的房間裡掛著像支那（中國）對聯一樣的東西，端上的是散發著香蕉香氣的煎餅配茶。

我記得那裡有位出生於小笠原的混血女孩，露出一縷白皙的髮際，但那異國風情的美貌，對我這個窮學生來說，簡直是遙不可及的高嶺之花，光是看著就覺得面紅耳赤。

後來透過他人聽說那名小姐嫁給某位畫家時，我仍覺得那彷彿是月球上發生的事。」[6]

雜誌《ニコニコ》第十七期刊載了一張明治45年（1912）於銀座台灣喫茶店拍攝的照片。那是當時日本邀請了約五十名被稱為高砂族（原住民族）的台灣原住民來訪時拍攝。內文記載他們是在靖國神社觀賞相撲後來到此處，照片中，數名來自台灣的客人混雜在眾多笑容滿面的日本人之中。其中還有一位身穿和服、膚色黝黑的女性，據報導，她似乎是與一名為ヤユツ的日本人結婚的台灣籍女性。

這家堪稱日本進軍亞洲象徵的「台灣喫茶店」，究竟營業至何時呢？關東大地震（1923）後，村嶋歸之曾留下這樣的記述：「店門前的一部分似乎租給了米店，已不復往日風采。」而在永井荷風《斷腸亭日乘》昭和6年（1931）11月3日的記載中，提到「獅子咖啡館」已遷至台灣喫茶店的舊址。

 

[1] 安藤更生《銀座細見》（中公文庫，1992年版）。此外，雖然有許多書籍記載其於明治39年（1906年）開業，但根據《大阪朝日新聞》1922年12月6日至8日刊載的〈銀座的烏龍茶〉一文，開業時間應為明治38年（1905年）12月。起因是農商務省為在聖路易斯博覽會上宣傳烏龍茶而開設了茶館，負責此項業務的中澤安五郎隨後在銀座開設了店鋪。由於烏龍茶中加入了牛奶，起初被視為「供應奇怪茶飲的店家」而遭人敬而遠之。據稱，該店於明治39年（1906年）在上野公園舉辦的共進會上設攤，此事引發熱議，使經營步入正軌。以上內容摘自神戶大學經濟研究所《報紙報導文庫》。

 

附記：我摘譯這篇「台灣喫茶店」文化隨筆之後，亦經由這樣的激發與聯想，我興起了一個念頭：將來把永井荷風的《斷腸亭日乘》（七卷本）翻譯出版，以利中文世界的讀者讀個暢快。

 H父子的台北之旅：小津安二郎

三月中旬，日本朋友H與其長子來台北短暫旅遊（四天三夜），出發前（二月），H熱情說若需購買什麼書籍，儘量吩咐他樂意代勞。長年以來，我熱衷日文書籍的閱讀，但對於這樣的好意，我不得不猶豫。經過多年得出的經驗，若非我真情相交的好友，我不委託「朋友=（對方亦深受其擾）」購買日文書，這如同占了對方便宜，甚至有借勢借端之嫌。

這次不同。這是H睽違十五年重返台北舊地的旅遊，我應當接受他的好意，大方地請他代購日文書籍。一直以來，我想購入《宮武外骨著作集》8卷本，以作為研讀與編譯的文本，神田的澤口書店裡有這套書（復刻版），品相完好未拆封。不過，我想到這套書重達十公斤，由腰骨不佳、年近七十歲的H提扛「重物」，於情於理說不過去。這時候，書店貼心想出一個妙法：可以代客人以空運或海運方式寄至台北。這套書我不急用，以海運（與空運費相差不多）寄至即可。於是，我的專業用書《宮武外骨著作集》比H父子提前抵達台北了。另外的書籍：《小津安二郎全日記》、《小津安二郎大全》、吉田修一《國宝》（上下冊），則在他們抵達當天傍晚送至我的手裡。

在此，我再次感謝H，他在我讀書歷程中雪中送炭，與駘蕩的春風一同到訪。

 異鄉與故鄉

人生的際遇各有不同。

很多時候，深愛過的「異鄉」就成了「故鄉」，但亦有相反的，有人主動將「故鄉」改為「異鄉」，以異鄉過客自居，並深度迷戀這種虛無的流浪。

 下雨天適合編輯會議與寫作

 

我覺得，廖為民兄（台灣禁書研究者）自三峽搬回老家開設中央藏書局、積極投入「雲林文史研究學會」運作之後，他變得更勤奮富有朝氣，持續大量讀書（台灣史），其第六部作品正順利進行，不久後，讀者就會看到這個成果。

 

接續上面的話題。

近來，我因書稿繁忙（心有罣礙），經常晚睡早起，漱洗（振奮精神）吃完早餐，就立即上工了。就在這時，為民兄捎來簡訊：傍晚六點半，可否時間一會？我心想，手頭工作尚未完結，不宜外出會見朋友。但後來又想（具體說來，我為友催稿的編輯魂瞬間復活起來），我何不趁此時間，行使「督促」的正當性，探詢其寫作的進度？在這個利他為善的支持下，我疾步前往了新純香款茶舖，想不到他提前到達了。原來，他下午拜訪出版界的前輩朋友L，所以提前到來了。

 

簡短寒暄後，我的目光隨之投向其隨行那只沉重的背包（我目測為15公斤左右），任何人都會對此感到好奇的。我問其這次購書成果（茉莉二手書店、前衛出版社）？我話音剛落，他旋即取出背包裡的好書向我介紹，我接過書籍隨手瀏覽起來。頓時羨慕起來。有切身體驗的人都知道，作家全力忙於寫作與校讀，實在騰不出時間「讀書」，更遑論走進「潛心研究」境地了。對我而言，不讀書如沒吃飯一樣，時間一拉長，儘管尚未變得面目可憎，但那種廣闊的焦慮感就如夏日野草般瘋長起來。

 

這就是作家面臨的兩難局面：只耽於讀書而不寫作，寫作動力就會變得薄弱蒼白，如果不及時調整（修煉），最後必然成為寫作的逃兵，一個自以為是（以幻想為主）的空殼之人。

 

稍後，我直奔主題了。據他透露，其主持的中央藏書局裡，台灣史相關方面的著作至少有1000餘冊，這是何等龐大的數量？我立刻浮現一個構想：他有能力為每本著作寫上每篇500字讀後感言，這樣就能得出50萬字讀書札記，其實，這亦為讀者提供廣義的台灣史研究的書誌。這是利他為善的作為。或許，經由我熱情之火的點燃，他提及對陳芳明的作品（除了詩論之外）情有獨鍾，包括同書各種版本，就有50冊之多。我一想50冊這個數量，眼睛為之一亮。對作家來說，這就是鐵桿（永不退轉）的粉絲。我向他提出一個案例。去年冬天，有個中國的顧客來買茶閒聊清談之間，得知她是著名作詞家林夕的忠實粉絲，還向我們出示其書房裡滿滿兩個書櫃全是林夕所有的作品（繁體簡體版）。

 

這一幅人文風景太令人震撼了！

我說，下次遇見林夕的時候，一定轉告這項消息。某日，林夕路過茶行，我趕緊請他留步，向他出示這張來自東京忠實粉絲的藏書風景。他看完這兩張照片甚為驚訝，這一位超級粉絲比他自身作品的收藏更豐富完整。我提出這個具體案例，目的只有一個，為民兄手裡有50冊陳芳明的作品，每部作品寫上500字讀書（購書）感想，這樣下來，就能得出一部25萬字的隨筆作品：《我的「陳芳明書房」》。眾所周知，對同一作品的解讀，因每個年齡階段（人生閱歷），自有不同的解讀與感悟。我始終相信，凡是出自真誠之心的閱讀，就是真品與正牌。而每個真誠心量寬闊的人，都能寫出別具意義的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