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緣分與自由出版

我越發相信這樣的事實：在命運之神的安排下，每個人都有各自奇妙的因緣，有的只是匆匆一會，就得轉身離散，有的則由此開啟了另一段新的旅程。

近月以來，應該是書神特別眷顧我，慷慨地為我迎來出版新書的機緣。

某一日，與文友S聊起文壇與歷史寫作的話題，說著說著，話題轉了幾個彎，轉向了我今年下半年度有何出版計畫？面對真誠相待的S，我自然要坦白以告的。聽完我即將執行的出版計畫之後，熱情洋溢的S立刻為我引薦給○○出版社總編輯（曾留學日本的文學博士．現任大學教授）。沒多久，我們開始了關於出書旨要與文字的通訊。

在一封回信中，我如此表達自己的立場：在出版方面，我向來深信「緣分決定論」，對方（社長）是否接受出版，其實早就注定好了，居中介紹者切勿為這種事擔憂焦慮。更直截地說，我絕不能給善意的介紹者增添任何壓力，這是做人的基本之道，亦符合我信奉的「緣分決定論」。

接著，S直問我的出版計畫及具體作為，對此，我很真誠地和盤托出。當下，正全力整理四部著作的書稿，與此同時，亦開放與其他出版社的接洽。倘若此路無緣，那就自費出版吧，一本一本地出版，直到自己寫不動那一天為止。在我看來，自視得意的書稿一旦完成（不論是原創、編著、編譯），它就應帶著利他主義的信念予之出版，只有融入人間煙火，它才能獲得新的意義。我打趣地說，如果上天認為我尚有用處，賜予我一二十年的時間，我自信還能寫出十餘部優質的著作來。

回到開頭的旨趣。我自始至終仍然認為「緣分」先於出版社的「允否」，相信這個命定論，才有不予外求的瀟灑自在和完全的自由。

 邊陲與中心：日本和尚能海寬

對熱衷探尋明治時期日本僧侣到異國宣教、探險或遊歷的研究者，定能知道日治時期隨軍來台灣設立東本願寺的僧侶及其布教活動，包括像真宗大谷派僧侶能海寬（1868-1923）於100多年前入藏（進藏行記）探險的事跡。

當然，對這段歷史不感趣、不關注或不研究這命題的人，他們的行止與足跡就不是中心，而是無用和被漠視的邊陲。不過，從長時段的歷史來看，這些世俗的評價並不重要，因為詮釋權並非恒定之物，有時候因於為突顯時代精神的需要，原本的中心論就得讓位被挪移，而冷清的邊陲又將回到眾所擁戴的中心地位。

延伸閱讀：

《日本和尚能海寬：中國西部紀行（1898-1901）》能海寬 著 何大勇 譯（雲南人民出版社，2025-4）

 亦師亦父亦友的機緣

近日，我忙碌於整理書稿，甚少到山外圖書社走動。昨日，突然湧出一種微妙的感覺，也就是可以覓得好書的預兆。

果不其然。我走進位於地下室的店內，很快就找到了這部好書：「德」．路德維希．德約（Ludwig Dehio）的《德意志與二十世紀世界政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5-12）。由於這是我鍾情的領域與議題，全書15萬字，在這兩種利我的條件下，今日上午我就讀了大半，可以說是我今日最大的收穫。

順便一提，該書末附錄有席德（Theodor Schieder）所撰〈憶德約〉一文，他概括德約的思想成就及其師承關係（自由主義政治史學家弗里德里希．邁內克），頗為中肯與精到：「總體來說，德約將亦父亦友的邁尼克視為榜樣，認可他所堅持的理性共和主義，以及逐漸遠離的僅從外部政治角度出發的權力觀。」頁123）。

進一步說，我的關注點還落在了他們「亦父亦友」的關係上。德約出身於學術家庭憑其勤奮嚴格治學的精神，獲得了博士學位。但比這更重要的是，他受其父系家族以及父親喬治．德約（Georg Dehio）身邊一眾學者的影響，他很早就培養出廣泛的興趣，與邁內克的往來亦來源於他的父系家族。對於致力於思想（政治）史領域研究的人而言，起步甚早的德約有著如此的學術淵源（資源），的確令人羨慕。這如同丸山真男少年時期其父與長谷川如是閑的朋友關係一樣。丸山真男就是幸運之人，因為他比同齡人早慧，並受其家庭的恩澤就與父輩的長谷川如是閑談論日本政治思想了。

就此意義來說，凡是矢志獻身於嚴謹的學術生涯（或投身歷史寫作），的人，在這條孤獨的道路上，他們若能得到「亦父亦友、亦師亦友」的機緣，絕對是有福報與幸運之人。

 成田龍一及其歷史論集

有些時候，社群媒體真能發揮架橋搭線的作用。我們選擇並走入了這座橋樑，就能得以與思想氣質的同行交流，就這個意義而言，這或許是我們現代人的幸運。

今天上午，臉書向我推介可能認識的朋友：成田龍一教授的訊息。必須說，當下我有點驚訝，細看主頁之後才知道，原來我們有共同的朋友（吳佩珍教授），於是，我才消除擅自叨擾的顧慮，向他發出了交友邀請。

事實上，我之所以向他發出交友邀請，很大原因在於，我是成田教授著作的深度讀者，對其日本史學及文化評論（包括相關編著）甚為佩服，並以此作為我歷史寫作方面的範本和參考。

以其三卷本歷史論集為例：《方法としての史学史》、《「戦後知」を歴史化する》《危機の時代の歴史学のために》（岩波現代文庫，2021-3），即系統性地深入日本戰後史的經典之作，它不僅精要地介紹日本戰後歷史學的脈絡與變遷，筆尖還觸及文化思想互為鑑照的命題：有對松本清張、司馬遼太郎、山口昌男、見田宗介、大江健三郎、辻井喬、井上厦等作品提出深刻的點評與省思。在此，我又想起作為利他主義的翻譯這個概念，我由衷期待著成田龍一這三卷本早日刊行繁體中文版，饗熱愛日本戰後歷史學的台灣讀者。

 等待合集

依我的買書習慣，若是遇見套書或多卷本文集，我又有寫作與閱讀的需要，（並不在意書價），多半會快手買下。我不喜歡事後追悔的折磨，尤其那種因小失大和自我否定，時間久了，它就會變成一種心理頑疾。當然，很多情況下或機緣未到，你買到缺冊的文集，自然有遺憾之感，總會辦法把那套書（文集）整全起來，不管花費多少時間，就是要將之合集，對我而言，比起單冊閱讀整全深入作者的思想高峰，來得有歷史完整性和和有意義的多。

我手頭這部秦郁彥《日本人捕虜：白村江からシベリア抑留まで》下（中央公論，2014-7），是師友三國大介所贈。在此之前，我曾對這個歷史命題做過短程的探讀，後來因時間精力有限，終又回到自己熟悉的領域上。現在，我唯一的做法即把下集讀完，等待時機補買上集，到時候，上下合集起來，透過靜心通讀的錘鍊，那將迎來一種新意義的重現。

 套書為我解套

 

前一陣子，因工作關係甚為忙碌，幾乎沒能深度閱讀，這就是作家的兩難之境：投入高強度的寫作，閱讀量自然變少。儘管如此，遇到好書現世，不買心有不甘，最後仍會果斷地至書店收銀台結帳。這一次，收入我書庫的即《劍橋世界暴力史》系列叢書。第一卷、第三卷我委託明目書社購得的，第二卷在天龍書店意外發現的。

 

坦白說，我對於多卷本的大套叢書向來青眼有加，即使短時間內讀不完，日後有充分時間再讀不遲，至少比想讀的時候卻無書可讀來得有底氣。依我的閱讀習慣與順序，我仍以日本史學相關的論述優先，我覺得英語世界論述的日本史，即使譯成了中文，仍可從中發現許多新穎的觀點。

 

此外，我適應於日語論述的敘事風格，有趣的是，閱讀中譯版之後，往往有一種解除束縛之感：從固定而熟悉的日文語法中走出來，重新獲取到嶄新的語言表述，與此同時，我還在這種轉譯的空間裡，尋到一種靈感與意義的再現。出於這樣的動機，我首先讀起《劍橋世界暴力史》第二卷上冊：大衛．斯帕福德〈中世日本的武士政權與暴力規制〉（pp.184-205）。閱讀一個小時，我稍為遲鈍的中文語感就這樣活絡了起來。

 （續）作為利他主義的小說翻譯：祖父江昭二：〈回憶葉山嘉樹二三事〉

 

日前，王幼華教授發來訊息：葉山嘉樹的名作《濁流》發表與出版日期？這是個有意義的課題。

    出於對日本現代文學的好奇，葉山嘉樹的作品我讀過幾部，但談不上專門研究。

因此，問到《濁流》幾時刊印出來的，我實在沒辦法正確地給予答覆。於是，我開始查閱資料和文學辭典，有了小小的發現，或許文學史家並未將《濁流》視為葉山嘉樹的代表作（而是《海に生くる人々》（在海上拚搏的人），有些文學辭典（年表）未予錄入。不過，多翻找幾冊文學辭典總是有用的。原來這部作品發表於《中央公論》（1936年7月號）。其後，我又幸運地找到1940年版《濁流》封面。

 

必須說，我經由這次翻閱文學年表的機會，頓時有一種感悟：勤奮寫作是文學作家的天職與責任，行有餘力還得為被湮沒的文學作品仗義執言，當然了，對於那些被過度評價的作品同樣要勇敢地袪魅。以下，我摘譯日本近代文學研究者祖父江昭二的隨筆，與讀者朋友分享。

 

〈回憶葉山嘉樹二三事〉

一提到葉山嘉樹，人們往往只關注《在海上拚搏的人》、《妓女》或《水泥桶中的信》等初期作品。既然這些是他的代表作，我想這也是理所當然的。

然而，若要我此刻大膽地說出自己的想法，我總忍不住想捕捉那位寫下《在海上拚搏的人》與《水泥桶中的信》等作品的作者，在其晚年那複雜而悲劇性的神情與姿態背後靈魂的真實樣貌。雖說將四十多歲稱為「晚年」總有些難以釋懷，但總之，當我閱讀他在那個時期寫下的隨筆時，不知為何，那段「閒來無事，日日對硯，將心中浮現的瑣事隨意寫下，竟然莫名地令人心神恍惚」的文字，便會與吉田兼好無關地浮現腦海，令我感到難受。

 

葉山嘉樹幾乎每天都去河邊釣魚、並在水中沐浴。有一次，在他頭頂上，一隻不知是巨鷲還是鷹的鳥，開始悠然地盤旋飛行。那時候，他確認對岸無人之後，便朝著空中的鷲大喊：「喂——，可別搞錯了。我是人啊！」不久後，我……披上和服外套，穿上膠底布襪，朝著下游走去。我們臨別之際，我也向那隻鷹舉手道別，接著為了試探牠是否會驚訝，便將接釣竿擬作槍枝試著從槍口窺視牠，但那傢伙卻裝作若無其事。」在此，我這樣推想，寫下《在海上拚搏的人》等作品的作家，究竟會如何描寫那樣的心境？

 

在很多情況下，讀者的目光自然會聚焦於其《在海上拚搏的人》等作品，但與此同時，若要怎樣才能完整理解葉山這位作家——包括其內涵的廣度與深度，以及細膩的層次？進言之，僅只這些是不夠的。我忍不住想說，還必須將那些被輕率地以「思想上倒退」或「作品不夠圓熟」等理由一筆帶過的後期作品，理所當然地納入討論。雖然，我尚未聽聞有人質疑他：真有那麼厲害嗎？但我直言地說，我真心覺得葉山正是這樣一位值得如此對待的作家。

 

彷彿是為了勸誡我這般傾向一般，也有意見認為，對於評價葉山昭和十（1935）年代的作品應當謹慎，然而，葉山恰恰正是與這類質疑者背道而馳的人物。由此看來，他與同屬「勞藝（勞動者藝術同盟）」組織的青野季吉等人，原本存在著某種超越單純氣質的差異，更為本質性的區別。也就是說，青野身為評論家而葉山身為作家這樣的差異，我曾寫過社會主義者青野先生的內在本質可謂是「良識（明智）」；但在葉山身上，卻存在著某種像「良識派」的青野先生無法完全掌握的東西。簡言之，葉山不可能是良識派，而應被視為與之對立的「革命」派。

 

舉例來說，在《在海上拚搏的人》裡那個著名的——或許只是我自以為著名的——場景。葉山讓那位認真、勤奮、甚至富有良知，也就是所謂「優等生（知識精英）」的舵手小倉，在「港鎮特有的餐飲店」裡，被女店員連珠炮般的言辭：「一擊之下便倒地不起」。在現實生活中，大概找不到哪個女店員能如此堂堂正正、滔滔不絕地主張這類言論的，但葉山靈魂深處迸發出的、那股強烈而激烈的反「優等生氣質」情懷，不正是超越了這類良知往往會產生的猶豫與克制，從而成功支撐起此處的文學真實性嗎？

 

而且，我不一一指明葉山的性向與思想特質，但從其後來的作品中發現：其實該作品蘊藏著作家葉山試圖開掘的獨特文學礦脈，正因如此，想必他也伴隨著痛苦與掙扎。

 

因此，若從結果而言，這意味著葉山對受壓迫者、遭輕蔑者懷有溫和的善意；然而，若止步於此未免過於膚淺。在我看來，更為重要的是：在他內心深處，其實正對由上至下「輕蔑」的心態，抱持了厭惡與反感。換言之，我認為他是一位富有特性的作家，他試圖與那種以優劣階層標準來審視事物的精神狀態正面抗衡。

 

正如許多通論，倘若近代日本文化與思想的結構性特質在於階層化的精英優位，那麼葉山便是與這種支配性傾向與之對立的抵抗者。他不僅不被既有的秩序所束縛，甚至更進一步顛覆了它；正因如此，他才得以穿越那個尚未被評斷、輪廓亦未明朗的混沌世界，或許正因如此，他才試圖在那裡建立新的秩序。這條路或許遠離了「安全」與「成功」，但無疑是通往「創造」與「獨創」的道路。良識派或許只會謹慎地注視那條路，卻不敢踏出半步；不過，葉山卻懷抱著堅決的意志，踏上了那條道路。他獨自前行。當然，其失敗是顯而易見的。話說回來，除此之外，他還有什麼道路可走呢？

 

我對這樣的葉山懷有無盡的敬愛。每當看見這樣的葉山背影，總會不由自主地回想與他的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