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老亦需與時俱進

 

這幾年來，我吸納日本文化思想資源的方式稍有改變，如讀累了紙質本厚書，就平躺休息收聽日本YT節目，以耳代眼來獲取嶄新的知識。實際經驗證明，這做法有一兼二顧的實用性，我得知青壯派評論家辻田真佐憲《「戦前」の正体：愛国と神話の日本近現代史》（講談社現代新書，2023-5）這部思想新銳的著作，正是源於這樣的機緣。

 

在那之後，我在日文雜誌上與網路上看到辻田真佐憲的文章與受訪以及談話，其思想敏捷、表述（語速）清晰明快，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簡言之，那樣的思辨風格，很快就能將閱聽大眾融入他精采的敘事裡。

 

在此，必須指出，我認為的「好書」純屬個人所好，其間當然包含作者為學問獻身與博采眾論的匠人精神。試想一下，《「戦前」の正体：愛国と神話の日本近現代史》這部10萬字的入門書，其參考文獻（基礎資料以及各章援述的著作）即多達了121冊，在當今功利主義盛行的時代看來，這絕對是虧本的大傻事。話說回來，正因為有人這樣行所當行不計後果的具體作為，我們在幽微處再次看見激勵同行的亮光。

 福田恆存與〈反體制〉觀點

 

依我的經驗來說，閱讀日本作家的隨筆很受用，因為這種跨文化、跨歷史、跨政治格局的冷眼旁觀，恰巧給了我拓展解讀的空間。以谷田貝常夫 中村保男 編《日本への遺言──福田恆存語録》（文藝春秋，1995）為例，這篇專欄隨筆十分簡潔（300餘字），形式體例不同於其長篇大論，作家本人卻毫不掩飾自身右派保守的政治觀點，事實上這亦符合其思想的複雜性。

 

福田恆存在〈反體制〉文章中，這樣寫道：

 

「我認為這種自明治以來「反體制」的報紙體質，始終作為底層思潮持續傳播。然而即便如此，戰後仍發生了一樁令報界困擾的事件──即美國（對日本）的占領。占領軍意圖摧毀日本的體制建立所謂主權在民的民主主義。換言之，他們以解放者的姿態現身，這已非單純的「反體制」，而是在推動「破壞體制」的政策。如此一來，報紙慣用的「反體制」措辭便無用武之地，等同被剝奪了看家本領，其受到震撼程度如同鴿子遭霰彈擊中一樣。

 

畢竟占領軍不僅剝奪天皇大權、修改憲法、保障基本人權，更承認共產黨為合法政黨。在如此情勢下，報紙要滿足其反體制本性，唯一途徑只剩下抨擊日本政府：「難道日本政府不該像美軍占領當局那樣徹底破壞體制嗎？難道日本政府不如麥克．阿瑟的進步思想嗎？難道日本政府不理解民主主義嗎？」

然而，占領軍的算計精明。原預定於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舉行的「二・一總罷工」，遭到麥克阿瑟下令中止，這即日美蜜月期破裂的首個事件。」

 

在今天看來，我們從這篇隨筆或政治短評可以看清由美國操控的所謂「日美同盟」的本質：一切重大政策的贊同與反對，全取決美國的戰略需求與對地緣政治博弈（利益交換）的掌控。需要你選邊站隊的時候，你就是美國的重要盟友，沒有利用價值的時候，你就是軍國主義的復辟。進一步說，當今，俄羅斯的普京獨裁政權最能演繹侵略有理的例證，將非莫斯科與聖彼得堡的年輕男子送往戰場上當砲火（消耗品），寧願犧牲俄羅斯一代人，就是執意要遂行「特別侵略行動」，至今他依然走路有風並在安全地堡裡吃香喝辣頤養天年呢。

 

（注：二・一總罷工是由日本共產黨為首的左翼諸派，計劃於1947年（昭和22年）2月1日發動的總罷工。其目標在於推翻吉田茂政權，由共產黨與勞工組合幹部建立民主人民政府。亦稱2.1罷工。行動執行前夕，因盟軍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下令中止，此事件大幅左右了戰後日本勞工運動的發展方向。）

 本多勝一：作家終要面對明槍與暗敵

 

出於競爭心理與敗者慣有的嫉妒（積怨），凡是以實力取得成功的勝者著名作家（名人），不管他們是否提前做好準備反制，甚至寬容不以為意，他們終將面對各種明槍與暗敵的抨擊。

 

在一次知性閱讀中，我偶然讀到作家本多勝一的文章。熟悉本多勝一背景（曾任《朝日新聞》記者）的讀者知道，他以犀利批評的文風見長，用日語說法，即辛辣與毒舌的混合物。他嚴厲批評過大江健三郎，還出版專書「電擊」（讀友不要誤會，這是我幽默的措辭，並非真的以電擊棒凌虐）大江健三郎的「軟肋」，因此彼等打過幾次筆仗，各自輸出猛烈的思想砲火。這一次，我在其《殺される側の論理》（朝日新聞社，1982-1），翻譯成大白話，即「被殺者的邏輯思惟」。我認為這書名很耐人尋味，便興趣盎然讀了起來。收錄在本多勝一書中最後一篇題為〈「三島由紀夫流」という活け花の定向進化〉的文章。必須說，如果我們僅看篇名不好理解，以為三島由紀夫又在插花的世界裡掀起波瀾。

本多勝一這樣寫道：

 

若依循某些論調所言──「近代日本，至少戰後的日本，終究未曾誕生過一部能引發真正感動的小說」──那麼身為戰後小說家之一的三島由紀夫，或許也不至於成為特別值得深究的對象。我雖然看過他自導自演的電影《憂國》，也曾在雜誌零星讀過他的隨筆，卻從未拜讀過他的小說。關於隨筆類作品，我雖記不清雜誌名稱，但印象中，除了一篇炫耀自身早熟才華的文章外，另一篇在《中央公論》上為堀江謙一橫渡太平洋辯護的論述亦令人印象深刻。後者觀點我亦深表贊同，因此曾在某篇短論中援引。（我認為）早熟的才子多半會淪為（顯露）落葉松頂枯症般的病態現象，但偶爾也會演變成地質學家所稱的「定向進化」（或稱直線進化、大進化），逐漸成為無法控制自身的怪獸。

 

我觀賞電影《憂國》之時，無論如何都難以將其視為視覺藝術的救贖，但從另一層意義而言，我認為這是值得關注的「現象」。換言之，這或許正是踏上定向進化之路的動物類型的典型實例。最近讀了《中央公論》七月号（一九六八年）刊載的《論文化防衛》（尤以後半部為甚），更確信我當初的預感已然應驗。基於上述緣由，近期我試讀了他的兩部小說：《金閣寺》與《美德的搖擺》。

 

正如音樂本質上首先是「聲音」，文學亦首先從「語言」出發──尤其散文更取決於「文體」。我認為三島的小說展現了足以構成獨立小宇宙的卓越文體。儘管其「解說（導讀）」成分略顯冗贅不合我的愛好，但這終究是值得肯定的藝術境界。若僅止於此，它便如同插花流派般，其本身並無可指摘之處。小原流或草月流之分，終究只是品味差異罷了。（就我個人品味而言，與其說三島小說具備「卓越文體」，不如說，川端康成的小說「更具卓越的文體（特色）」。因此，我再無興致閱讀三島的小說，也不認為他較其他日本小說家特別優秀，總之不過如此。）

 

然而，無論是花道或金魚，一旦踏上定向演化的道路，生物便如無可挽回的癌細胞。縱使自我毀滅，不，甚至在毀滅中尋得歡愉，仍沉醉於自我毀滅的道路上狂奔不息。「三島流（派）」中確實潛藏著易受誘癌物質刺激而轉化為癌細胞的要素。日本浪漫派（注：三島曾為日本浪曼派成員）這門花道，似乎尤其脆弱於這類誘發劑。但進言之，只要不踏上定向演化的軌道，本無需過度憂慮。再者，無論何種流派，總會潛藏著某些癌前病變的徵兆──只是尚未轉化為癌細胞罷了。《憂國》這部電影，我認為是已踏入定向進化軌道後的現象，至於三島走向此境的具體過程，我並不知曉。

 

總之，這場定向進化恐怕已無回頭路。自原始狀態的原生演化，經由所謂爆發性演化的慢性症候群階段後，各特殊化的「流派」便將在慢性症候群過程中朝特定目標邁進。「三島流」當前似乎正處於此階段末期，緊隨其後的終極階段將是「滅絕期」──如同三葉蟲消亡的二疊紀晚期、翼龍等恐龍滅絕的白堊紀末期，各流派皆將絕望地朝自我毀滅的深淵狂奔。

 

毋庸贅言，縱使定向演化的終點是自我毀滅，若僅關乎自身倒無妨。任其自由毀滅吧。讓毀滅成為樂趣。真正棘手的是類似納粹那樣的案例──試圖將盡可能多的人捲入自身的毀滅，甚至企圖上演「眾神的黃昏」。當代日本，三島由紀夫將所謂「無辜者」引向那般境地的力量，幾乎是難以想像的。然而，相較於那些高喊「人民、人民」卻實則毫無民心支持的單純民粹主義者，他無疑具備更強大的動員能力。

 

此類定向進化現象，倒不如作為「反面教材」來加速進化進程。如同越戰時期的美軍，（我覺得）更該鼓動加速怪獸化的進程。例如，雜誌編輯不妨提供平台，讓其盡情宣揚更極端的謬論。如此便能更快迎向白堊紀晚期翼龍的宿命。同時也期盼三島本人能展現更多離經叛道的行動。聽說他繼「F-104」戰機試乘（參見《文藝》1968年2月號）後，還想挑戰跳傘。既然要跳傘，不如讓三島參與他支持的美國越戰（日本國內仍有青年應征入伍），從B-5轟炸機一萬公尺高空縱身躍下，精準降落在北越十七度線附近的砲台區域，屆時必將成為全球矚目的新聞。然而更理想的「行動」，或許是裹著日之丸頭巾，緊抱著BS投下的大型炸彈，完成最帥氣的自爆。依石原慎太郎所言，這對他「矮小的」肉體（其暴露癖應源於此）而言，豈非最榮耀的終結？除「三島流（派）」文風外，我亦推崇其冒險精神（詳見拙著《冒險與日本人》實業之日本社），話說回來，其自身冒險程度似仍未到達其主張的境地。（刊載於《文筆月刊》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號）

 

最後，本多勝一在文章補充寫道：這篇文章完成後兩年餘的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三島先生果然如預期般上演了荒誕的「自爆=切腹自盡」。當時他似乎已進入狂熱的狀態。那場自殺不過是定向進化軌道終點的必然終局，（在我看來）既非真正的勇氣，亦非行動，更遑論冒險了──實際上為自然現象。唯獨我錯估之處在於，他「自爆」的方式，因為其效果遠比預期的更糟，既醜陋愚蠢更帶有漫畫般的荒誕感。（一九七〇年一二月八日）

 午後出航

一個月前，師友三國大介贈書20箱，昨夜，我終於拆箱整理完畢。連日來，我用帆布袋裝書從茶行運回家裡，肩膀肌肉痠痛，真是年歲不饒人！唯一不變的是，我這頑固的老骨頭仍然向老書海航行。

之前，我提及三國大介甚為欣賞子安宣邦的方法論，在這一批書籍中，子安宣邦的著作就有四冊：1.《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解読》（白澤社，2007-3）、2.《「近代の超克」とは何にか》（青土社，2008-6）、3.《「大正」を読み直す》（藤原書店，2016-9）4.《「維新」的近代的幻想》（作品社，2020-9）。

話說回來，我獲得了這麼多思想資源應當做出具體作為才行，深度吸收或將它們熔為一爐，將之轉化成明白曉暢的文字，分享給有緣無緣的讀友，最重要的是，發文後我就得付諸行動。

午後，天氣變冷了。不過，老骨頭依然不能閒著。氣象專家說，海象不佳，不宜出海捕魚，但我認為這適合來一場精神與思想的壯遊。

 士兵的立場：林家成《夢回太武山》

老總編輯林家成兄的狂潮怒濤終於飛濺而出了。

日前，我收到林家成兄題贈的大作：《夢回太武山：半世紀金門阿兵哥回憶錄》（墨言文化，2026-1），通讀之後，對於作者1974年在金門當兵的歷史追憶，有了具體的認識。對我而言，透過這部文筆簡練生動有趣的回憶錄，我得到許多閱讀與寫作的靈感。

例如，我當即取出師友三國大介的贈書，其在早稻田大學的授業教授鹿野政直《兵士であること：動員と従軍の精神史》（朝日新聞社，2005-1），再次溫故知新一下。出於這樣的激勵，我很想對男性土兵置身於戰況極度危急情況下的心理狀態，進一步解讀與探索。當然，如果還有餘力的話，從戰爭社會學史的角度挖掘這幽微與顫慄的心理疾病就更好的了。

 藏在聲音裡的風景

 

三件令人欣喜的事情。

其一、這一期文化大學中日筆譯班的學員們進取且意志昂揚，已顯露出為翻譯之道獻身的覺悟，這是難能可貴的品質。依我看，若非為精進自身的語文能力，僅憑翻譯謀取生計比想像中來得困難。所以，遇到堅決為翻譯事業打拚的人，我們應當給予熱情與鼓勵。

 

其二，筆譯班課程結束以後，我依照往常的線路，從捷運板南線善導寺站乘坐電車前往忠孝復興站，出站後登上陡峭的石階，至台北紀伊國屋書店取回訂書。在半途上，我遇見了一個奇異的風景。當我走過復興北路與市民大道的時候，突然傳來一片喧鬧的鳥叫聲。我尋著聲音探查卻沒有任何發現，這時候，恰巧寒風吹拂不停，但是那眾鳥喧囂依然存在（少說有一百隻），絕不是我幻聽或幻想症作祟。為了消除這個疑惑，我往市民大道方面前進了若干公尺查看，難道附近有大型鳥店或鳥園？可惜，這些探查無果而終。後來，我索性用手機朝百鳥爭鳴的方向（高架橋下）拍照，以印證我原先的推測：那些鳥鳴轟響全藏在交通流量迅猛的高架橋下？我放大照片一看，果不其然。在冰冷的高架橋下，有很多土色燕子窩。原來親燕或幼燕或者其他同類在同一時間鳴叫，其共伴回聲就更響亮了。回到我翻譯的本行：在寒風中，燕子們為何叫得如此熱切？我沉吟了數秒做出翻譯：比風聲更大的是眾鳥齊鳴，不是因於畏懼寒風的撥弄。

 

其三、在紀伊國屋書店取回酒井信的傑作：《吉田修一と『国宝》の世界》（朝日新聞出版社，2026-1）、《松本清張の昭和》（講談社現代新書，2025-12）。接下來，我將隨著這兩部作品展開深度的文學旅程。閱讀需要時間，沉靜自持亦是寶貴之物。

 吾愛吾師的由來

 

晚間，我整理師友三國大介大批贈書中，發現了渡辺浩《日本思想史と現在》（筑摩書房，2024-4）一書，甚為興奮與感動，因為該書裡有一篇其追悼恩師丸山真男的文章，措辭理性情感真摰，即使我在此文發表三十年後讀來仍然感受到力透紙背的人性溫暖。一直以來，我關注著丸山真男的政治思想史，但遠遠談不上嚴格意義上的研究，因此，我謹以翻譯渡邊浩的追悼文與讀友們分享。

〈追悼 丸山眞男先生〉（渡邊浩）

 

本學會會員丸山眞男先生，於本年八月辭世。享壽八十二歲四個月餘。

 

先生出生於一九一四年，一九三七年自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後，即獲聘為助教（指導教授為南原繁），一九四〇年晉升副教授，負責新設之「政治學政治學史第三講座」（通稱東洋政治思想史講座，一九六五年更名為「亞洲政治思想史講座」）。一九五〇年晉升教授。1971年因健康因素退休，但仍以研究生院兼任講師身分，強忍病痛持續指導後進至1974年3月正式屆齡退休。在此之後，他仍憑藉堅韌精神投入研究與著述，以日本（乃至地球）一公民身分發表見解，同時以寬厚耐心持續回應海內外學者與市民的各類求見請求。然而自今年晚春以來病況惡化，在東京異常酷暑的第五十二個「八月十五日」，終究與世長辭。

 

試舉一例，今日對日本政治思想懷抱學術興趣者——無論專業學者或業餘研究者皆然——多半閱讀過其《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日本的思想》《讀〈文明論之概略〉》、《忠誠與背叛》等名著。當然，這並非意味著書中所述皆被奉為金科玉律而虔誠奉行——學術界不存在這種道理。儘管如此，即便其五六十年前撰寫的副教授論文，當代德川時代思想史研究者亦無法與之輕忽。自一九四二年以來，先生對福澤諭吉的研究，當代學者亦無法繞過它。這些著作在研究史與「學問的思想史」中，皆構成了學者定位自身立場的堅實座標。凡先生涉足的知識領域，或多或少皆呈現此種特質。更難能可貴的是，其橫跨廣闊領域的諸多成就，竟能如此精妙地相互呼應。正因如此，先生以自身努力部分克服了其曾指出的困境——「我國未能形成某種思想傳統，使其能強制賦予各時代觀念與思想相互關聯性，使所有思想立場皆須透過否定關係來確立自身在歷史中的定位」（《日本的思想》頁五）。若果真如此，包含本學會會員在內的許多人，在深層意義上，或多或少都可稱為「丸山學派」的成員。

 

另一方面，老師並無「弟子」。至少從老師的措辭來看確是如此。即便在談話語境中本可直稱「弟子」之處，老師仍刻意採用「研究室裡由我擔任副教授指導的助手或研究生」（《丸山眞男集》第十二卷，頁264）這般迂迴的表述。這或許源於他對新制大學理念的恪守——研究人才的培育不應是師徒相傳，而應遵循制度由教授團整體執行。這種態度不僅體現在實踐中，更貫徹於言語表達。類似這般嚴謹甚至近乎固執地恪守自身認同理念的姿態，在先生言行間屢見不鮮。其背後或許隱含著這樣的認知：那些輕蔑一切公共原則、高喊「就說真心話吧，真心話」的態度，雖然看似痛快且「在野黨化」，實際上，從一開始他就放棄：將形式化為實質的努力，最終對現存權勢者或現象——予以默許、認可，甚至淪為附庸的行為，抱持凜然拒絕的態度。那些曾有幸直接受教於先生（絕非「弟子」！）的人們，都理解這一點。他們同時珍愛著先生身上那份個人溫暖與恪守原則的嚴謹。

 

先生兼具這兩重特質：正如其文風所展現、對音樂的深切熱愛所昭示的，先生擁有豐潤的美學意識。然而，他斷然拒絕沉溺於唯美主義。其論證的縝密性亦表明，先生對事物細節具備敏銳的感知力。然而，他厭惡沉溺於現實的無盡細微差異，最終淪為曖昧的藉口。先生經常提及歷史的諷刺：所謂「不合理」支撐著「合理」，「合理」的極致將導向「不合理」，而巨大的善意往往孕育出難以想像的殘酷。然而，他嚴正拒絕以這點作為迴避思想與政治立場抉擇、陷入猶豫不決的藉口。先生亦深刻意識到「現代」自誕生之初便背負的問題性，但絕不採納那種佯裝新穎地宣揚此問題藉此煽動憎惡情緒，進而自我詛咒理性本身，甚至嘲弄整個人類歷史的態度。

 

理所當然，國內外對先生的關注度極高。目前收錄其幾乎所有已發表作品的《丸山眞男集》（全十六卷外加別卷一）正陸續刊行。繼歷年陸續出版的日文研究專著與論文後，近期亦推出英文研究著作（Rikki Kersten, Democracy in Post-War Japan: Maruyama Masao and the Search for Autonomy, London; Routledge, 1996）。先生著作已被翻譯成中、韓等多國語言，在歐美與亞洲皆有眾多敬仰先生的學者（那些時而情緒化批判先生的人們之中，難道真有這樣一位敬愛者嗎？）。

 

毋庸置疑，對初創不久的本學會而言，失去老師（丸山真男）必定是重大打擊，對所有熱愛自主知識實踐、期盼人類「知識共和國」繁榮之人而言，同樣是深切的痛楚。（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延伸閱讀：

渡辺浩《日本思想史と現在》（筑摩書房，20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