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16日 星期日


詩人之眼

這次我到東京尋書收穫頗多,也擴展了眼界,僅止瀏覽舊書網站的書訊是不夠的,透過深入古書現場,意外得知了許多方法,至少比以前知曉追尋好書的下落。返回臺北前兩天傍晚,我開始整理行李,經過一番整頓後,我發現尚有空間,可以多放幾本書,便折返那家舊書店,買下《北川透現代詩論集成 1》和《吉本隆明の東京》。以往我淘書的範圍多半偏向日本文學或社科書籍,也買日本詩人的評傳,就是很少購買現代詩論方面的專論。說來諷刺,我自己寫詩抒情,出版了幾部詩集,卻不曾把閱讀的焦點投向日本現代詩的歷史,這確實是我個人的偏廢和局限,也就是缺乏更廣闊的歷史視野。

昨日下午,我有幸參與詩人鄭烱明的新書發表會,在台下聆聽著他一面朗讀自己的詩作,一面講述創作詩歌的歷程,尤其講到其詩歌被送入牢獄,受到政治犯的共鳴,我不由得突然感到熱血沸騰了起來。對我而言,詩人之眼(頁數不多的詩集),詩人對人權自由的關懷,擔憂國家前途的真情,永遠勝過那些沾沾自喜卻平庸乏味的長篇小說。我在會上稍作發言,依我的閱讀觀察,臺灣詩人的作品與力度,絲毫不遜於現代日本詩人的作品,甚至比現今那些過度著重詩歌的藝術表現(更多是意義晦澀不明),不直面社會重大議題的現代詩,有著更高的詩情境界。發表會結束,為了得到更深刻的見解,我向詩人李敏勇老師請教。李老師說得精準,日本現代詩和詩人的作品高峰,在於對二戰後的思考,不管他們採取何種詩歌形式,他們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發動戰爭的批判、作家詩人是否成為戰爭的協力者等在良心法庭上的自我悔罪,都值得研究者深入探究的。以此而言,高村光太郎是個真誠的詩人,因為他敢於面對自己的屈從與懦弱,儘管任何時代的戰爭,它們向來輕易就能扭曲人性。其差別在於,有的詩人寧願沉默以終,而擁護戰爭的歌德派詩人,因此得到短暫的輝煌,而這些詩人在得勢的同時,也為自己留下無法塗銷的歷史污點。(20196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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