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午後，我繼續整理書堆，還是抽空翻閱勞倫斯．韋努第教授《翻譯之恥》（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一書，原本精神有點疲憊，讀後卻突然振奮了起來。對翻譯理論感興趣的人都知道，勞倫斯．韋努第是著名翻譯理論家和翻譯家，尤其在理論和經驗以及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建構上貢獻巨大。不僅如此，他應該是很有正義感的人，因為他對於「翻譯作為一種書寫形式受盡了恥辱（scandls）」的不公平對待，發出了正義之鳴，給予譯道之人注滿了元氣。

另外，說來巧合。我手頭這本《一神論的影子》由中國人類學家趙汀陽與法國哲學家阿蘭．樂比雅的哲學通信集的前言中，亦觸及到翻譯的領域。我覺得這段話頗有意思，特地把它抄錄下來。因為我三十歲的時候，思考過這個嚴肅的問題。趙汀陽說，「不同語言有著完全不同的語感和安排語言的方式，甚至，一種語言以其語法的力量在暗中操縱著人的『思想語法』，以至於用不同語言去思維時，思想也似乎略有不同。每種語言都有自身強大的結構和傾向，除非重新寫作，否則幾乎無法消除從句結構的後遺症，或有滑溜的能指產生的歧義。就此視點而言，幸好我的日文書寫能力不強，不致於有太多迷戀，可以果斷轉換語言方向，以我熟悉的能掌握的中文來寫作。而只有那樣，我才能表達自己的真實思想，儘管至今我仍然還未練就意到筆到的能耐。細想回來，所謂凡事起頭難，還是先寫出來再往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