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如何新生----島崎藤村

在日本文化積極迎向現代性的蓬勃的大正時期，島崎藤村即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的長篇小說《新生》前篇，於大正七年五月至十月，在東京．大阪《朝日新聞》連載，後篇於翌年四月至十月，在同報刊上完成連載。這部以私人生活為模型的小說，描寫得細緻而寫實，有著赤裸裸的告白和矛盾，令人揮之不去的罪惡感。

小說故事的主角岸本妻子病歿，身後留下兩名幼子，其胞兄兩位女兒輝子與節子，於心不忍便來家裡照料。不久後，輝子出嫁了，家裡各項雜務，全落在節子身上。不過，禁忌的悲劇正是從此時開始的。岸本因抵不住情慾的誘惑，逾越了人倫的底限，竟然誘使侄女節子發生肉體關係，並使其懷孕，摧毀了人倫道德的最後防線。岸本幹出這種事來，自然沒有顏面見胞兄，可他沒有勇氣當面坦承錯誤，最後只好藉口至法蘭西留學，於渡航期間捎信給胞兄為節子的事情致歉。數年後，岸本預估風波已然平息，立即束裝歸國。回到日本之後，岸本寄居在胞兄家裡，這段期間他發現節子落寞寡歡，便藉機向節子送吻求愛了。原先這看似熄滅的孽緣畸戀又重燃了起來。岸本和節子回到禁忌的深淵。

明治晚期至大正時期有個顯著現象，許多傑出的日本近代文學或長篇小說，都是在這時期的報刊連載的，例如夏目漱石、二葉亭四迷、森鷗外、長塚節、森田草平等知名作家，還包括自然主義的作品，在《朝日新聞》、《每日新聞》、《讀賣新聞》等報刊發表。因此，島崎藤村《新生》應該是此連載小說風潮中，最後的壓軸之作。眾所周知，能夠在大報上連載小說，很快吸引大眾讀者的關注，為作家的未來贏得名聲。大正九年，菊池寬的通俗小說《珍珠夫人》於《每日新聞》連載，這樣的媒介方式帶來嶄新的成功，實質促進了報份增印，讀者受此題材和寫法的激發，開始渴望閱讀這種大眾小說。當時，有些「純文學」作家看到這不可擋的情勢，因而轉向撰寫大眾小說，面向大眾帶領大眾，進入趣味橫生的小說世界。在這股大眾風潮的趨勢下，因而催生出這方面的高手作家，從大佛次郎到吉川英治，皆是典範性的佳例。與此同時，這又推動大眾娛樂雜誌的蓬勃發展，大眾傳媒與文學聯結起新的共生關係，純文學與大眾文學的界限不再壁壘分明，而是回到對等的地位，沒有你高我低的劃分。按照當時的說法，純文學與大眾小說的較量在於，作家要展現說故事的高超本領，善於在故事中描景敘情，盡量讓讀者們讀來興味盎然，有著如飲佳茗般的回味和不忍釋卷，這才是作家真正的本事。

順便補充說明，按照時間來看，島崎藤村在《朝日新聞》發表《新生》之時，他的兩個兒子想必無法略而不見，並且感到震撼和打擊。因為他們的堂姊節子從今而後就要代替「母親」角色來照料他們。於此，我們或許要發出疑問，島崎藤村為何要不惜家醜外揚的悔罪，將這段不被世人接受的醜聞訴諸筆端？有一個說法，也許可以稍為解開這個謎題。從經濟面向來看，當時岸本（島崎藤村）家的生計，僅靠島崎藤村一人獨撐，在此嚴峻的時刻，島崎以自我揭醜的方法獲得生計來源，為了養活島崎一家人，為了新生和活下去，就顧不得道德高牆立下的禁忌了。然而，同時代的作家芥川龍之介，未必是道德重整委員會的主委，但他就不如此寬待這個問題了。他閱畢這部小說，不無感喟地說，「我從未看過如此狡猾和偽善的人！」以此來看，這或許是芥川的道德偏見，或許是對於道德情操的堅持，同為生活貧困折磨的作家，不應為此生計而揚醜求存。毋庸置疑，這個問題不可能有正確的答案，再多爭論都無法得出結論。正如哲人所言，天底下沒有最好的辦法，只看你用什麼方式來解決。而嚴厲批判岸本（島崎）偽善面孔的芥川龍之介，其後似乎也在證明自己的堅持，當他無法抵抗大正時期漠然的不安，那種難以言狀的惶惑之時，他並沒有自曝其短，而是迎向自死的道路，為自己人生劃下完美的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