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寒與窮而後工 

出於個人閱讀的偏廢，我許多沒有翻閱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說了。約莫三個月前，我突然心血來潮似的，要不就是奇特的幻聽，彷彿聽見杜翁的吶喊似的，便又取出了《死屋手記》兩種版本：《死屋手記》（遠行出版社，1978），《死屋手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做了譯文風格的比較。總體來說，遠行版（沒有顯示譯者）的譯文與用詞習慣，比較像是取自日譯版的轉譯本；人民文學版的譯筆流暢，口頭語言風格，小說味道十足，主詞和指涉對象清晰明確，故事情節發展與人物對話自然契合。依我的感覺，只要沉浸式閱讀它一個小時，就會升起寫小說的衝動，真是不可思議。

 

順著這個閱讀風向，下午，我取出（俄）阿．謝．多利寧編《同時代人回憶陀斯妥也夫斯基》（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3月）一書，翻了翻全書，最後選讀了「1872-1881年間的印刷廠排字工回憶錄中的費．米，陀思妥也夫斯基」（第513頁-549頁）一文。

 

我認為，作者在這篇回憶文章中，對陀翁作家生活的總結，簡潔有力又飽含同情：「寫作，對於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本人也不輕鬆，甚至可以說很不輕鬆……難怪他說，寫作就是工作！……他僅僅靠文學寫作過日子，而靠這種勞動收入為生，即使擁有像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那樣大的才能，又異常刻苦勤奮，在我們俄國，有時候即使可能的話，也只能過相當寒酸的生活。」這麼說來，歐陽修的「窮而後工」理論，見解高遠又具前瞻性，即使進入知識爆炸的現今，它仍然是顛撲不破的硬道理。（2024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