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勘台灣知識人的思想地圖

  

美國歷史學家羅伯特．達恩頓在《屠貓狂歡》第四章中，有一引人深思的見解：「文學理論家已經提醒歷史學家必須嚴謹看待文本，無論文本多麼堅實，它都可能在批評和解讀下溶解成個人『論述』」。讀到這裡，我突然想起《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談錄》（該書由李明峻教授提供）一書，因為我也繞不開這個問題，一旦進入官修歷史或民眾史的文本中，最後就得做出自己的判斷。

 

就我所知，對日治時期到戰後世代的台灣知識人而言，左翼思潮就像一種無從抵抗的思想病菌，植入接受者的體內，一直發揮著強大的作用，改變他們的寫作題材、思想行為，協助他們迅速建構起自己的世界觀。他們真誠的相信，以此堅實無比的武器，一定能把這個世界改造更美好。然而，隨著烏托邦和空想理論的崩潰，許多台灣知識人（包括戰前戰後的日本知識人）放棄原有的政治信念，「轉向」另一種政治制度的認同，在極端左派看來，這些轉向者就是不折不扣的「變節者」。日本共產黨人嘲諷這些脫黨的黨員為「ヤメ共」（安部公房也是其中一人），不過，我們仍要反問，事實真是這樣嗎？我甚至認為，知識人作為獨立的個體，不管他是否為知名人物，或者僅只是名不經傳的思想者，他們從左到右的思想歷程，同樣值得我們以誠摯之心對待。（2022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