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國失語症

根據實藤惠秀《中國留日學生史之研究》一書指出，中國在甲午戰爭失敗後，對於戰勝國日本的實力有了清醒的轉變，其後，在張之洞《勸學篇》的推波瀾之下，於20世紀初葉掀起了前往日本留學的浪潮，甚至出現父子、夫妻和全家留學的情形，回顧這段中國以日本為師的留學生史，至今仍然令人嘆為觀止。然而，這裡似乎存在著一個疑點：在那個年代，所有赴日的中國人全是熱衷學習的智識者嗎？答案顯然不是如此。嚴格說來，當時的留學制度並不健全，中日兩國之間也不需要護照和簽證，因此中國人前往日本相當容易。這是正史之光束沒有照到的暗處。相對於此，有兩次留日經驗，參加倒袁運動失敗後，逃亡日本的平江不肖生（向愷然），在《留東外史》一書中，均有詳細的記述：「……原來我國的人，現在日本的，雖有一萬多，然除了公使館各職員，及各省經理員外，大約可分為四種：第一種是公費或自費在這裡實心求學的；第二種是將著資本在這裡經商的，也不求學，專一講嫖經，談食譜的；第四種是二次革命失敗，亡命而來的。第一種與第二種，每日有一的功課職業，不能自由行動。第三種既安心虛費著國家公款，飽食終日，所需用心，就不因不由的有種種風流趣話演了出來。」

不肖生在書中批判道，有些中國人並非以留學為目的，但諷刺的是，他們透過各種管道卻輕易就弄到官費留在日本快樂逍遙；有的甚至詐騙金錢、嫖妓賭博、滿口謊言、幾乎幹盡道德敗壞的勾當。此外，看得出平肖生較為同情那些不諳日語而被邊緣化的中國人，這些初到日本留學、亡命或者四處遊歷的中國人，因來不及掌握日語的要義，自然置身在「語言沙漠」之中，面臨因失語症帶來的不安與折磨。換句話說，許多與平肖生同時代在日本東京的中國人，他們無法用流利日語溝通而陷在焦慮和孤獨之中。讀到這個不諳外國語的例證，使我想起了自己學習日語的旅程。1986年春天，初到日本沒地方可住，暫時寄宿在家兄位於栃木県小山來的公司宿舍。姑且不提，我每日必須徒步25分鐘至小山車站，在那裡搭乘東北本線列車到赤羽站換乘電車到高田馬場的語言學校上課的跋涉之行。那時候，我最感到愉快的就是與首任保證人中山先生學習日語會話的時光了。家兄公司專門販賣臺灣製作的紅木傢俱，傢俱維修的部門設在距離宿舍旁15公尺處，門口植有一棵老櫻樹。為了爭取更多練習，我逕自走進他們的維修場所或乾燥室，蹲在中山先生的身旁，開始不知疲勞地發問這時，他就得不可喊累回答我的問題。坦白說，以我當年的聽力程度，勉強僅聽懂一半，依然無法準確表達自己的語意。所以，我經常向他抱怨，他說話的速度太快了，快得像新幹線列車一樣，而且口音太重，像我這樣的日語初學者豈能招架得住呢？不過，事後我深切反省，問題在於我，日語聽力訓練太少，更別說實戰經驗的強化了，中山先生是無辜受累之人，是我錯怪他了。

我在小山市的公司宿舍待了半年，因每日通學路程太遠，學生月票費用3萬日圓，我實在吃不消，只好到東京另覓住處，後來經由好友阿吉拉介紹，浪遊的足跡總算止步於有古舊書店可逛的杉並區阿佐谷三丁目。細想起來，我在小山市與中山先生的日語會話，應該是裨益不少的。翌年冬末，我的留學生活稍為進步，與幾個朋友搭乘夜間巴士到京都旅行，入住在臺灣人經營的民宿。在那裡，我有了新奇的發現。一個來自高雄的男子，與我們同住民宿通鋪裡。經過家鄉話的聊談，他向我坦承，他是跳機來打工的，只會講和聽懂日語的謝謝，其餘一概不知。我問他打工到什麼時候？他無奈的說，就幹到被入管局抓到為止吧。那時，我聽到這番話，實在有點感傷，他在京都打黑工，我這個窮學生卻尚有餘裕來到京都旅行。這種失衡的經濟條件，對於同樣27歲的男人，無異於是一種反諷的青春。或許說，那樣的對話是有其激勵意義的，至少我結束旅程返回東京之後，的確比以前更奮勇於日語會話的練習了。例如，在阿佐谷車站前，與極端新興宗團體的女性成員講話（練習日語會話），雖然事後多次我以驚險萬分的迴避安全退出。

說到拙於外語、頻頻在口頭會話上吃虧的例證，我突然想起了大文豪夏目漱石留學倫敦時的挫折。根據夏目漱石專家指出，夏目漱石在英文閱讀和寫作方面很在行，但在口語表現就沒那麼出色了。一次，他因聽不太懂房東的英語，又沒及時順利溝通，導致其心理受到很大的創傷。我這樣推想，夏目漱石不愧是智慧的人，他最後辭去東京帝大英文科教職，專心寫作小說就是自我拯救之道。試想一下，他與其終生與外國語（教授英語）纏鬥，不如盡如己意地寫作小說來得絕對自由和海闊天空。畢竟，一個作家能夠在小說中熟練地表達日常會話，無論是運用何種語言，他絕對是個出色和卓越的說話者，一個超越口語形態登上文字高峰的能人了。（2019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