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所的置換

「荷」伊恩．布魯瑪，在《零年：1945 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一書，對於二戰期間納粹德國和日本法西斯政權的戰爭罪責，提出尖銳無情的批判，展現出歷史作家的道德立場，同時代表某種思想左翼的勝利，再經由變裝成歷史審判庭的庭長。毋庸疑問，凡是正直善良的人，對於殘害人民性命、拑制言論自由、動用國家軍隊警察屠殺人民、甚至違反人類罪行的政權，都會提出最嚴肅的譴責，追究其殘暴的罪行，絕不為邪惡的統治政權護航。

然而，我不禁推想，如果伊恩．布魯瑪在《零年：1945 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一書內容，其批判倒行逆施中國共產黨的火力，如同揭發納粹德國和日本法西斯政權的暴行那樣，現今是否還有這個簡體版中譯本的出版？進言之，如果他敢於為現今香港的危難處境發聲，新著簡體版中譯本可能順利刊行嗎？前總統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話中曾經提及：身為台灣人在日治時期背負「場所的悲哀」，這是無法選擇歷史的無奈。就此意義而言，凡是具有國際聲望的作家，是應該為弱勢者挺身而出的。當然，這樣做的話，作家的版稅收入必然銳減，但是我相信，這崇高的行為必能贏得更多讀者的敬重與愛戴。（2019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