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崎士郎的文學人生

與現今生活在承平時期的日本作家相比，出生於1898（明治31）年，歿於1964（昭和39）年的作家尾崎士郎，由於他經歷大正民主思潮的興起，以及後來爆發的戰爭災難，他的文學生涯的確符合波瀾萬丈的形容，其險峻周折的遭遇，同時亦為研究者提供了可貴的素材。

尾崎土郎就讀早稻田大學政治科的時期，即加入了社會主義運動，以致於後來輟學，沒有完成大學的學業。1910年，爆發了震驚社會的「大逆事件（謀逆天皇）」日本政府大肆逮捕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思想家幸德秋水和十二名社會運動者，在這場炮製的政治迫害中喪生。尾崎士郎為了調查「大逆事件」的真相，進入於以堺利彥為代表的賣文社，並追隨思想家高畠素之投身社會改革運動。1921（大正10）年，他以此事件為題材，寫成〈來自獄中〉，參加《時事新報》小說徵文，獲得了二獎名次，首獎作品則為宇野千代的〈脂粉之顏〉，也就是他第一任妻子。而尾崎因這個文學獎的肯定，從此步上小說家的道路。1933（昭和8）年，他開始在《都新聞》連載長篇小說《人生劇場》，獲頒了「文藝懇話會獎」，其作品也洛陽紙貴，執筆連載超過二十餘年，堪稱是暢銷的長篇巨作。此外，在這期間他還主編過《文藝日本》雜誌。

然而，到了中日戰爭以後，日本國內的言論空間受到嚴重的壓縮，作家面臨著表達政治立場的考驗。許多作家為了明哲保身，開始迎合執政當局和時代的氛圍，不願與可怖的筆禍正面衝突。這種現象尤其在爆發太平洋戰爭以後，軍國主義文學更大行其道了起來。根據無賴派的作表性作家坂口安吾說，1941年10月左右，軍部征召了十餘名青年作家上戰場，其中有多位作家是坂口的朋友，坂口特地為這些作家朋友送行。就他的親身觀察，以尾崎士郎的反戰思想最為激進和猛烈，把戰爭視為萬劫不復的災難，他被派至菲律賓的戰場。那時候，尾崎士郎已經是日本文壇的風雲人物，在同行的作家中，他的年紀較為年長。

事實上，軍部向來對於言論風向是極為敏銳的，他們知道尾崎士郎是個有節操、寧折不彎的作家，瞧不起軍人的高壓作風，但是他們卻給予尾崎很高的評價，這到底藏著什麼機鋒？。依照坂口安吾的了解，尾崎有英雄崇拜的傾向，擅長描寫悲劇英雄人物的心理狀態，以帶有詩意感性的悲壯的筆觸來描繪他們。例如石田三成、成吉思汗、西鄉南州等歷史人物，都在他的描述中獲得悲愴性的高度。毋寧說，尾崎採取另一種作戰抵抗的方式，他不可能為軍國主義歌功頌德，又不能攖其軍部的鋒芒，因而寄寓於歷史人物上，轉向歷史風景的描寫，青春男女的愛情故事，因為這種隱微的寫法很安全，絕不會透露自己的思想立場。吊詭的是，尾崎這種寫作方式，卻得到軍國主義者和讀者的喜愛。當時，有個普遍現象，日本軍人的品味不高，談不上什麼文學素養，頂多能夠吟誦漢詩的程度。

換言之，表面上看，尾崎士郎的文學描寫自然風景的抒情、世間的男女情愛，最終如夢幻泡影消失，走向死滅空寂的結局。不過，在軍國主義者看來，青春戀愛的主題，至少對其政權不構成危險性，他們同時可以仿傚希特勒的做法，藉此篡改尼采的思想，將尾崎描述的悲劇英雄，置換為是日本青年為軍國壯烈殉死的德行。從政治策略來看，與其說日本軍部是草包，不如說，其實他們比任何人都深諳移星換斗的術法，或者更準確地說，自古以來所有統治者取得政權以後，他們必然會發展出這種統治術：實行國家恐怖主義的時代，他們熱衷和狂烈興建文字獄，在尚未能完全壓抑民意的時期，他們照樣逮捕異見人士，違反人道審訊迫害，當反對的言論鎮壓不住，就借力使力指黑為白，製造社會和諧的假象，以維繫其政權的不正當性。由此看來，尾崎採取的文學技法似乎相當成功，因為他成功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並用富有生命力的文學作品，撫慰了許多徬徨不安的靈魂。試想，在軍國主義喧囂的時代裡，沒有被送上戰場的青年，絕對是受到上天眷顧的幸運者了。這時候能夠自由的閱讀，自在地倒反閱讀時代的風景，應該不失為是平凡而奢侈的享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