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向日本語

對於像我這種必須經常閱讀日本語，並轉化為寫作材料的人而言，我思考著一個問題，我是如何面對和接受日本語這門外國語言的？一直到現在，遇到要表達深切的感受，甚至最大程度呈顯我真實想法的時候，還是會稍做猶疑的。坦白說，這出於學藝不精和為突顯主體意識的我，仍然形成某種輕微心理壓抑和限制，也就是，我把自己置身在那個執著難釋的境地裡。毋庸置疑，這屬於我不可調和的矛盾，應該與語言學方法論無關，更無關乎國家政治意識形態的介入。

為了解開這個困惑，有時候我索性隨興閱讀，拿到什麼書就翻上幾頁，不依篇順序地讀完，而是全憑書神的帶領，像中樂透似的得到新的洞見。說來真巧，我這樣聯想之際，「美」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中，第二部結語：新詞彙還是新語言論及，「如果僅僅是中國詞彙受到了影響，而且受影響的只是細節，而不是智慧生命的風格，那麼中國和歐洲匯合的結果在本質上對雙方是相同的，因為文化的傳播是雙向的，歐洲和中國一樣，都接受了對方的一些思想觀念。」列文森進而精闢地說，「語言的含義就不可抗拒地表明，西方給予中國的是改變了它的語言，而中國給予西方的是豐富了它的詞彙。」

有了列文森這個深刻的見解，助我更理性地看待《日本語と日本人の心》這部三人（河合隼雄、大江健三郎、谷川俊太郎）鼎談的內容。首先，心理學家河合隼雄對待日本語中的佛教語言的態度，讓我感到好奇關注。他自承，年輕時期很討厭日本式的事物，認為日本人必須引進自然科學的東西，用科學的理性的思考來得重要。在這個信念的引導下，他在大學裡專攻數學，與其說不懂得日本文化，不如說他刻意與它保持距離。後來，他慢慢體會到一個事實，不管他如何冷靜自持，佛教思想及其語言很大程度滲透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例如，日本人在祝賀新人結婚，通常要說「一蓮托生（同死生，共命運）」的賀詞，又或者，像「不可思議」、「言語道斷」、「荼毘」、「金輪際」等說法，早已進入日常生活中，它就像人的呼吸那樣自然。換句話說，作為力圖用科學理性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必然要面對傳統的語言文化，從那裡得到滋潤和養份，特意回避的結果，最容易用自己陷入另一種尷尬的境地，有志難伸的語言危機。

大江健三郎的情況，即是既回避又想改造日語特性的典型代表。他用日語寫作，卻想擺脫日語的束縛，包括對語法邏輯的逆襲，試圖經由自己變革的文體來發現自己，找到屬於他真正的語言。這些奮力相搏的痕跡，全落實在他改造過的令人難以卒讀的日文中，而像語言慧根較淺的我，就必須花費極大的腦力，方能讀懂些他變形苦澀的文章。或許谷川俊太郎是個詩人，詩人和哲學家看待語言，向來有特殊之處，好比漢娜．阿倫特給朋友的信中所說，「如果我寫不出詩，只能是無用的臭皮囊」。在谷川俊太郎看來，日本語文如廣闊的大海，詩人的語彙和修辭，起源於它受其教益，詩的語言從中得到活力，所謂打破母語文化的束縛或糾纏，創造新穎的表現語法，都將沉浸在這個語文傳統中，一旦失去這個傳統的庇護，就會像魚失去水一樣。話說回來，我隨興翻閱這本書，得到的益處就是，我重新認識到，以後如何面向作為外國語的日文，它在我的寫作中占有何種地位，這個問題並不急切，但應該是極其重要的，由不得我冷淡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