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溫依舊灼人：色川大吉與村上一郎

 

一個擺明的事實指出：每個歷史學家都其學術抱負和關注的時代課題，他們採取各自的方法論，從不同的視角（研究）切入，自然得出迴異的結果。以民眾思想史（大眾史學）研究著稱的色川大吉（1925-2021）就是這類學者的典型之一。他於1970年出版《明治の文化》一書，即以明治時期（自由民權運動）史料為基礎，並積極發掘更多的史實，以三多摩地區農民的生存困境為主的研究成果。更寬泛說來，色川大吉為明治時期日本農民的苦難史發出強烈的不平之鳴，其實與他早期投入了日本共產黨為貧苦農民請命這一關鍵密不可分。

據研究資料指出，吉川大吉1925年出生於千葉縣佐原市（現香取市），家裡從事運輸業，舊制第二高等學校畢業，考進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太平洋戰爭期間，曾以學生兵的身份加入海軍航空隊，經歷過戰爭的恐怖與慘烈。二戰結束後，他自軍中退伍下來，做了很多工作，擦過皮鞋，為人代寫論文維持生計，做過農活等等。1948年色川大吉自（1947年9月從東京帝國大學改稱東京大學）畢業以後，為了響應「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號召與社會使命，他前往栃木県粕尾村一所中學擔任教師。說來巧合，粕尾村就是他的同學野本貢的家鄉。他們二人齊力為村裡的學童提供新式教育，並試圖在當地掀起一場順應戰後日本的社會改革（2007年版，第383頁）。簡言之，1948年這一年份，日本軍國主義政權隨著二戰結束已經崩潰了，直接納入美軍占領和軍事行政管理之下。對他們而言，這是歷史給予他們「思想解放與改革」的絕佳機遇。

 

在此，我們不需特別發揮想像力，當年像色川大吉那樣懷有強烈社會主義思想的熱血青年，都會恰逢其時地投入日本共產黨（JCP，1945年12月合法化）的陣營。必須指出，二戰前，共產黨利用長年來地主與佃農間租佃之間發生的矛盾為槓桿向執政黨政治勒索，幾經多年下來操作奏效，美國占領軍因而給予日共合法的身份，因為這樣做既符合統治運作和現實需要，又能藉由合法化的日共這支大棒來牽制戰後的執政黨。1949年1月的大選中，日共在粕尾村獲得了138張選票，而上次選舉中僅得到6票，在日共人土看來，這個多出來的132票，即變革社會的契機與訊號，這同時給他們帶來了鼓舞的力量。在這樣有力的情勢下，色川大吉趁熱打鐵（普及農村教育）創辦了農民夜校，可說座無虛席廣受歡迎。

 

不過，進入1956年以後，他積極參與群眾運動給自己招來了麻煩。是年6月，他被占領軍憲兵逮捕，假釋出獄以後，為了躲避被傳喚，他開始了逃亡的生涯。順便一提，在這方面，他不像比他年長15歲的中國史學者入矢義高（1910-1998）的治學之道來得幸運平順：「1929年，入矢義高考入福岡高等學校，高中三年期間，他學的是德語，對德國文化满懷憧憬，期望上大学後繼續攻讀德語文學。然而，其擔任中學教師的父親反對，要求他報考漢學，理由簡單而執著：他希望兒子繼承祖父漢學者的衣缽。關於這個變故，入矢義高的弟子溝口雄三（1932-2010）曾結合時代背景作過解釋。他推测，鑑於1930年代初日本的社會局勢，入矢的父親大概認為漢文教師比較安穩，不易捲入是非，像西歐的現代主義、馬克思主義等思潮，則很可能引火燒身。出於這樣的考量，父親擅自對兒子的人生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規劃。」（參見《澎湃新聞》羅不特：東洋學人----入矢義高：有癖有疵，沒有「鄉愁」）。就此而言，色川大吉選擇與官方史學對抗性極強的大眾史學路線，是基於自身磨難經歷的自然結果。再舉一個與思想研究招惹危險的例子。清代思想史研究者有一個共同的看法，那就是清代的學術史之所以變成「考證」，走向「經學」，主要是因為讀書人受到滿洲人的壓迫，不敢觸及思想問題，因而轉向考證問題。（引自余英時《歷史與思想：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

 

據色川大吉的思想戰友安丸良夫指出，從那以後，色川大吉的歷史論述的步伐並未停止，在時點上，又遇上了一個新的機遇。眾所周知，戰後日本史學尤其是日本史研究有個顯著的特徵：它著重於實踐及解決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特性，國民史學就是明顯的例證。然而，色川同時自我察覺到，他所依託的農村調查並不深入（僅在農村短暫停留，並未跳脫外部樸素啟蒙運動的範疇。但嚴格來講，在1950激蕩的年代裡，他還沒取得史學家的身份，一直遊走於史學界之外。其後，為了謀求生計，他加入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服部之總（1901-1956）領導的日本近代研究會，才終於回歸到日本史研究領域。在實踐活動的過程中，他加入了日本共產黨。不過，他面對現實中的共產黨及其成員總覺得扞格不入，對共產黨這種牴觸之感日漸加劇，最終在1960年安保抗爭中演變為對日本領導的反抗（見《六月的那場大雨----歷史體驗與史學家》色川大吉著作集第三卷），在這篇文章中明確表示，這是他投身史學研究的關鍵因素。

 

正如前述，《明治の文化》（1970）一書，體現著色川大吉從年輕時代追尋的史學之夢：他不滿足於此書被歸結為只是單純地結合「民眾思想史」立場與地方文獻的發掘工作，而是對包含更多思想資源（譬如：天皇制、政治體制、經濟活動、社會變遷、文學思想、戲劇傳播，等等）的整合，明確表達他與近代日本精神史主流論述對抗的決心，並以此建立與之抗衡的邏輯譜系。簡言之，他撰寫此書旨在致力藉由這思想工程成果的建構，以大眾史學的視角，向他所反對的天皇制發出挑戰。不用說，這種反傳統敘事的歷史論述，必然引來兩極的聲音：其一、同溫層自然給予支持喝采；其二、反對陣營則展開了強烈還擊。該書初版問世不久，《日本讀書新聞》上刊載了整版的批評文章，批評者正是評論家村上一郎（1920-1975）。村上對色川的批評主要有兩處：即他《明治の文化》序章開篇所言，「日本とは奇妙な国である」（日本是一個奇妙的國度），以及他在後記裡寫的「服部之總在順天堂病院的病床上溘然長逝」，對這樣的說法給予惡評。色川對此做出了解釋與駁斥：村上認為他正是用居高臨下的視角來看待日本，所以才會提出「日本是一個奇妙的國度」這種有失體統的觀點。

 

接著，色川大吉繼續反駁道，此書的旨趣與村上的批評恰恰相反，他是從底層的視角來對民眾思想史加以審視的，村上卻忽略了這一點。他認為村上批評他在後記中未經調查即就將（順天堂大学医学部附属順天堂医院）寫成病院，有違歷史學家的嚴謹了。的確，他虛心承認這是取便的說法，但在他心裡仍然有點不服氣，認為「再大的病院，只要掛上『醫院』的招牌，就是『醫院』了」。其實，色川大吉在反駁文章的後段裡，向村上一郎釋放了同為思想鬥士惺惺相惜之情：這位村上一郎和我之間到底有什麼恩怨呢？事實上，我在書中對村上一郎的志向頗為共鳴和高度評價的。事後證明，村上似乎意識到自己對我的說法有所誤會。那一年我去了美國，沒能有機會與他見面。1970年11月，三島由紀夫在自衛隊總監室切腹自殺。當時，村上已經匆忙趕到了現場，卻被拒絕見面。遺憾的是，在那之後的1975年，他在家裡用日本刀割頸自殺。色川大吉自述道，三島由紀夫與他同齡（1925年出生）同期（東京帝國大學），村上比他大上幾歲，他們二人都是性情剛烈才華橫溢之人，可惜卻相繼自殺。必須說，他並不贊同他們的思想，但25年過後（1997年5月5日新版後記），仍然為他們的辭世感到惋惜。

 

最後，我必須提及色川大吉《明治の文化》一書的新機運。1985年秋，該書有了英文全譯本The Culture of the Meiji Period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由著名歷史學家馬里烏斯．B.詹森（Marius B. Jansen）監譯及其卓越門生和美國各地著名的日本學家合譯。之後，詹森對整部譯稿反覆推敲、修改注釋，統一譯文風格，歷經了十四年才完成這項工作。就思想傳播的角度來說，這個英譯本在美國出版，對於不諳日文的讀者助益甚大，他們對於明治文化史觀的概括和掌握，正是透過譯本的方式建立的。在這裡，我們再次看到輸出本國思想文化的重要性。進一步說，不論在語言文本與地緣上，台灣的日本學研究者具有諸多的優勢，只要敢於慷慨斥資，將自己關注的日文史料（相關書籍）匯集起來，像不知疲勞的詹森教授那樣做學問，即使沒有豐碩的成果，至少那種精神能鼓勵我們的韌性，使我們繼續前進勇於耕耘。（2025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