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學與日本社會學 

 

兩天前（11月3日）傍晚，台灣禁書研究者廖為民來訪。我們先在茶行喝了幾杯阿里山高山茶，以證明我們的身體還處於年輕的狀態。稍後，我們在附近的食堂吃個便餐，然後到咖啡屋喝咖啡，我特別點了曼特寧（注：每次品喝苦味猶甘的曼特寧咖啡，總使我懷念起1980年代中期與詩人何郡至敦化南路向高準老師請益寫實主義詩歌風格的日子），準備盤點各自的寫作進度。他說，目前，他的第六部作品已經接近完稿，稍為擴充和編輯，明年應該可以出版。我得知他回到西螺做口述歷史，除了錄音訪談還做札記備忘。我忽然靈機一動，建議他寫（在西螺）生活日記。例如，他不在家裡料理三餐，必須到西螺街上解決民生問題。 

記錄這些數字有什麼用途？有，當然有，而且用途極大。當年，正因為永井荷風樂於創作小說，勤於用日記收錄生活中的點滴，包括具體物價指數等等，無疑為後來的研究者及其鐵粉們留下可資追尋的遺產。簡單講，三十年後，廖為民作為研究者和鐵粉們的論文對象之時，他在西螺期間吃喝拉撒睡的生活細節，就會成為珍貴可用的資料。就這樣，你來我往，近兩個小時的編輯會議結束了。臨走前，我再次發揮總編輯的催稿氣勢：你是台灣禁書史的研究者和作家，每年寫稿產出不到10萬字，就表示你不夠勤奮（即不專業不敬業）了。當然，對我們來說，本業寫作之外，仍然需要群學思考做支撐。

 

說到作家相互激勵群學（社會學）與共的必要性，我個人對於日本社會學著作的翻譯，應該比廖為民多關注些。一來教學工作需要，二來個人興趣。2020年8月，我在台北伊國屋書店購得小熊英二的《日本社会のしくみ：雇用．教育．福祉の歴史社会学》（講談社現代新書，2019年7月）一書，當下有兩個想法：其一，這部厚書將近600頁，若沒興趣和極大耐性，恐怕讀不到10頁，就會主動退場，儘管讀完這部社會史簡史有諸多好處。其二，如果台灣的出版堂有這中文譯本問世，對有心從事日本社會學翻譯的譯者，將來準備赴日學習該領域的台灣留學生幫助很大。進一步地說，有中文譯本的基礎識見（不諳日文的情況下），讀者可少走彎路直奔核心學問。

 

奇妙的是，我這個念想在2023年6年月實現了。簡體中譯版《隱性社會規則：終身雇用制 塑造的日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社，2023）問世了。這部書譯成中文38萬字，書名稍作改動，但封面下方保留原書書名。事實上，社科文獻出版這類書籍很不容易，不僅銷路未必能如預期長紅，但從爭取日方版權來看，它的出版又有重大意義。據《ふしぎな中国》（2022年10月）一書的作者近藤大介指出，當年他在北京做版權代理，中國出版社每年購進日書版權大約150冊，其中東野圭吾的小說佔數十冊之多。所以，在我看來《隱性社會規則》此書的問世，意味著它在稀少的120冊中極為難得的一冊。因為它又是在中國經濟指數衰退之下推出的，其銷路與作為譯書的運命不容樂觀。而我在知識通達的台北市以1000元就能買到原文與簡體中譯本，應該是值得幸運的。接下來，我的工作是整理日本社會學之於台灣與中國相應的（專有）名詞了。（2023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