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的木瓜樹

 

二十餘年前，某當紅媒體人至花蓮旅遊時，為發現木瓜樹而驚呼了起來，因為在此之前他只吃過木瓜，從未看過木瓜樹本尊，一直以為木瓜和甘藷一樣，是生長在泥土之下，但這回終於看到了，竟然與他想像的剛好相反，難怪他要發出興奮的叫喊。或許，從現今角度來看，這位媒體紅人未免太沒常識了，何況又是媒體高階主管，應當比別人常識廣博才對，怎會閙出這種笑話來？坦白說，當時，我也是持後面的看法。不過，為了避免專斷主義作祟，我後來試圖換位思考以同理心去理解他的本意：冷靜看來，他如此驚喜應是發乎真誠的，因為他不怕別人嘲笑，直接表達自己對此事物的無知狀態。進一步說，一個人若能真誠反省自己的無知永遠比習慣性的偽善可愛得多，畢竟，他的想像與認知都因其固化的生活環境（不積極了解臺灣風土文物）所塑造的。

 

前兩天，師友三國大介又寄來了一批書籍。其中，《植民地文化研究：特 集 「満州国」文化と台湾》這本20年前的期刊，使我尤為矚目。我由衷感謝三國大介的關照，他與我亦師亦友，更是我不可或缺的總編輯，有了他提供的思想寶庫，我有乘坐萬年船的踏實感。他所贈的資料圖書中，滿州研究占很大比例，足夠我認真完成一部小書。當然，退一萬步說，我個人喜好的滿州探索終究是紙面之間的穿行，比不上親歷者及後代家屬證詞的強大，但歷史主義還是寬容的，它容許一個文本，有各種各樣的詮釋，正如有人問起，你的觀點是否站得住腳時，我只能回答，我不追求政治正確的觀點立論，而是完全取決於我如何從整體上把握歷史的材料。我閱讀殖民地文學及其相關論述，還是有所獲得。例如，我發現了一種叫小地主的怪病，他分明（沒病）可以決定自己栽種何種農作物，卻羨慕他的佃農種植水稻，總是翻起美麗的稻穗云云。具體地說，如果小地主的自虐傾向越是加劇，就給佃農越多幻想的空間，實質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由此置換，小地主像玩SM遊戲扮演受虐者，而這時慣性自視被壓迫者的佃農，就成了拿細軟繩子綁住小地主的手腳，不時給他滴淌蠟燭皮革抽打的施虐者。

 

只不過，歷史經驗表明，所謂支配者與被壓迫者的關係並非鐵板一塊，有可能置換和流動性，小地主未必個個萬惡誅之，而佃農不全然都是可憐之人。現今，我的故鄉嘉義出現的「小地主（因老年力衰，無力耕種），大佃農（科技新貴大量租借田地機械化管理的高效營收）」的世紀現象，就顛覆了我自以為是的農民史觀。在我看來，從事殖民地文學研究，既有歷史正當性的優勢，也有沉重的包袱。1942年以京都學派為主的「近代的超克」座談會，所有參與成員的發言幾乎都指向「超越現代性」的可能性，在反對者看來，對此嗤之以鼻，但我們不能因為其發言的確有保守傾向，就學起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社會主義者）的口吻，將小地主一律打入地獄，至少我們從動蕩時局的激辯中保住了最後一絲清醒。（2023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