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唐納德．基恩《日本發現歐洲》 

談到日本禁書史的時候，不能不提到德川時期的禁書令。1720年幕府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放寬已經實施一個世紀的禁書令。這項政令宣布只要進口書籍中沒有宣傳基督教的教義都可以引進。這項政令可謂德川集中推行的「享保改革」中最具深遠影響的內容之一。隨後，各種漢譯西方科學書籍大量湧入日本，半世紀之後，荷蘭解剖醫學書籍的譯本《解體新書》於1774年出版，從此標誌著一門專門研究西方，尤其是荷蘭科學成果的新學問「蘭學」的誕生。除了醫學之外，在天文、地理、物理、農業，甚至包括軍事、繪畫等領域均相繼出現了重要的歷史人物。

 

唐納德．基恩在該書第四章「西方的呼喚」中指出，本多利明和司馬江漢等其他學者的著作中，幾乎看不到對歐洲純文學得評論。這一點並不值得驚訝。一般來講，普通蘭學家的水準，還沒有達到理解荷蘭語小說或戲劇的程度。而且，人們普遍認為，實用性即洋學的重點所在，輕小說往往不能更好地顯示使用價值。本多利明甚至否定有這種書籍：「歐洲國家的經費向來是專款專用的，不能隨便出版輕浮和不雅的書籍。因此，他們有一套嚴格的審查及制度，只有確定沒有問題之後，才能付諸印刷。」（2021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