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的精神姿態

 

每次，讀到「禁書」的歷史，我總有多種複雜的情感：戒嚴時期偷讀禁書的恐懼餘震，以及對統治政權拑制思想自由的憤懣之火。直到現在，我依然認為禁書的誕生有著開創性的歷史意義。對堅貞的讀者而言，禁書就是永恆的香草，也是禁書研究者的重要寶物，他們若沒透過這些體溫猶存的歷史文本，就無法對過往的歷史召魂。但反過來說，在統治者眼裡，禁書即毒草或洪水猛獸的同義詞，只要它們日日生機盎然，一旦進入公眾的視野，那些在極權制度中執行新聞審查的官員就難以安眠了，總要除之而後快。

 

當然，我所舉例和追想的事實，僅限於臺灣戒嚴時期下的讀書生活。如果換成全民監控、沒有移動自由的極權體制，出版書籍必須申請書號，印刷紙張不得私下交易，那麼就沒有所謂「禁書」了。因為一開始，就不存在印製「禁書」的可能（生產資料），除非你能在天空中運轉印刷機台。那麼「禁書」能以什麼形式問世呢？我想了想，在這種體制下，它只適合存在於知識人的思想框架裡，就算你敢於捨身歷險，最終總要被奪走社會身份的，甚至很快就會與火葬場巨大煙囪裡的青煙一起升空漫遊。農曆春節剛結束，想想禁書的命運，應該不算掃興或觸眉頭吧，而是為自己點燃新世紀的思想鞭炮。（2021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