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奇妙的回魂術----吉川英治

我相信，每個作家寫作小說（散文隨筆）必然有其動機，哪怕這個動機平凡而簡單，但最終都無法阻擋落筆為文的決心。

在吉川英治的創作觀看來，寫作大眾（通俗）小說，必須是能融入民眾的血液，方能維持作品的生命力。他在《東京人與海》隨筆集中提及，他選取寫作《宮本武藏》這樣的題材，主要是因為他所處的時代（政治社會生活），充斥著虛無主義、自由主義或者其他極端的思想。進一步地說，彼時日本民眾似乎失去了判斷未來的自信，來不及為自己準備一盞歧路燈。他認為，藉由大眾小說這個文化載體的傳播，困頓的精神應該得以復甦，而突顯撰寫宮本武藏這個人的精神特質，正符合這個任務，而且必須寫得生動有趣，鼓舞民眾熱愛自己的生活，過著有意義的生活。

吉川英治回憶道，他執筆《宮本武藏》的緣起，始於菊池寬和直木三十五這兩位文友的爭論交鋒。當時，《讀賣新聞》在赤坂的「山の茶屋」舉辦座談會，席間，他們兩位談笑風生似地爭論著宮本武藏的名人地位。直木突然問他，支持誰的觀點？他說，他較為贊成菊池的說法，但自己沒有確切的論據。於是，隔月直木三十五立刻在《文藝春秋》發表〈論武藏非名人〉長篇文章，不過，據吉川所知，這並非直木的獨特看法，因為天保年間劍客之間即出現過這種說法，直木似乎在這個基礎上強化力度而已。最後，直木索性向吉川叫板，「既然你附和菊池的論點，認為宮本武藏確為著名劍客，我倒想願聞其詳。你必須在《文藝春秋》上撰文回應我的挑戰！」吉川心想，這是直木的慣用手法，不可輕易上當，以「我只是小說家，只會寫小說，其他一概不懂！」的遁詞，逃離了爭論的戰場。

其後，情況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他們三人不約而同地關注起「宮本武藏」的歷史形象。菊池寬向吉川英治說，「以後，你就用小說的形態來回答這個問題吧！」基於這樣的機緣和催促，吉川私下開始研究起宮本武藏的事蹟，更成為寫作此系列小說的動力。吉川英治回述道，當時有關宮本武藏的史料甚少，頂多只覓得熊本縣出版的「宮本武蔵顕彰会本」和「小倉碑文」，亦即所謂的史料，不到百行左右的漢文。由於是小說創作，「武藏」在小說中的日文讀音，不算難事，可讀作「むさし」或者「たけぞう」。此外，就是佐佐木小次郎的年齡存在著兩種說法：在《武藝小林》傳記中，佐佐木小次郎於巌流島時，可視為六十餘歲的老者，亦可寫成二十歲的青年；據說，他有個來自北陸地區的弟子----梅津清源。吉川為此大傷腦筋，到底要採信哪個說法？幾番思考，最後他決定採用年輕版的佐佐木小次郎。有關其小次郎的造形和裝扮，多半出自吉川的之筆，石井鶴三做最後定型。

在描述宮本武藏與佐佐木小次郎決鬥的招式，吉川英治向劍道高手高野佐三郎和中山博道請益，豐富了兩者拚殺架勢與場面細節描述，接下來，小說內容情節，就任憑吉川英治的安排與自由揮灑了。必須指出，《宮本武藏》於《朝日新聞》連載期間，除了獲得讀者好評之外，有左派評論家撰文批評「吉川英治是極端的保守主義者，如同在上演歷史的退轉。」然而，吉川英治認為，大眾文學即是反省的文學。換言之，作家沒有反躬自省，很容易寫出偏鋒或輕佻淺薄的作品。這樣一來，日本的大眾文學作品就會變成跛足而行，淪落為只追新獵奇的消遣讀物。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我覺得吉川英治的寫作策略極為成功，他不但把深埋在歷史積層中的宮本武藏復活了，賦予這個頂尖劍客新的語言，交由他來講述時代的新希望。所以，我也從吉川英治的寫作之筆中，習得了如何讓作古之人的回魂之術。（2020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