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杜斯妥也夫斯基附身的日本人

如所周知，俄國小說家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對於日本文學的影響巨大而不可估量的，最早從內田魯庵1892（明治25）年翻譯《罪與罰》開始，之後經歷五個時期（1.明治25年前後、2.明治40年前後、3.大正時期、4.昭和9年至12年、5.昭和20年至25年），杜氏的著作就以奇絕的魅力俘虜住眾多日本讀者，彷彿被杜氏附身似的。這個奇妙的現象，實在值得我們細緻探討，杜氏為何讓日本人如此執迷？

有一種哲學意味的說法是，杜氏不知疲勞似的所描寫的人類困境，正好可以映照出日本知識人各個時期的精神苦悶，並成為他們照亮內心的一面明鏡，哪怕這種自我反射出現扭曲的姿態，他們都能接受這樣的回答，都為自己找到明確的社會位置。

例如杜氏《冬天裡的夏日印象》中，就這麼一段描寫，「在真正的博愛中，不是單獨的人，不是僅從自我來考慮自己和其餘的人是否有相當的價值、相等的權利。這一切其餘的人應主動到要求權利的人中間來，到個別的自我中間來，不等他請求，自己就應當承認他和世界上所有的其餘的人一樣，具有同等的價值和權利。並且，這個要求得到權利的個人，首先應當把整個的自我，整個自己犧牲給社會，不僅不要求自己的權利，相反，還要將它無條件地貢獻給社會。」換言之，杜氏「理性：平等與自由」的見解，寓所似的映現出二戰後日本社會的混亂局面，但同時又給了日本作家精神的支撐點。野間宏寫過許多意識流的小說，他在小說〈崩塌的感覺〉結尾部分，就是得自杜氏的靈感，或者說借用了杜氏的視野，他透過小說主角來突顯日本人於二戰後的生存困境，「……我只不過是被命令站立著而已。所謂活著，就是叛逆。我們就是在現實生活中屢次挫敗卻不得不活下去的世代！」

我們從野間宏這樣的描述中，似乎也能清楚感受到那種因社會失序造成的躁動，以及各個時代伺機而出的不安，而這些人性最深層的恐懼和惶然，杜氏卻先知般的把它們安置在小說及其隨筆的角落裡，等待敏感的作家和讀者，走近它們，然後輕輕地揭示出來，如果你有足夠的勇氣，就不厭其煩地敘述下去，千萬不可半途而廢。雖說這不是火的洗禮，不是恐怖的革命現場，但是行所當當的事情，原本就不需要計較什麼後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