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譯者（讀書隨筆）

或許，我真的與翻譯有奇緣相繫，去年（2017）今天，我恰巧寫了一篇短文，就是談我與翻譯的機緣以及個中的感想。今天下午，我只是隨興地閱讀，拿到什麼看什麼，並沒有設定什麼書籍。我在書堆裡翻來覆去，最後找書之手落在新近購買的奇書《歷史上的譯者》和《中國思想史》上。就我的解讀，前者的內容明顯探討譯者擔負的歷史性任務，後者論述的佛教翻譯則是很絕妙地把我吸引到那個章節裡，再次讓我體會不忍釋卷的滋味。

撰寫文章的時候，我向來很排斥用掉書袋來冒充博學者的身份，只有它作為歷史相關的佐證、尤其在語文思想形態的時候，我就會不忌諱抄書之嫌而援引出來，目的很簡單，我終究要為自己探索性的記述找到可靠的支撐。在（法）程艾藍《中國思想史》漢譯本中，有一段概括北傳佛教與南佛教在譯經思想上的迥異，頗令不同語種的譯者為之啟發：

「東晉時期，生活稍安，形成了一種專屬士大夫階層的智識佛教。士大夫基本用『玄學』術語來理解佛教，希望把自己的文化傳統和佛教內容結合起來。北方佛教與南方佛教完全不同，前者在非漢政權扶持下發展起來，並成為國教。北方僧人對文學和玄學沒有太多興趣，他們更多是政治甚至軍事參謀，因精通祕術而受重用。」

程艾藍進而精要的提及，在被戰亂分裂、受「蠻人」統治的北方，虔誠類型的佛教占上風，這種佛教關心道德、靜坐和宗教修行。相比而言，生活在南方物產豐富的士人階層卻為之相反，他們彌漫著厭倦一切、看破紅塵、幾近墮落為頹廢享樂主義的「清談」派風氣。此外，他們自認為是道之持承者，有道德和政治義務，但正因為如此，他們從此陷入了懷疑主義與佛家「一切皆幻」說相應。

這種把士大夫受其時代環境影響的比較，的確很大程度突顯出這個階層作為受眾並為之反應的位置。但是，我更關注歷史上的譯者，他們用什麼方法呈現並傳播他們的翻譯思想。這其中，必然存在著主觀和客觀的作為。史料指出，南北政權的分裂，導致了疆域邊界的劃分，卻促成了兩種不同的譯經風格。在東漢末期，佛經翻譯發展出一套約定俗成的語言，旨在讓梵文佛經譯文通俗易懂。四世紀開始，南方出現了一種更優雅的文學化文風，這種出自翻譯的簡短敘述性的經文，即是要吸引士人的閱讀興趣。所以，從傳播的角度來看，我認為譯者有其主體性的優勢。首先，他們掌握了一門外語，藉由轉化的翻譯語言做媒介，正大光明地進行思與言的儀式，其後，它又等同完成了一種向他者深化思想語言的行動。這種行動有靜水深流的底蘊，有滲透人的思想肌膚的效果，因為所有的有識之士，在吸收外來文化思想之時，似乎都無法避開這種歷史文本，這是一種穩定持久而內化心靈的方法。

最後，我舉個近例以充實這個說法。日本佛教學者水野弘元在《經典形成史》一書中，談到佛教經典是用什麼語言記述的，頗令人興趣盎然，雖然水野弘元的視野落在明治時期，但是，這並不阻礙我們對於這翻譯佛經簡史的理解。他提到明治時代，日本人（學者）受到西方人的佛教研究的影響，亦興起了巴利佛教研究的風潮。他們透過巴利阿含經和漢譯阿含的比較，對阿含經的內容做了精確考查，旨在體現此部經典最近佛陀的說法。他們這樣的翻譯和比較，使得阿含經所說的佛教基本立場，與印度的正統派（婆羅門教）和非正統派（耆那教）的宗教和哲學之間的不同變得明瞭起來。阿含經的佛說之所以如此鮮明，全靠阿含經及其注釋書齊備的巴利語經典。簡言之，現今，我們得以認識和親近古代的佛學經典，應該歸功於這些歷史上的譯者和編者。正是經由他們的思想轉介，或者以淺顯易懂，或者撥開晦澀的屏障，以明朗的思想面貌走入讀者的視野。在此，我借用佛教的說法，如果譯者是無畏施的體現者，那麼他們絕對有資格接受這份尊榮的，雖然他們在世的時候多半聽不到這些讚頌之詞，然而，正因為他們有著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胸懷，否則就鑄造不出這經久的譯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