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臺灣文學的日語詞條（讀書隨想）

寫作真是奇妙的精神活動，尚未進入寫作狀態之中，所有的想法都在腦海裡盤繞，沒有成為自己的文字，它們只能像飢餓眼花的海鷗，誤以為波光即是閃動的魚影，那樣令自己激情不已。不過，為了消解這種亢奮狀態，使不規則的想法固定下來，就必須用平靜心情對待，否則連最簡單的敘事，都無法順利降落下來。這是寫作者經常面對的問題，它就這麼嚴實地擺在面前，由不得你繞開或抄入小徑。有趣的是，進入寫作狀態以後，又將會迎向別樣的新境地。按照我有限的體驗來說，這個境界的出現充滿著不確定性，卻飽含意外的驚喜，似乎要促成某些事情，讓你在始料未及的朦朧中，發現由暗轉明的開朗，然後沿著這條思路往下走，通往未知和新知的路徑。

這幾天來，我在編寫日語詞條的構思中，對這個感受尤為深刻，原來我可以擺脫慣性的限制，挖掘更多思想的面向，不止呈現日本歷史文化的思想地圖，我何不在解釋日語詞條的同時，將詞義和日治五十年的台灣史連結起來，將它通往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恰如其分地介紹卓越的研究成果。如此，讀者在認識日本文化的堂奧，讀者亦能藉這個機會認識和親近臺灣文學的歷史。因此，正如前述，我這種偏向個人史觀的、土法煉鋼似的編寫，絕對不符合正統的編纂學，但是我不在乎我樂在其中，決定以僅有的智能和工具，像採礦工人一樣，繼續朝向歷史的縱深寸土掘進。

但願我的記憶沒有出錯，我依然記得出版前輩----前衛出版社社長林文欽說：「我沒能寫出好作品，但我可以出版好書。」這句話很樸實，但卻極有分量。如果說，出版好書是出版家的天職，那麼作家的任務應該是寫作有意義的作品。這位出版家的見識，給了我很大的啟發。換言之，既然編寫日語文化詞典，屬於我個人的歷史書寫，我當然可以盡其所愛、盡其所想地表現出來，在日語的詞條之後，做出與臺灣文學相關的閱讀延伸。例如：我寫到「牛車」的詞條，需要介紹沖繩農民與「牛車」，接著可將此線索引向呂赫若的小說「牛車」寫到「藝妓」詞條，可延伸至張文環的小說「藝妲之家」，進而閱看《張文環全集》；談到「志願兵」一詞，可以援引《周金波全集》；寫到法國「超現實主義」如何影響日本的詩人，就可追溯日治時期的風車詩社和詩人楊熾昌的作品；寫到「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一次）時，就必須提及代表台灣參加的四位作家：西川滿、濱田準雄、張文環、龍瑛宗；寫到「混合語和同化政策」，讀者可參閱陳培豐的《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台北：群學，2013）；寫到「新聞配達夫」，首先就連結到楊逵的「送報夫」，進而閱讀《楊逵全集》；談到日本的《萬葉集》，可查找傑出俳句家和小說家的黃靈芝，等等。

總括地說，閱讀這些作品和論述以及相關研究成果，對於讀者了解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的發展很有幫助，亦是編者可借題發揮的基礎。而這同時意味著幾個挑戰：我必須更加勤奮搜羅資料校讀，然後用自己的語法編寫出來，否則這些企圖最終又淪為空想，卻沒有聖西門、傅立葉的空想主義的深度。在詩歌寫作方面，我可以接受超現實主義的技法，和浪漫主義的抒情風格，唯獨編寫日語文化詞典這件大事，就沒有商榷的餘地，我必須請出我所推崇的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因為我相信他闡釋的歷史主義，那種不使人落入空乏的歷史主義精神，現在仍然值得付諸實踐。（2018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