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產的變遷（讀書隨想）

昨日，我將厚重的《日本文化史》（8冊）安置在書房以後，忍不住要翻閱每冊的書況，像鑑識出土的文物一樣，興奮和虔敬並存。然而，不知什麼原因，最後，我的目光不由得又落在版權頁上。坦白說，我向來喜歡查看書籍版權頁的定價，將它視為線索追查下去，然後與之比照當時的生活物價。這看似微不足道的舉動，對我而言卻有偵探辦案的意趣。正如前述，這套書籍1966年出版，每冊定價8500日圓。我想了想，這套書籍真是價格不菲，以現今日本的物價消費水準，注重專業分工的傳統慣例來看，除非研究上必要之需，多數受薪階層的人，應該對此興趣索然。根據日本公司職員年度薪資所得的資料顯示， 1966那個年代，大學畢業的公司職員平均月薪為33100圓。儘管1954年至1973年，正值日本經濟高度增長時期，但對於固定薪資者而言，仍然是很大的開銷，他們必須具有清教徒般的精神，不吃不喝存下兩個月薪資，才敢於美夢成真。相反的，經濟條件寬裕者的想法就不同了。尤其，當時文化的氛圍日漸興盛起來，出版社看準讀書市場，及時因應時代的需求，企劃出版了大型的文化圖書，成功打進了家庭空間，使得家裡書架的位置優先於酒櫃，簡單講，各種大型套書就是這樣的時空下，送進崇尚文化的家庭裡。我以此推測，這筑摩版《日本文化史》套書，想必是幾經流轉，或者歷經泡沫經濟瓦解以後，來到我作為寫作基地的書房，若果如此，它們必然帶有那些家庭或持有者歡樂已過的塵埃。

我們稍為回顧一下日本於二戰後的出版狀況，很容易就能找到確切的資料佐證。那時各家出版社推出的文學全集卷數，如同排山倒海的氣勢撲來。依年代順序簡略如下：《現代日本文學全集》（1953年）、《新選現代日本文學選集》（1958年）、《現代日本文學全集》（珍藏版 1960年）、《現代文學大系》（1963年）、《現代日本文學全集》（定本限定版 1967）、《現代日本文學大系》（1968年）、《日本文學全集》（1970年）、《增補決定版 現代日本文學全集》（1973年）、《現代日本文學》（1974年）、《近代日本文學》（1975年）、《筑摩現代日本文學大系》（1975年）、《ちくま日本文學全集》（1991年）等等。在此，我必須補充說明，促成大型圖書出版的時代背景。眾所周知，1986年至1991年，正值日本經濟安定期，可謂日本人的美好時代。1986年春天，幸得命運之手的安置，祂將我送到了大都會東京，讓我求學進益。當時，我每月打工所得，大約9萬圓至10萬圓，租屋在阿佐谷的簡陋公寓，善心的房東高橋先生，每月僅收房租22500圓。儘管我省吃儉用，得空的時候，忍不住到神保町書街巡視一番，但是看見昂貴的書籍，還是無力承擔的，往往只能記下書名，消解想像力的乾癮，希望來日經濟好轉時，再殺出重圍，將愛書們捧提回家。這次，經過書神的安排，祂特意讓我多等了三十年，目的是在測試我，看我是否為道心堅定的人，而不是虎頭蛇尾的傢伙。所以就這意義而言，這套書籍的到訪，等同於發給我的合格證明。

進一步說，並非每個日本人都愛書成痴，每個愛書人的後代，就必然將父輩的藏書視若珍寶，有時反而當成累贅了。之前，在日本的古舊書界，就發生過這樣的奇事風波。某個著名的英美文學N教授，生前藏書研究專書豐富，小型圖書館無比與之比肩。豈料，他猝然身亡，來不及交代遺言，家屬辦完其後事，長子清理各種遺物，尤其面對滿屋的藏書時，卻頭疼不已。依照日本的傳統慣例，長子理所當然要繼承父業，但問題是，與其說N教授的長子毫無意願向高深的學問獻身，不如說他沒有這方面的真才實學，因此處理龐大的藏書使他份外傷神。最後，他請來當地的古舊書店來收書，而且以半賣半送的價錢就賣給了店主。對店主而言，好貨到手他自然踩著快樂的油門，將N教授滿屋的藏書悉數載了回去。照理說，這段長子處理亡父藏書的故事，應該就此劃下句點。然而，崇高的書神似乎真的動怒了！祂立即安排N教授的門生，挺身來匡正藏書的真正價值。這名門生也在大學裡教授英美文學，同樣有逛古舊書店的癖好。

一日，他到某舊書店淘書，赫然發現書店內有其恩師教授的藏書，他不由好奇詢問店主，方知道這批藏書是N教授的長子讓出來的。這名教授進而追問店主，以多少錢收攬這批藏書的？當他知道店主僅以低價就獲取了這批珍貴的藏書，盛怒難消之下，說要提告店主詐欺。而鑑識舊書無數的書店店主自知理虧，最後只能退讓求和，否則訟案纏綿對他並非好事。後來，據說店主多付了數百萬日圓，以此補償給N教授的家屬。依我的解讀，書神安插這起珍書廉售的風波，似乎有兩個目的，首先，以此事蹟教訓厭棄書籍的家屬們；其次，對於收書的店主曉以大義，希望他莫忘初衷，要敬重好書的價值，不可低收高賣。但是，不愛讀書的人，也有他們的正義。先輩在家裡的書籍若氾濫成災，他們該如何處置，才不落得不肖子孫之名？這的確是個難題。

說到「書到用時方恨多」的感嘆，我再舉個實例來接續這個書話的餘韻。

大約四十年前，我有個文友沒能考取公費生，而自費到東京留學。他家裡經濟境況普通，所以念到博士班之前，必須抓緊時間到處打工，方能維持學費和生活開銷。這些苦頭他都能撐忍下來，在讀書方面頗為勤奮，需要研讀的書籍，幾乎都向大學的圖書館借，僅止這樣借書，就省下不少購書的開銷了。我因為求學期間較短，又無碩博士班的學籍，這點比他我幸運甚多，我約略估算，他三十餘年來，至少已節省數百萬日圓了。因此，我經常自嘲，自購古舊書等同於預先存款。爾後，我這位文友總算熬出頭了。他終於取得了博士學位，開始到各大學教書，雖然他一直是兼任教師，沒能升上專職的教授。正如我上述的，他同樣經歷日本經濟安定期的恩澤，家庭經濟好轉了起來，即使日本深陷在泡沫經濟，經濟就此萎靡不振，他在銀行的存款仍然安然如昔，絲毫不受什麼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生活的波浪將我送回臺灣打拚，我從口譯和翻譯做起，累積文筆和生活歷練，直到我進入中年才有幸重拾文學的志業。

數月以前，這位文友來信頗為感嘆地說，在他從經濟的低谷轉向光明頂的時期，就大量和瘋狂似的購書，有一本就買一本，從不心慈手軟，直到自家書房裝不下了，再租個房間藏書，以安頓這些曾經失之交臂的書籍。然而，他說近來深切感到老態畢現，身體欠佳不如往前，已經沒有精神力氣，再翻閱這些愛書了。有些時候，他甚至閃過瘋狂的念頭，他覺得眼前的群書，竟然變成了多餘的紙山，嚴峻地阻擋在他的面前，連到自家廚房弄一杯自來水喝，都得左閃右躲穿越書籍的叢林。雖然我有過幾次生病的經驗，但我還能體會文友的困境----「書到用時方恨多」的遺憾。話說回來，既然生死和健康是無法預期，自己何不改變想法，將生前的持有物從物質的轉化為精神的「遺產」？我們用不著傾家當產的程度，就能購得或繼承前人的精神遺產，這是多麼美好的事情！當我們已無力守護這些精神遺產，而且已得到智識的光輝，自己無法享用的時候，將它們捐交給另個所需的讀者手中，豈不是在行善功德？我們只是生命中的過客，而不是天上永恆的星辰。讀完此信，我又領悟了一個道理，那就是精神遺產的變遷了。它總是以各種奇妙的名相測試所有自以為是的讀書人。這真是一記高招，我非常佩服終身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