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這種病

我相信「翻譯和語言」這種精神活動，在很多情況下，它就跟頑強的病菌一樣，輕易地滲透人腦的深層意識，使人甘心成為它的俘虜，為它赴刀山火海在所不辭。借用社會學的說法，它讓仰慕者為之深情入魅，永遠不許為他祛魅。而我就是這樣的病號。幸好，這種病症不致人於死地。說來奇怪，當我看見與翻譯相關的論述，哪怕只是簡要的概括，我都會精神為之一振，以前那些模模糊糊的讀書記憶，就這麼神奇地被聯繫了起來。

出於這強烈的召引，我快速找到了「美」任達《新政革命與日本》這本專書，該書寫到在清末時期，中國借鑒日本翻譯成果的重要性。1898年10月，梁啟超流亡日本，儘管身處海外，他一直懷抱變法圖強的理想，置身在明治維新向西方取經的時空下，他感受到難以言喻的興奮。例如，他在，1899年為《清議報》所寫的社論，即大聲呼籲〈論學日文之益〉：「……日本自維新三十年來，廣求知識於寰宇，其所譯所著有用之書，不下數千種，而尤詳於政治學、資生學（經濟學）、智學（哲學）、群學（社會學）等，皆開民智，強國基之急務也……學英文者經五六年始成，其初學成也尚多窒礙，猶未必能讀其政治學、資生學、群學等之書也。而學日本文者，數日而小成，數月而大成，日本之學，已盡為我有矣……夫日本於最新最糟之學，雖無不欠缺，然其大端固已粗具矣。」

這篇激揚文字的社論，即便在時間流逝120年後的今天讀來，仍然令人感受到梁啟超倡議學習日文的熱忱。當然，同樣的史料文本，研究者的解讀各有不同，但是廣義來說，他們都是歷史研究的獲益者，至此可以由此基礎延伸，由此作為起點，找到問題意識的新線索。再引香港中文大學的譂汝謙和日本實藤惠秀等合作統計，他們這樣正面評價翻譯的影響：「……從甲午到民元，中譯日書的數量是壓倒性的……這批譯書在迻入新思想新事物的同時，又使一大批日本詞彙融到現代漢語，豐富了漢語詞彙，而且促進漢語多方面的變化，為中國現代化運動奠定了不容忽視的基礎，也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開闢了康莊大道。」

該書在其後的評述中，還提及日本翻譯外國著作的詞彙，大量借用了中國慣用語，但與此同時，它又擴展了原義，賦予語言創造性和生機復興。我再次相信，這都是藉由翻譯的精神轉換所體現出來的。進一步說，對於崇敬翻譯力量的人，無論是親眼所見抑或親身經歷，無不為這翻譯工程給予最大的讚嘆。現今，中國的出版體制顯然已經擺脫「日譯圖強」的歷史格局了，漸次將目光轉向日本文化、文學小說、商業實用書籍等，朝類似自由經濟計劃的道路前進，在這當中不乏嚴肅的好書，包括淺白易懂的暢銷書。撇開恐嚇性的政治意識型態，對所有漢語文化圈的讀書人而言，這是確然而幸運的閱讀時代了。但作為苦心孤詣的譯者，他們無不希望讀者享讀其書的時候，為他們平日辛勤的努力，送上些許有情的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