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關鍵詞》：米騷動（下）

在此，有個令人訝異的現象，仍然值得深描細究。當時，報紙媒體對於寺內正毅內閣壓制言論自由的做法，向來給予嚴厲批判，對於民眾「搶糧暴動」的報導，筆觸間則充滿善意，透露出對於弱勢階層某種程度的同情，但寺內內閣的失致，就避不開這個尖銳的批判了。8月14日，寺內內閣發出命令，要求報紙不得報導民眾搶糧騷動的消息，直白地說，就是要封鎖相關的新聞。這干預新聞自由的禁令，立刻遭到新聞界的抵制。8月25日，《大阪朝日新聞》舉行關西記者大會通過決議，要徹底追究寺內內閣的政治責任，並要求他辭職下台。

從社會運動史的視點來看，「搶糧暴動」是自日俄戰爭以來，由日比谷騷動事件開始，日本群眾運動的最後一次爆發。以前的群眾運動多半是因不滿政府執政的無能腐敗，政治人物藉機煽風點火，民眾被迫走上街頭抗議，後者則由因民眾「無米可炊」，出於飢餓與生存權所展開的暴動。進一步地說，當時的政黨已經不支持群眾因經濟壓迫的社會運動，勞資糾紛的情況愈形加劇，反而是新聞界和知識人給予聲援和評價。雖然上述這場「搶糧暴動」並沒有合理的目標，沒有嚴謹的組織運作，屬於沒有自發性的運動，但在那以後，卻給工人運動和普選運動注入了新的活力。

我們不妨再回溯一下，日本政府對於這場社會運動的回應。「搶糧暴動」一爆發，執政高層立即採取了溫情主義的策略，他們匯集了皇室、政府和富豪巨商的捐款，以低廉價格售米，安撫群眾的不滿情緒，防止事態擴大。除此之外，他們在大城市，創設公立市場、簡易食堂、托兒所、職業介紹所等社會福利設施。這是政府向普羅大眾的施惠措施，向民眾們投予的懷柔政策的微笑。然而，另方面，他們對於參與暴動的茲事者，卻絕不予任何寬待，檢察當局旋即雷厲風行展開逮捕。據統計，那時在一道三府三十二縣當中，就有總數7760人遭到了起訴，並被快速審判課以重刑。在這些受刑者裡，包括在各方面受到歧視的部落民，政府甚至對他們使出兩手策略：首先，既要打擊這些對抗者，其次，則試圖將其靑年團、消防組等團體，納入國家體制裡加以利用，藉此滲透和扶植這些組織。

日本作為帝國主義在此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但那時正處在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時期，也是日本人以多種形式向海外尋求新天地的時期。據1919年6月末外務省通商局《海外各地日僑職業別表》調查，僑居海外各地的日本人，除了朝鮮人、殖民地台灣人以外，總數就高達58萬2千人，比前年度同期增加了8萬8千人，其中40％集中在美國（包括夏威夷在內），不過日本移民在美國和加拿大都受到嚴格限制，使得他們開始向南美國家發展。在中國（包括關東州在內），也占有40％，從其職業別表來看，他們多半為公司職員、銀行職員或店員，不過在「滿洲國」、西伯利亞、東南亞等國家，則以藝妓、女侍及其他占多數，總計約達1萬人。現今回想起來，歷史的發展的確是難以預測的，正如上述這場搶糧暴動一樣，儘管歷時50天即告結束，但是它卻具有推動歷史前進的力量，絕對不可小看由稻農們辛苦種植出來的米糧。誰說它不能改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