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生產力與書寫（讀書隨筆）

對於日本歷史特別感興趣的愛書人，多半都能夠細緻地發現，日本的歷史學者撰書甚勤，而且速度很快，幾乎沒隔多久時間，各出版社即推出他們的著述成果。現今的書市，無論是日本和臺灣都顯得欲振乏力，但日本有些出版社依然如故，秉持臺灣話「青瞑牛不怕子彈」似的精神繼續出版。

我們可以從幾個層面來看這些有趣的現象。日本的書市的確每下愈況，買書者愈來愈少，然而，作為文化產業的出版社，不管形勢多麼緊迫，只要財務尚能正常運轉，他們都得想方設法打開僵局，為出版社尋找新的活路。從圖書自銷和外銷出口的角度來看，日本史的重新書寫發揮著很大的功能。

一般來說，在日本，出版社的編輯經由縝密的企劃策略，選定題目和寫作方式，邀請歷史學者或該領域的專家進行撰述。當然，這種走向大眾的出版品，不同於學術論文的寫作，必須理路嚴謹、言簡意賅，也就是用淺顯流暢的文字，將日本歷史知識帶進讀者的視野中，只有做到這種地步，方能稱為成功達陣。

對作者而言，這種歷史書寫反映出知識生產力的更新，同時也是自身書寫能力的證明。因為他們必須從浩如煙海的參考文獻中，做出精要的吸收轉化，切不可掉書袋，做出不同於前者的複述，這是很重要的寫作技藝。這樣的技藝絕非從天而降，很多情況是藉由失敗的啟發、不斷地摸索，從實際的書寫狀態中精進出來的。置身在歷史書寫的語境中，才有機會發現歷史敘述的峰迴路轉。有些時候，歷史書寫者甚至要放下身段，借鏡馬克．布洛克《歷史學家的技藝》的觀點，歷史學家在敘述的困途中，應該向文學家借來生花妙筆。

其次，這種歷史知識的重組和再生產，有諸多的收益，它為同時代和下個世紀的書寫策略奠下基礎，提供某種高度的範例，現下，我們已經見證到它的影響了。它可以激揚讀書的風氣，拯救蕭條的書市，售出海外版權賺取外匯，就此來看，這應該算是多贏局面的鐵證。或許正因為有此文山事業的典範，才使得出版人和編輯前仆後繼更加九死不悔似的傾注終生。

此外，日本歷史書寫出版品的優勢地位，還顯現在它自身的不可代替性，以及它潛在厚實的商機。我認為，有時候它比卓越的外交官高明，輕易地超越國家意識形態的阻撓。以反日最烈的中國為例，他們在政治宣傳上極力仇視日本，但是出版界的情況卻與之相反。他們不僅翻譯和出版大套日本歷史書寫系列（包括早期日本漢學研究的翻譯）、範圍非常廣泛，從日本飲食文化、傳統技藝、純文學和通俗小說等等，可謂一應俱全。這些譯自日本書籍的漢譯本，先於中國的書市裡流通行銷，再銷售給臺灣的出版社，由簡體版改為繁體版。這樣的事實使我們不能不說，這已經徹底改變了中國自實施改革開放後兩國出版業的態勢了。

撇開政治意識形態的爭論，我們可以把中國這種透過文化經濟力的逆轉勝，視為是一種給臺灣出版界的友善警示：實際上，造成書市退卻有諸多原因，但千萬不可責怪讀者，不閱讀不買書，良書的命運還不到天涯絕處的地步，端看你怎麼拯救和激活它們，輕言放棄或不求精進，只能被視為無用的殘疾老兵。誠想，中國的出版社敢於砸下重金（也可能貸款），向國外出版商買下版權，委請卓越的譯者，耗費多年翻譯出版的作為，畢竟值得出版同業的肯定。若有人問我，你有什麼出版或寫作策略？我會底氣十足地說：有，當然有的。從現在開始，徹底做好學問，練就精湛的文筆，不畏難地持續寫作，寫出你熟悉而深入的題材，真正贏得廣大讀者的尊敬。出版的著作縱然沒能銷往國外賺取外匯，能夠獲致國內讀者的青睞，無論怎麼說，它都等同於一種高貴的殊榮。而且我堅信，這是值得歷史書寫者追求的殊榮。在這個意義上，九死不悔和萬劫不復都是同義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