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採訪記
在我混亂的書堆中,加藤秀俊的著作,大概三、四本左右,這幾本書的主題,以論述日本社會大眾心理居多。今年(2018年2月),我在東京新宿「Book
Off」東口店,巧合購得其《採訪學》一書,售價100日圓,要與之擦身而過,實在說不過去。理所當然,我將它請進了店內特製的黑色塑膠提籃裡。添購此書之前,我大約翻讀了十幾頁,其中提及「讀書等同於現場採訪」,這句話真有威力,輕而易舉就將我俘虜了。直白地說,這句成功的文案摘句,頗能給我安慰,因為我很少外出,卻想探知社會的變化,而在家裡讀書,恰巧可補足我沒親訪現場的遺憾。就新聞採訪來說,我沒能擷取現場的觀察經驗,但是深度閱讀方式,似乎可以作為跨越時空的「在場證明」。
當我這樣自我催眠的時候,書神親切地眷顧了我,順其自然將我引向了店內深處,那個乏人問津的書區:人文社會思想歷史書區。社會學者大澤真幸《山崎豐子與日本男人們》一書,就是我在那個書區購得的。而買下這本書,包含許多因素,不僅僅是因於我翻譯過幾部山崎豐子的小說,甚為喜歡其寫實生動筆法,其小說之難譯,足以考驗譯者的毅力與能耐。還有個原因是,我感佩於大澤真幸的寫作策略,他首先突顯了山崎豐子小說中「日本剛毅的男人形象」,接著,在夾敘中援引和比較作家淺田次郎、池井戶潤等小說的主角形象,這樣概括穿引的寫法,於我頗有裨益。或許,這可視為是「讀書暨採訪」的佳例。
正因為我閱讀(=採訪)此書,我方能在該書注腳中,意外發現山崎豐子與三島由紀夫之間的文學往來。山崎豐子最後的責任編輯指出,他據矢代新一郎指出,在山崎豐子的藏書中,發現了三島由紀夫署名的《鏡子之家》。儘管目前尚不知三島紀夫題贈給山崎豐子的經緯,那時候正值《鏡子之家》(第一部.第二部)上市發行,而1959年9月20日,山崎豐子已獲得直木獎,在《新潮周刊》連載小說《少東家》。大澤真幸推論說:實際上,在三島由紀夫所有的作品中,《鏡子之家》的精神內涵,最適合題贈給社會寫實派的山崎豐子。而對雜讀成習的我而言,事情經過交代清楚,就不宜給事情添枝加葉,讀者們終究要親自讀書(=採訪)為好,因為這只是我的轉述,每個人的語法和思想不同。但是有一點,我必須強調,在寫作題材困乏的時候,透過這種方式採訪,倒是很經濟實惠,成本低廉,但意義非凡。寫到這裡,我突然想起了直木三十五(1891-1934)這個不算長命的小說家,他有一句名言:「藝術短暫,貧窮漫長」,這句生活的真理,就刻在其碑石上。此刻,直木三十五這作家的影像,為何突然闖入了我的腦海,我想,他必定另有深意,生活在家徒四壁的年代,作家並非新聞記者,而投入寫作的前提,即意味著無法從事物質生產,只能透過讀書逕行(=採訪)了,除此之外,似乎很難做得更多。而作家要徹底縮短貧窮的漫長,就必須寫出銷售的大眾小說,讓大眾掏錢支持你的理想,否則真的只能苦守寒窯,面對西北風的考驗了。
標籤: 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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