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壇百年回憶錄》（16）

服部誠一看準了新時代的變化，把逐獑吸取現代性的東京摩登，成為其筆下的風景。他的《東京新繁昌記 首篇》甫出版，旋即引起熱烈的閱讀，而他也在讀者的反饋中，繼續撰寫書籍的續篇。儘管每個作家的條件不同，但從作家的自律性來看，服部誠一比成島柳北似乎更勤奮，他沒有相隔十二年再推出新篇，而是趁熱打鐵似地撰寫續作。在這年當中，他即撰寫和出版了第五篇，面向大眾讀者來測試作家的能耐底線。據其出版商指出，服部誠一的著作很暢銷，並得到了相當可觀的版稅。依照當時的生活物價，每個月只要十圓所得，即能維持普通家庭的開銷。據估計，服部誠一依書籍版稅，每年大約有四千圓至五千圓的收入，應當可過著優渥的生活。不過，他向來沉默不多言碎語，生活方面低調內斂，幾乎沒有朋友與他往來。正因為這個緣故，有些好事者不禁懷疑，「這種人寡朋稀友，哪來撰寫《東京新繁昌記》的材料呢？」或許是因為曾經突然斷送俸給的生活遭遇所致，他很珍惜得來不易的版稅，沒有因此花天酒地，而是用這筆錢在湯島的妻戀坂蓋了新宅第，並取名為「吸霞樓」，這樓名有著浪漫主義的色彩。

對於服部誠一的成功，並非每個人都帶著祝福之情，有人甚至放出流言，事實上，服部誠一的漢學和文章並不高明。例如，在其文章結尾處，他經常犯了語病，也就是，把應該寫成「焉耳」的，倒反寫成「耳焉」。而且，他卻不以為忤，不視為拙劣的表現，有時為了具體寫出實景，他還發揮想像力自創新詞。這個創造性的作為，在服膺於傳統語文的專家看來，簡直與走偏門毫無二致。詭異的是，這種有點標新立異的寫法，卻受到讀者們的愛戴，他們認為這種嶄新的表現方法，可以連接上新時代的現代性。

進入明治七年左右，新聞報紙開始盛行起來，服部誠一觀察到這種社會現象，自然要寫進書裡表達他的看法。在《東京新繁昌記》一書中，他這樣評價報紙紛繁局面，「……固陋夢醒，如開花遇春，文華之燦爛，發明之光彩，內外眼諸所見多美事。人不聞麝香，不知開花之味，不觀寫真（照片），不知何謂文明人，普天之下非王土，偏僻之地何以能開花。此乃為新聞報人索探之材……。報端之揭露，可知新界新事，政府之布告，海外之情事、國土之豐欠、物價之高低、貿易之盛衰、或弦妓之美醜，皆由報紙記載。誇言之，人車之翻轉也成新聞，大聲放屁亦是新聞。再則，奸吏最忌憚報紙揭其弊端，因而下台者有之。對社會之不滿，議論人之長短，可投書報紙反映民意。如長崎先進之老師，與遙坐函館之古陋老師，展開舌尖筆戰……。」

正如服部所寫的那樣，明治初年的官吏專橫無比，唯獨新聞輿論讓他們有所忌憚，收斂其強權官威。當時，明治政府的大官，多半出自薩摩、長州、土佐、肥前四藩等武士，維新軍的核心幾乎被他們掌握，其外圍則是各地方的武士。換句話說，非出身武士階級者不能當官。正因如此，這種世襲的特權體制，使得官吏的氣焰高漲，對待民眾極為粗暴。此外，執政當局也經常假借親政天皇的名義，隱匿施政的弊端，牟取自身的利益。在這種情形下，只有報紙記者敢以拂逆，嚴厲加以批判，所以作威作福的官吏，總是把批評者或記者視如讎寇。此外，報紙很重視讀者的投書，儘可能給予更多的言論空間，及時地予以刊載。而相較於審時度勢的保守態度，明治初期的報人記者和民眾，他們對於針砭時弊的表現，是較為積極正面的。這種批評話語的推進，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在建立和鞏固公眾輿論的基礎。（待續-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