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壇百年回憶錄》（15）

在此書中，看得出成島柳北巧妙的文筆，和辛辣的批判力道。他這樣寫道，其實，當時到柳橋狎妓趣遊的，幾乎來自京都的公卿、長州、薩摩和土佐等鄉下武士。他們是粗鄙的不解風情之人。不久前，他們以家庭代工維生呢。一次，有個魯莽的藝伎，向來此冶遊出身公卿的高官說，「聽說您們京都的公卿，平日以製作花牌營生。」只見那名高官頓時面色愕然，回答說，「我們不幹那種行當的，若有做家庭代工的，也許是地位卑下的武士。最近，我們出身公卿的可忙碌得很，可沒這些閒功夫……」。藝伎旋即拍了拍自己的膝頭，表示知道其中緣故了，還說難怪這陣子花牌這玩意都變貴了。

然而，在他們這番對話的同時，在場人士簡直聽得冷汗直冒了。因為大家都知藝妓的諷喻所在，這位所謂出身公卿的高官，指向當時兩個政要：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和右大臣岩倉具視。雖然，當下沒有惹來筆禍坐牢，時代的氣氛卻暗潮洶湧。進一步地說，成島柳北其筆下所呈現的面向，德川家的舊武士的子女，他們要陪侍的客人，不是鄉下武士，就是靠家庭代工維生的公卿，沒有比這更荒唐和諷刺的了，成島柳北寫竣此書，三年後才正式出版，深受江戶的讀書人的廣泛閱讀，也算是廣義的暢銷書了。

具體地說，成島柳北出版《柳橋新誌》一書，十二年後又刊印《柳橋新誌 續篇》，主要的原因在於，他對於明治政府的不滿，用今天的政治術語說，由於改朝換代的巨變，明治天皇推動維新政策，他切身的權益卻因此受損，到了不可復原的地步。而且，他置身在閒散之中，批判的筆鋒自然更銳利了。另外，還有一個與出版相關的原因。他於二十三歲之時，所撰寫的《柳橋新誌》，頗受漢學修養甚高的讀書人的喜愛，受到他們的珍藏，但是有意究竟的讀者，到書店求訪，卻仍然不見其蹤。據史料指出，明治維新時期前後，出版業極為慘淡，要複刻印書可不容易。

這種缺書的怪現象，將導致兩種價值轉向。首先，他的舊作售價會變得水漲船高，使持有者更為惜售；其次，在惡德出版商看來，這反而是絕佳的機會，盡可利用這次空荒時期盜印大賣其書。成島柳北身為此書的作者，自然知道個中的情況，因此撰寫續篇回應。毋寧說，他在續篇當中，反映出諸多的社會百態，又因於自身的遭遇，使得他在批判政治的力道上，更能集中火力了。因此，與前作相較，他獲得了更多讀者的共鳴。然而，成島柳北因政治諷刺論而獲致成功，也要付出代價和危險的。換言之，在其筆下受到揶揄嘲弄的明治政府的高官，開始敵視成島柳北，抓到任何機會，便施予制肘。他出版此書之時，已經三十八歲。

在成島柳北出版《柳橋新誌 續篇》的月份裡，又有一部新著在同出版社刊印---服部誠一的《東京新繁昌記》。這本書的銷售，絲毫不遜於《柳橋新誌》一書。服部誠一原本即奧州二本松的丹羽家的舊家臣，他是明治三年，二十九歲那年移住到東京的。他的歷代先祖為丹羽家的儒學者，但所得的俸祿不多，他當過藩內漢學塾的教師，後來因明治維新後失去俸祿，而來到東京另謀出路。若以外表來看，服部誠一其貌不揚，講話有奧州的口音，沒有才子的風采，但還是有學問功底的。他來到東京的第四年，時值三十三歲，看到新時代的東京變化奇多，充滿新興的西方習俗，自然想把這些所見所聞紀錄下來。不過，他沒有寫書經驗，必須仿傚先行者的著作引路。他讀過寺門靜軒的《江戶繁昌記》和成島柳北《柳橋新誌》二書，受到其文體的影響，努力寫成了《東京新繁昌記》，帶到刊印過成島柳北其書的奎章閣出版社。就此而言，這也是作家為自己找出路的範例之一。（待續-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