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改造的危險

在日本，作為媒體人和出版家山本實彥（1885-1952）堪稱是個奇人。

他於1913（大正2）年，年僅二十八歲，即買下《東京每日新聞》，擔任該報社社長數年，1918（大正7）年，他前往西伯利亞做資源探勘調查，久原礦業贈與他5萬圓酬金，他用這份報酬做資本，於1919（大正8）年4月創辦了《改造》雜誌，創刊號印量即達3萬部。然而，到第三期為止，該雜誌銷售成績不佳，大約只售出三、四成，該社秋田忠義等編輯決議，要提升《改造》的銷售量，必須調整編輯方針，不得不解除山本實彥的編務，在第四期的內容上改弦易轍。據說（甘露寺八郎《出版書肆鳥瞰論（二）改造社卷》、昭和6年），被請離編輯檯的山本實彥大為光火，怒斥這些人要搞垮《改造》雜誌。後來證明編輯們的編輯策略是成功的，第四期《改造》甫一推出，幾乎全數售完。

進言之，第四期《改造》取得成功，很大程度歸因於，他們眼光精準地抓住時代的脈動，因為那時正值大正民主思想蓬勃飛揚，第四期《改造》恰巧成了從精神思想轉化為暢銷商品的載體。例如，他們向福田德三、安部豐彥、堺利彥等人邀稿，打出那時大眾關注的議題「勞動問題社會主義批判專輯」，自然獲得很大的回響。在同時期，思想立場相似的《解放》雜誌，也於6月創刊，他們共同經歷歐洲戰爭後思想格局的混亂和分裂，以及迎來新興文化的誕生，可惜後來《解放》雜誌，沒有跟上世界的潮流，就此淡出了讀者的視野。而早於《改造》刊行的《中央公論》依然維持穩定而優質的發展，在這激烈的競爭下，《改造》的內容同樣持續進步深化。對於這些思想狀況的發展，評論家大宅壯一在〈改造論〉（昭和6年10月）文章中，稱讚「在某個時期，《改造》的言論，足以堪稱日本思想界的進步象徵，並引領時代的潮流。」

其後，1923（大正12）年，11月號《改造》推出「大杉榮追悼特輯」，以此紀念這位被殘殺致死的無政府主義者。1626（大正15）年9月號《改造》刊行「抗議查禁書刊特輯」，更受到大眾讀者的注目。不止如此，後來諸多著名的作家們都在該雜誌上發表或連載文章：《暗夜行路》（志賀直哉）、〈暴風雨》（島崎藤村）、〈跨越生死界線〉（賀川豐彥）、〈女工哀史〉（細井和喜藏）、〈回憶夏目漱石〉（夏目鏡子）、〈河童〉（芥川龍之介）、《自傳》（大杉榮），可謂名作迭出。1929（昭和4）年8月號上，宮本顯治和小林秀雄兩位作家為贏得該徵文首獎，蔚為熱烈的話題。此外，改造社推出售價壹圓的《現代日本文學全集》，更是為日本出版史上增添了新頁。

然而，二次大戰結束，以美國為首的佔領軍進駐戰敗國日本以後，日本書刊的出版狀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45年9月，日本政府指示《改造》雜誌重整。1946年元月復刊號（112頁、售價2圓50錢），森戶辰男撰文「建設和平的國家」成為該期封面的卷頭語，編輯後記也以「國亡及其文運再興」感慨記述。不過，這其中仍有反諷批判的聲音，志賀直哉的隨筆〈銅像〉，就是具體的例證之一。他在文章中指出，「……我們為了永遠記住這場悲無人道的戰爭，我們應當為戰犯東條英機塑造銅像，並在銅像的基座上，銘刻這樣的字眼：空襲、廢墟、餓死者、強盜、佔領軍……」。此外，憲法學者鈴木安藏撰文〈民主憲法的基礎理論和構想〉，提議應由憲法草案代替帝國憲法。

與此相應，民間憲法研究會亦提出〈日本國之統治權應當立足於日本國民〉，倡導議會設置民人委員會。前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長後來在獄中宣布轉向的佐野學在〈邁向雙重權力運動〉一文中，表示「天皇制之存廢應當交由全國人民大會投票表決」，他旨在說明天皇制區分為軍部和官僚以及貴族，沒有表達他對於天皇制的立場。不過，佐野學對於聯合國駐軍總司令官（麥克阿瑟），給予很高的評價，將他視為擁有「與日本天皇及其政府上的最高權力」，這樣的權力將有效地改革和建構「日本的民主體制」，予以正面肯定佔領軍的形象。佐野學如此表態，幾乎讓他的左派同路人感到錯愕，因為這與迄今為止的日本左派知識人的觀點嚴重衝突。

儘管如此，1945年12月28日書刊審查過程中，預定刊登於《改造》雜誌的文章，仍然有兩處遭到審查單位的「刪除」；在第3期中，小說家石坂洋次郎的文章，「啊，我放眼望去，映入眼簾的都是荒涼破敗的情景……」，「荒涼破敗」的字眼，就被刪除；中野重治的〈如出一轍〉文章中，提及「我不禁懷疑，聯合國最高總司令果真會給日本國民帶來真正的自由嗎？」這段略顯質疑的文字，即遭到了刪除；小說家獅子文六在〈國民服史〉一文中，描寫到日本人吸G1香菸的場景，但審查單位以這種描寫可能使讀者「聯想到進出G1黑市」的疑慮為由，而命令刪除此文字。

以當時綜合性的雜誌而言，《改造》雜誌有著很大的影響力，川端康成、太宰治、三島由紀夫等作家，都曾經在《改造》上發表作品。台灣作家龍瑛宗的處女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於1937年4月參加《改造》雜誌第九屆徵文比賽，這部作品從八百餘篇競爭的文稿中，脫穎而出入選，贏得日本中央文壇的矚目。龍瑛宗特地請假前往東京領獎，返回台灣之後，與山本實彥社長互有書信往來，山本實彥鼓勵他繼續給《改造》供稿（注：其中經緯讀者可詳閱王惠珍論文〈揚帆啟航----殖民地作家龍瑛宗的帝國之旅」）。在此投稿的知名作家中，織田作之助〈文學的可能性〉（1946年12月）、創造流行語「總之，青鳉鱼群集而至」的平林泰子〈文學的裝飾〉（1948年4月）、文學評論家伊藤整〈組織與人〉（1953年12月），這些文章都引來熱烈的討論。

在1950年2月號、3月號的《改造》雜誌上，所刊登的「下山事件白皮書---警視廳下山事件特別調查總部極機密報告」獨家報導，強烈地吸引讀者的目光。看到這篇報導，《每日新聞》的「餘錄」專欄（1月13日），更大為叫好。主張下山總裁遭到他殺的《朝日新聞》以此視為「洩漏機密」追究警視廳的責任，使得該刑事部長指稱「此嫌犯就在偵搜第一科內」，這個問題最後甚至延燒到眾議院預算委員會，岡田春夫議員拿著《改造》雜誌，向警視總監和刑事部長詰問。然而，這事件情沒有下文而告終。其中，岡田根據流言說，《改造》雜誌支付了15-20萬圓仲介費，才取得了這份文件。後來，普遍的說法是，該事件的真相非常複雜，除了當事人之外，沒有人知道真相為何。1950年3月號《真相》雜誌，以斗大標題「誰是下山總裁白皮書的洩密者？」

就披露二戰後日本的社會真相而言，《改造》雜誌的文字力道，絕不遜於《世界》和《中央公論》，如松本清張的《挖掘昭和史》系列作品一樣，都為那個時代留下諸多可貴的見證。1952年，《改造》的創辦者山本實彥去世，其後因家族經營的因素，雜誌的發行每況愈下，直到1955年2月號（售價120圓）停刊，但這看不出是因經營上或編輯方面所導致的，無疑留給那個時代的讀者們不解的謎團。然而，有些事情或許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所有藉由「改造」的方法，並以此建構新世界的媒體或知識人，它們必然都要直面「危險」的圍剿，幸運者僥倖保住性命，或者蹲坐數年苦牢，而那些命格薄弱的人則不然，他們很快就會被不容改造的力量處理掉，繼續待在社會深淵的最底部，繼續揮動筆桿與之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