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壇百年回憶錄》（7）

正如所有的理論思想的形成史，它們多半是時代的產物，在社會思潮的沖擊下，以最合適的形式表現出來，而我們正是透過這樣的線索，隱約看到時代的面貌的。「明六社」這學術團體的興起和消亡，同樣可以在這時代土壤中找到恰當的解釋。

一八五八（安政五）年，德川幕府因國力式微，不得不與西方國家簽定條約，做出退讓和妥協。例如，幕府容許西方人在日本境內的港口居留，並承認治外法權的存在。在日本愛國人士看來，這種做法等同於放棄了司法審判權，又戴上殖民地濃厚色彩的帽子，儘管這屈辱性的條約，直到一八七二（明治五）年，才告結束。然而，反過來說，正是因為這屈辱和不平等的刺激，當時日本的思想家更為勤奮思考，他們進而研究外國的法律制度，加速建構日本的內政體系，朝超趕西方列強的道路急速前進。明治政府當然看到了迫切的危機，必然要立即做出回應，於明治四年十二月，派出卓越的外交使節到海外：右大臣岩倉具視為特命全權大使，參議木戶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輔伊藤博文、外務少輔山口尚芳隨行。這樣的精英陣容的確體現出明治政府的維新求變，但是在日本國內依然有雜音存在，有待他們妥善地解決。

當岩倉具視這批訪外精英們離開日本之時，以西鄉隆盛為首的、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後藤象二郎、副島種臣、井上馨等人士，卻反對他們主張的外交政策。這從岩倉他們搭乘的船隻出發在即，西鄉隆盛極盡調侃地說，「他們一行人，若在太平洋沉船，反而省得麻煩呢。」看得出其衝突的端倪，簡言之，西鄉隆盛和江藤新平等人，有著強烈的排外思想，岩倉等使節團不在日本期間，西鄉等對外採取強硬措施。依照西鄉隆盛的主張，當時朝鮮頗為輕視積弱不振的日本，若發動戰爭（征韓論）攻打朝鮮半島，迫使開國的話，不但可以提高日本的國際地位，並有利於條約的修訂。此外，這種主張還有重要的目的，即用來解決明治維新以後，下級武士嚴重失業的問題。

從歷史角度來看，明治政府的維新政策，廣大的農民得以從舊有的封建制度中解脫出來，獲得自由公平的權利，實質上反而負擔增加，而且還得被徵兵加入軍隊。政府任用的官員歧視性地對待農民，沒有給予應有的尊重。這些不公平的作為，累積到某種程度，就成為農民群起反抗的成因了。一八七三（明治六）年，日本各地接連發生農民暴動，情況空前未有。不僅如此，明治政府廢藩之時，向舊武士階層發給金祿公債作為補償，有的務農為業，有的從商做生意，但是多以失敗告終，這股不滿的情緒更指向了明治政府的官員。質言之，當時社會出現兩種不穩定的因素：其一、舊武士有志難伸；其二、農民生活困苦。這就使失意的舊武士們找到宣洩的破口，進而成為農民暴動的指揮者。西鄉隆盛等人，看到這個好時機，認為他們可利用民眾對於社會的不滿情緒，轉移到強硬的對外政策上。於是，他們於是年八月，於內閣決議採取強硬的對外政策，等待岩倉視具等人返回日本來執行他們的策略。（待續-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