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與鐵的作家----宮本百合子

在此，容我用詩意的描述，有時候我很想念某些書籍的面貌，不需多久時期，它們就會以特別的方式呈現出來，讓我看見它們的正身。基於我個人經驗，我並不認為這是一廂情願，只是從我的角度看待它們。我甚至認為，這種密契般的經驗，並非源自美麗的誤解，它們早就收到我發出的電波了。因此，它們必定也會釋出智性的電波作為抒情的回報。它們真切地記得我的存在，記得我在尋找它們，正因為這樣，我更願意把這種書緣的生滅，解釋成簡單和美好。

我記得文友三國大介返回日本之前，我們暢談了一個下午，聊談的題目自然與日本文學和出版相關，我告訴他，不久前，我讀過宮本顯治的作品，但篇數不多，尚未得出其作品的全貌。但不知怎的，話題就這麼順流而下，直接引向了宮本百合子。於是，我們談起這位在文學成就上優於丈夫宮本顯治的女作家。就我閱讀《日本近現代文學史》印象所及，宮本百合子的小說及其隨筆評論，帶有無產階級的鮮明色彩，是那種置身在高壓政治體制下，仍然持續為日本的底層大眾出聲，敢於放言的正直之人。諷刺的是，現今的閱讀公眾（包括日本年輕讀者），似乎不認識宮本百合子這位小說家，更遑論其具有日本共產黨作家的身分了。姑且不論其文學觀和政治意識型態，我閱讀任何小說家的作品，最關注的是其小說中的思想性和藝術性的表現。在我看來，少了這些必要的特質，作為讀者的我們就可進行社會學式的自我祛魅儀式，從迷信所謂「名作」的叢林中脫困出來。

此外，還必須指出，在世界文學的發展進程中，似乎有個共同的現象，亦即每個國家的作家都是置身在特定的時代環境下進行創作活動的。他們在貧困的時代裡，尤其熱衷於以文學為名，讓全世界的無產者們得到解放，從這個意義層面而言，只要時代有此需求，它們輕聲呼喚幾句，輕易地就能把理想的文藝青年激盪得熱血沸騰起來。他們秉持這樣的文學信念，相信文學可以拯救弱勢和群眾，可以把世界整個翻轉過來，並給人性帶來溫暖和輝煌。在日本國內，在日治時期的臺灣，許多作家於年輕時期都參與過這樣的文學革命，他們在這股愛國與抵抗的浪潮中，確認了自己的文學價值，以及奠定了自己的文學基調。以檯面人物為例，推理小說大師松本清張、以寫實批判主義小說（日本主流文壇則視為扒糞小說）見長的山崎豐子，以及1995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都在這批狂飆突進的名單中。但反過來說，如果這種主張過度激進和暴烈（如中國共產黨標榜的工農兵文學），試圖以僵化的政治意識型態凌駕文學的溫厚本質，它們很快就會失去讀者，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1990年春天，我結束在東京的苦讀生活，就此開始整理行李，做歸國的準備。我租住在老舊木造公寓一樓，房間很小只有2.5坪，沒有衛浴設備，三個房客共用一個廁所，想洗澡的時候，就得到附近的共同澡堂，支付280日圓，方能徹底地淨身。以「家徒四壁」來形容我的處境最恰當不過了，何況我本來身無多物，除了鍾情的幾箱舊書之外，沒有任何值錢的東西。至於部分可用的家具，我全送給了同學，包括一張電暖桌（上萬日圓），因為他們與我同樣拮据。我有個怪誕想法，與其把家具廉價賣給同學，不如全部送出來個爽快。對我而言，這無疑是一種自我羞辱，一種自我降格的貶損，我豈能忍受這種內在譴責？因此，就更別提那些平庸的鍋碗瓢盆了，何不送給需物急迫的人呢？那時候，我打包了幾箱舊書，用小型拖車運到住處附近的郵局，以較廉價的船運方式寄到二哥位於臺北的租屋處，反正又不趕時間。上述這些瑣事並不重要，我想說的是12卷本《宮本百合子選集》（新日本出版社、1976-1978），就在這批隨船返臺的海運郵包當中。

只不過，這套書的命運並不順遂，它們抵達二哥於臺北市承德路的租屋處，不到一年因租約期滿，必須輾轉到石牌的義理街，其後又因生活的波浪遷徙到苦寒之地八里，安置於二哥的倉庫裡。從那以後，它們經歷多次風雨的侵襲，12卷本《宮本百合子選集》終至面目全非，成了一堆高尚的破爛，我實在是愧對它們。我現在之所以敘述這段往事，起因於無意間翻出了兩卷《宮本百合子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11月）中譯本。這套破舊的中譯本，我只買到了第二卷和第三卷，多年來我到中國的孔夫子舊書網搜尋，就是不見第一卷的蹤影。或許正如我手頭這兩本小說譯本一樣，是由中國的城鄉圖書館淘汰的，幸運地經由明目書社購得，才抵達我的書庫裡。以現今中國的閱讀品味，除了孤癖為樂的研究者之外，這種主題嚴肅給人增添心理壓力的寫實主義小說，必定要被冷落在外的，只有與之情感相連的人，才可能對它們青眼有加。而我就是那個補夢的人，說來奇怪，就在我自言自語的時候，我彷彿聽見了感性的分身說：「親愛的老大，我知道你的書庫很擁擠，但為了召喚你的青春回憶，我看你還是別做無謂的抵抗（無駄な抵抗をやめてください），老實地騰出位置來，迎接它們回來吧！」對於分身這個建言，我不表示贊同，也不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