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村美苗《日本語滅亡之時》

對於熱愛寫作的人而言，只要透過持之以恆的努力，敢於為自己立下紀律，歷經三年五載的付出，應該都能取得作家的位置。當然，每個人的特質和造化不同，人生的磨難變化多端，無法以一蓋全。以英年早逝的無賴派作家田中英光在例，他在文壇尚未闖出名號之前，經常遭到出版社和雜誌社退稿，即使他已經數度易稿，同樣不被理會，他因此產生怨懟之心，變得憤世嫉俗，反而朝著頹廢的深淵前進。

撇開這個作家美夢不說，要成為一名清醒而不被時代喧囂遮蔽的作家，就不那麼容易了。也許，夏目漱石的寫作狀態是個極佳的例證。英文學者水村美苗在《日本語滅亡之時》一書第四章「日本語という〈国語〉」中提及，1908（明治41）年，夏目漱石的小說《三四郎》開始在《朝日新聞》連載，而這個時點恰巧是日本在日俄戰爭（1905）中，打敗強權帝國露西亞的第三年。就結果來看，儘管這場戰役贏得艱辛，但勝利的果實終究是歸於日本所有，也受到世界各國的承認。換言之，這場極富近代史意義的勝仗，得以讓自1858（安政5）年以來，飽受西洋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的島國日本，終於有揚眉吐氣的機會，經由日俄戰爭之後，那片盤踞在日本史上空的陰霾就此消散了。

毋庸置疑，夏目漱石是小說家和知識人，以他的聰明才智，自然察覺到這段歷史氛圍的玄機，或者說，在他看來這個勝局並非那麼堅固。正因為如此，他才藉由《三四郎》中的廣田老師之口，說出「（日本終將）滅亡」，也就是說，縱然日本打贏了西方國家，但日本作為近代國家的基礎仍然脆弱不堪。果然，從那以後，日本由亞細亞的希望之星變身為激進的侵略者，不到半世紀的光景就嚐到「滅亡」的苦果了。相反的，夏目漱石《三四郎》的生命更為青春奔放，這部小說於1908年出版，出場人物不局限於日本人的觀點，甚至站在「世界格局」角度加以批判日本的。這部傑出的國民文學小說卓立於此，理所當然成為萬眾閱讀的對象。

但話說回來，即使像夏目漱石這樣的菁英仍有與時代共流、誤判情勢的作品。在日俄戰爭爆發之際，他曾經寫過題為「從軍行」措辭激昂的新體詩，或許事後他是深自懊悔的，所於在《三四郎》中更正自己的觀點，藉由出場人物代替他做出嚴正的聲明。由此看來，夏目漱石是個勇於反省的作家，而這樣的心理素質，不管在任何時代裡，都是值得我們持續呈現和挖掘的。而作家創作小說的同時，亦在揭明時代的面貌，用此筆觸繪製的畫面，提供給後代的讀者，讓他們也能如歷史學家般地拷問「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