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向的艱難----中野重治

就日本近現代社會思潮來看，它的命運在大正時期和昭和初期受到的壓制，可謂是前所未有的。尤其，進入1930年代以後，日本內閣在國內開始整肅日共人士與馬克思主義者，在思想領域裡，左翼的激進思想同樣成為官方壓制的對象。直言之，在這個恐怖的整風運動下，使得原先抱此信念的知識人，不是妥協宣布轉向，就是被迫轉入噤聲的狀態。正因為這個複雜的歷史頓挫，在日本文學史家看來，要評價那個時代的作家及其思想與定位，就顯得猶疑和多重困難了。而作為詩人、小說家、政治家的中野重治（1902-1979）的經歷，正是給評述者構成很大的挑戰。然而，我們若想避免捲入這場紛爭，而將描述視點轉向其作家內在化的變遷，或許不失為一種折衷方法。

中野重治出生於1902年1月，日本福井縣人。1924年，中野重治就讀於東京帝國大學德文系，這個學程為他日後翻譯奠定下重要的基礎。翌年，他與大間知篤三（民俗學者）、深田久彌（小說家）、舟木重彥等創辦同仁雜誌《裸像》。他在這雜誌上發表短歌、詩作，其後經由林房雄（文藝評論家，著有《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等書）和文友介紹，加入了該大學的新人會（學生運動團體）。1926年，他與久板榮二郎（劇作家）和鹿地亘（小說家）等人共同成立「馬克思主義藝術研究會」。不久，在熱愛文學的召喚下，他與窪川鶴次郎（詩人）、堀辰雄（詩人）等人，創辦同仁雜誌《驢馬》，其詩作〈黎明前的告別〉和〈歌唱〉，就是在此刊物上發表的，據說，芥川龍之介對此曾給予很高的評價。同年，他們之前成立的「馬克思主義藝術研究會」，併入「日本無產階級聯盟」（簡稱普藝），他出任中央委員，積極參與和推動普羅文學運動，陸續發表政治性的、戰鬥性的詩作，獲得支持者們的迴響。1928年，「全日本無產階級藝術聯盟」（簡稱納普）和「日本無產階級文化聯盟」組成共同陣線，他亦是其中的要角。在這段期間，他發表了評論文章〈關於藝術的若干隨想〉，以及小說〈鐵的故事〉等作品。

1930年，中野重治與女演員原 泉子結婚，而她正是《致愛妻書簡》中的主角，亦即中野重治被補入獄後，他捎信要求妻子送附其愛書籍，並婉言傳遞反抗者的心聲，極其重要的對象（橋樑）。正如前述，1932年以後，日本政府對於共黨份子和激進左翼人士的鎮壓不斷強化，他作為黑名單人物，沒能逃出那次的逮捕行動被投入牢獄。直到1934年，他幾經思索折衝，宣布思想「轉向」，因而獲釋出獄。在那以後，他以文學家的立場，繼續撰文批判社會時事，只是與之前稍有不同，也就是他不再將批判的矛頭指向官方。他陸續寫出了五部轉向（心路歷程的）小說。不過，他這種精神思想的巨大轉向，最終難免引來同志和支持們的批判，更嚴厲的指責是，將「轉向者」一詞，明白無誤地置換成「變節者」。不僅如此，進入中日戰爭的1937年，一紙禁令重挫了中野重治的文筆生涯。因為他與宮本百合子（小說家）、戶坂潤（哲學家）和岡邦雄（科學史家）等作家，遭到了停筆的處罰，這意味著他不得不暫避風頭，或者轉入隱微的方式，等待時機再起。

隨著時間的推移，太平洋戰爭開打之際，中野重治的父親去世，他必須趕回家鄉福井縣處理後事。不過，他這趟奔喪之行同樣沒能躲過嚴密的舉發。確切地說，在二戰期間，他並非完全停止創作，依然發表了若干作品，以〈短歌詩人齋藤茂吉的聲音〉一文，引來文壇的矚目。爾後，日本的戰局愈加吃緊起來，國內的文學團體組織，亦出現了微妙的變化。例如，經過改組以後，文藝家協會被併入日本文學報國會（實質為情報局的外圍組織）。彼時，中野重治有意加入日本文學報國會，但擔憂自己過去參與左翼運動可能被拒於門外，特地寫信給小說家菊池寬，請他代為申請入會。從那以後，他和詩人高村光太郎的戰時經歷一樣，富有才華的筆鋒突轉，開始發表支持日本戰爭的言論，對於眾多大學生被徵召到前線，執行特攻的任務，為國家玉碎捐軀的時代悲劇，的確沒有為這些同胞投予溫暖的凝視。

然而，這畢竟是中野重治做出的抉擇，在國家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下，每個作家幾乎都無從倖免，他們必須在歷史良知與懺悔的界線上拔河，川端康成等作家就選擇沉默以對，寧願沉浸在唯美文學的汪洋大海裡，也不參加軍部召集組成的「筆桿部隊」為其歌功頌德。或許可以這麼說，正因為人既要面對自身的矛盾，又無意成為尼采筆下的「超人」，在關鍵時刻裡，當然就無法滿懷自信地向可怖的時代開砲了。話說回來，我們若回到人性的層面上，不帶先入之見地閱讀中野重治於1933年紀錄的獄中書簡----《致愛妻書簡》上/下（中央公論社），也許可以獲得更多理解，一個被囚禁的知識人，在逼仄的牢房裡，如何度過屬於自己的精神生活。（下文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