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紙張致敬的年代（6）

進入1946-1948年期間，占領軍在日本逐步推動民主體制，但對於新聞報刊和言論管控，仍然沒有出於托管政府的慷慨而放寬尺度。1950年，美國對日本頒布了《新聞出版準則》（Press Code），形同一道形式善意但實質控制的準則，儘管這準則沒有法源依據，代表占領軍當局的方針，但誰要是逾越了這條紅線，就得受罰懲處。具體地說，每個雜誌發行之前，必須提示校樣送交審查。就內容方面而言，當然不得批占領軍的各種作為，含沙射影似的或社會重大新聞的報導也不行。例如，像政府所配給的砂糖裡有跳蚤等等都要迴避。二戰前，日本軍部的做法是，以○○ⅩⅩ方式標示，美國占領軍的審查部門則更為強悍，那段文字必須全部刪除，對於作者這等於重新撰寫，而且在事前審核的把關下，所有陽奉陰違的想法，絕不可能鬼偷渡成功的。

對於這種不平等限縮言論自由的做法，日本出版界和新聞人自然憤憤不平。在他們看來，執行這項惡劣準則的是，出身夏威夷的第二代日裔美國人，因為他們並不了解日語詞彙中的微妙之處，有時連主詞和受詞都不懂。以前，日本軍部的審查官員態度嚴厲，但是畢竟同為日本人，各種瞹眛婉轉的語法表現，他們彼此都能心領意通，也就是說，被檢閱的一方，尚能表達自己的理想和堅持。不過，這種在日語傳統下所擅長的特色，在支配者的眼裡，則是全無用武之地，被悍然地排除在公眾的視野之外。以日本小說常見的用語為例，日本作家習慣用「在○○町，○○村」來呈現某個地名。可這樣一來，美軍的審查官就會要求，「必須清楚寫明地點」，干涉到如此細微的地步，無不令日本人悲憤。

在這種特殊氛圍的狀況下，卻吊詭地助長了查禁的風潮，而且這樣的自我查禁，是由日本警察率先執行的。例如，美國作家諾曼．梅勒的小說《裸者與死者》，以及《紅與黑》、《自由》色情雜誌等，都遭到了查禁的命運。在日本警方看來，雖然他們不能使出《出版法》這個武器，卻能用《刑法》中「違反善良風俗暨散布猥褻書刊」的罪名來懲罰違反者。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是一記落在書刊雜誌頭上的轟雷，讓他們不得不面對內部尖銳勞資糾紛的同時，無疑陷入腹背受敵的境地。所謂的勞資糾紛，包括工會要參與出版社的經營方針，以及編輯與資方（出版社），在薪資調幅方面的對立。但更令出版社頭疼的是，占領軍甚至以各種或明或暗的方式介入，使得這樣的紛爭愈加複雜難以解決，最後弄到勞資雙方不歡而散。

就新聞媒體方面而言，有《讀賣新聞》的勞資糾紛，在雜誌方面，則是中央公論社，兩者幾乎鬧得沸沸揚揚。例如，在由美國主導的「獵紅．肅清共黨分子」的大旗下，原本只是出版社內部的紛爭，亦即美軍認為社長有共黨嫌疑而以強制解職，資方高層希望工會提出抗告的要求，卻遭到了工會方面的拒絕，這讓嚴峻的情況每況愈下，有許多高階幹部因而請辭。最有名的事例，即出版過大型文學小說全集的改造社了。在改造社內部裡，編輯部和工會以及經營團體向來是冰火不容的。偏偏GHQ這時又介入干涉，向資方要求解雇編輯部的左翼份子……。回溯當時的背景，正值朝鮮戰爭前後，也是美國大力掃除赤色分子的政治運動的高峰。簡明地說，所有加入日本共產黨的高層幹部全部被解除職務，而這股掃共風潮還撲向了教育界和財經界，出版界只是這政治狂浪的最一波而已。在山崎豐子的長篇小說《不毛之地》中，就有詳細而深刻的描寫，為這段歷史面貌增添完整的輪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