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桿下的戰場：高見 順（下）

據高見順回憶，他急忙地趕赴到大阪，幾個朋友專程為他舉行了歡送會。其後，菊池寬在山水樓設請晚宴招待此次被徵召的作家們。依照日本的生活習俗，在這種場合裡，作家們拿到高額的餞別費，頗有「此去不復返」的意思。1943（昭和18）年8月發行的《文藝年鑑》裡，刊載著「擔任軍隊報導組員作家名單」，共分為五個戰區：（馬來西亞）……中村地平、井伏鱒二、中島健藏、小栗蟲太郎、海音寺潮五郎等。（緬甸）……岩崎榮、清水幾多郎、豐田三郎、高見 順、小田嶽夫。（爪哇．婆羅州）……大宅壯一、阿部知二、北原武夫、武田麟太郎等。（菲律賓）……石坂洋次郎、尾崎士郎、今日出海、火野葦平、三木清等。（海軍）……石川達三、海野十三、丹羽文雄、山岡莊八等。

編入馬來西亞和緬甸的作家們，集合地點就在大阪。不過，他們事先並不知情，而是報到後獲知此地的。他們進入營區後，開始接受新兵教育，訓練期間很嚴格，犯錯者得挨受苦頭，不給飯吃，不許睡覺，每日生活戰戰兢兢。根據了解，這批被徵召來此的新兵，除了作家之外，還有畫家、漫畫家、新聞記者、攝影記者，以及其他民間人士。另外，在其他的營舍裡設有宗教班，也就是佛教學者和僧侶，都被徵召來到此地。至於外語能力較強的通譯班，就是從貿易公司的外貿人才徵召而來的。在高見 順看來，他宛如關押在牢獄裡的囚犯，簡直度日如年。類似這樣的痛苦經歷，中島健藏在其文章〈昭和時代〉中，極具諷刺意味地說，「……我收到徵召令，最初到東京都廳報到的時候，我看到了幾個文友----三木清、清水幾多郎也在其中。坦白說，當時我們對於軍部的印象不佳。而且，有流言指出，從文字面來看，「徵」字下面有個「心」，拼合即成了「懲用」。彼時，他們與外界幾近完全隔離的狀態，不知道這則傳言。他們索性自嘲道，這並非「徵用」作家，而是用來「膺懲」作家。

在這封閉的軍隊生活中，存在著矛盾的情結。作家被徵召來到此地軍事訓練，已經非常苦悶，若因為運氣不佳，與右派作家同個班，精神苦悶可想而知。據悉，編入緬甸方面的作家們，沒有遇到類似尷尬的、有苦難言的場面。不久後，高見 順和其他宗教班和通譯班的士兵們，一併登上運輸船，如同被關在仄逼的「蠶室」。直到這艘船駛離大阪，正開往香港近海之際，他們才收到告知，12月8日已經正式開戰。豐田三郎這樣寫道：「……我聽到來自收音機的廣播聲，伴隨著不尋常的雜音，並不時傳來激昂的軍艦進行曲。首度消息指出，（日軍）攻擊珍珠港的告捷成功。我們為此激動不已。想不到首日開戰即取得輝煌戰戰果，籠罩我們心中的危懼，頓時似乎煙消雲散了。」

高見 順坦承，當時，他也抱持這種想法，完全被那種持續昂揚的戰情所壓倒。尾崎士郎回憶當初的心境，「12月2日，我們的運輸船在臺灣高雄的近海等候命令，12月8日，行經澳門之時，我方六、七十艘船隊已緩緩前進。那時候，我不知道正航往菲律賓的方向，以為往法屬印度支那。在船上，我們收聽消息的時候，很難判斷是否為真實。我心裡充滿不安。這並非擔心戰爭的勝敗，而是因為處於與外界隔絕的狀態中，你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更無法預測未來的前途，所以感到焦慮不安。」